近期，法国推动了伊斯兰移民的相关立法，引发了法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对伊斯兰问题的社会讨论，不仅带来了法国社会的分裂，也带来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面对伊斯兰问题，政教分离的法国何去何从？
2020年10月2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做了一次讲话，警告人们要当心“伊斯兰主义的分裂主义”不断上升的威胁。马克龙坚称，那个激进的政治计划，正在考验世俗的法国共和国的抗冲击能力，并危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渎神的权利”。两周后，法国教师萨缪尔·帕蒂（他在一堂关于言论自由的课上向中学生展示了2012年《查理周刊》上描绘先知穆哈默德的漫画）被一名十八岁大的车臣穆斯林难民阿卜杜拉赫·安佐洛夫杀害。
在萨缪尔·帕蒂遇害后，法国政府提出“一个加强共和国价值的法律草案”，意在强化法国的世俗性（laïcité）原则。世俗性在英文中经常被翻译为世俗主义，它指的是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后者在法律上确立了国家世俗主义。该法第一条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并保障公民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二条则表示，共和国不会承认、资助或补贴任何宗教派别。同时，法律宣布所有宗教建筑都是国家财产，并免费供宗教协会使用。此后，天主教教会和法国国家之间开始谈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和解，这个复杂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今天，许多人质疑，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安排和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少数宗教和满足日益多元的社会的需要。但在这个语境下，马克龙总统却推出一部反“分裂主义”法来捍卫世俗性，把伊斯兰描述为“陷入危机的”宗教。
马克龙在发表关于反对分裂主义的演讲
01
法国世俗化的古今错位：从保护信教自由到霸权式文化规范？
上个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这个立法动议。本月，上议院也围绕它展开了讨论。反分裂主义法包含五十一个条款，它是对一种关于世俗性的特殊理解和作为法国民族计划支柱的共和国价值的进攻性防守。根据它所提倡的那种理解，世俗性被看做应对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之挑战的根本之策。它的支持者相信，当前，移民，特别是那些有穆斯林背景的移民，某些形式的严格的宗教实践，和一个讨厌的、由“警醒的”学界人士和活动分子（这些人坚持把其他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种族和政治问题引入法国）组成的团体正在围攻法国式的“共同生活”。如果通过，反分裂法将监控法国清真寺接受的国际资助，限制网络上的仇恨言论，并增强国家对宗教协会的活动和公共责任的监管。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个与此次立法讨论密切相关的措施：它要求限制在法的外国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领拜人”、“表率”、“率领者”。指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群众举行拜功的领拜师，与中国清真寺的阿訇相同），并对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CFCM, Conseil Français du Culte Musulman]施加压力，要求它制定一个《法国伊斯兰原则宪章》。这些举措，实际上是在帕蒂遇害后的创伤语境下要求（穆斯林）明确展示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忠诚。宪章遭到了法国穆斯林的严厉批评，他们质疑CFCM的代表性，并对这次以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方式来规定他们的宗教实践的新尝试表示担忧，
然而，这只是政府培养和设计一种经过改革的“法国伊斯兰”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这种法国式的伊斯兰，将与政府提倡的那种关于世俗性的特定诠释，以及更广泛而言的共和国价值保持一致。各种人权和公民权组织警告人们，政府推动的这次立法将对公共和个体的自由产生影响。法国穆斯林人口中的显著多数，也把它诠释为依照反恐战争的目标来监控，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限制穆斯林权利的工具。在这个紧张的语境下，2020年11月，法国内政部要求解散致力于保护法国穆斯林公民权利的组织“法国反恐伊团体”（Collectif Contre l’Islamophobie en France, CCIF）。要求解散CCIF的部门法令，指控该组织培养与伊斯兰主义和激进思想家的联系；此外，以与恐伊症斗争的名义，在法国穆斯林中传播恐惧。
CFCM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Mohammed Moussaoui）、巴黎大清真寺的负责人Chems-Eddine Hafiz和CFCM的其他代表在签署了世俗主义“宪章”之后，于2021年1月18日在爱丽舍宫举行招待会。
反分裂主义法的第四条，也引起了支持言论自由的人的不满；因为，它为威胁或袭击民选官员或公共部门雇员的个体罗织了一个新罪名。乍一看，惩罚对民选官员或公共部门雇员使用暴力的行为看似合理。但是，这个条款是反分裂主义法这个一揽子立法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使人不得不担心，检方可能有选择地利用它来针对基于宗教自由的豁免申请，以及一切形式的合法异见（检方可能把这样的异见表述为对共和国的威胁）。
至少在过去三十年里，关于伊斯兰的论战在法国每年都会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循着可预测的规律回归。关于头巾、罩袍、全身泳装、清真食品的和这次关于分裂主义的公共争论，也改变了世俗性（的意味）。在历史上的天主教多数至上主义语境下，世俗性曾是一个保护信教自由的法律原则，如今它却变成了一种被用来反对宗教少数、服务于排除性的政治计划的霸权式文化规范。
在帕蒂遇害后，许多评论者和政客大谈渎神的权利，并鼓励炫耀性地展示《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可矛盾的是，在法律上保护渎神权利的同时，他们又否认批判地质问世俗性本身的权利（世俗性因此也就变成了不可亵渎的神）。渎神权的支持者，把它理解为世俗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们又把世俗性摆到了不容争辩的超然位置上，不容许对它进行批判；然而，他们声称要保护的，恰恰又是这个批判的权利。
“《查理周刊》事件”五周年之际的悼念
02
在当代法国，是否捍卫世俗性，变成了甄别谁忠于共和国、谁是异端的标准。像埃里克·法桑（Eric Fassin）那样的顶级社会学家，也因为在著作中批判法国反暴力极端主义政治的某些方面，而遭到死亡和暴力威胁。两名右翼议员在推动立法使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不端”入罪时，要求对学院里的社会科学家进行调查。右翼议员、共和党的朱利安·奥贝尔（Julien Aubert）在推特上攻击了几位学者，其中就包括历史学家克里斯黛尔·拉比耶（Christelle Rabier），奥贝尔试图通过给她贴上伊斯兰-左翼（Islamo-leftist）的标签来诋毁她。拉比耶也以“公开侮辱”（injure publique）的罪名对他提起了诉讼。
这些动向，响应了法国知识界某些保守圈子里流行的一个更加普遍的趋势：这些人为后殖民研究、种族和族群研究和性别研究的“邪恶”影响而哀怨不已。他们以含混的方式把这些领域归为一类，严厉地斥之为对共和主义的威胁。根据他们的论证，这些领域在法国学界影响力的上升表明，美国种族理论正在渗透、毒害法国人。在他们看来，这些被移植到原本“没有种族歧视”的法国语境中的研究进路，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并对共和国的统一构成威胁。持这些看法的人还恶毒地攻击了《华盛顿邮报》的通讯记者詹姆斯·麦克奥雷（James McAuley）和《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本·史密斯（Ben Smith），说他们在报道法国的分裂主义争论时，鼓励此类对法国少数处境的据说是煽动性的曲解。所有这些攻击，把共和主义（法国的共和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即，把共和国的普遍利益置于次级群体和个体的私利之上）变成了一种仪式主义的清教主义。这种对国民共同体的狭隘理解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排除和规训被认为不端的行动和思想。
上周，高等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也参与了论战，在公布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调查“伊斯兰-左翼”在法国大学中所造成的破坏的计划时，她对学界发起了尖刻的攻击。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兰-左翼”是来自左右翼的保守知识分子和政客提出的一个模糊的范畴。这个范畴被用来描述左翼学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所谓联盟，即前者用自己的著作为不自由的话语和针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暴力发展提供语境，充当后者的喉舌。根据维达尔，CNRS的调查意在区分研究和活动。她的声明引发了大规模的批判和谴责浪潮，大学校长、学生会、学会和CNRS自己都对她的说法表示抗议，所有这些个体和群体都谴责这个计划很危险，它会严重侵犯学术自由，与猎巫运动没什么两样。之后，CNRS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反对使用“伊斯兰-左翼”这个不科学的范畴，认为它是政客管制关于伊斯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2月20日，《世界报》刊发了由CNRS绝大多数成员，共六百名学者联署的要求部长下台的请愿书。
法国高等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Frédérique Vidal）
诉诸世俗性的做法，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法国的/法国性”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其中就包括酝酿已久的，关于同化、种族和宗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计划及其在海内外的各种殖民表达中起到什么作用的讨论。当代世俗性的捍卫者，即当代的共和派，使自己重新致力于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努力，试图禁止人们公开争论和讨论世俗主义的历史、法律和政治。这些争论和讨论，经常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种族政治表示赞同。那种种族政治是外来的，世俗性的捍卫者们声称，它给法国带来了分裂。这种草率的噤声，把种族主义、宗教和殖民主义推到合法的公共讨论的边界之外。而这些问题，又需要公共的讨论。
在最近的几周、几个月里，法国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呼吁人们关注穆斯林面临的歧视，和关于反穆斯林种族歧视在殖民时期和当代法国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面临的限制。法国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学者，也和抗议者站到了一起。就像米拉·坎达（Mira Kamdar）和纳迪亚·法迪尔（Nadia Fadil）指出的那样，以“言论自由”和反恐的名义禁止讨论种族、宗教和言论自由的限度，是极其反民主的。把所谓的可疑人口（这些人往往处在此类讨论的风口浪尖）打成罪犯，会使怀疑移民和更普遍而言的外国人的氛围常态化。比如说，反分裂主义立法的一个方面，是限制在家教育，并明确要求必须用法语来教学。这赤裸裸地展示了法国的仇外倾向，即便支持立法的人坚称，法国穆斯林个体不是外人也不是外国人，而是法国公民。
批评此次立法的人相信，应该通过一组在不同层面上、在不同时间起作用的互补的方法，来应对法国吉哈德分子（比如说，杀害帕蒂的凶手）的极端暴力行径。只有通过教育者、社会工作者、情报人员、宗教领袖和社区协会的合力，才能理解和减少法国这部分人口的暴力。获得教育、工作，以及在法国社会中进步与实现自我的平等权利，才是核心问题。那些批评立法的人也充分意识到预防与威慑的复杂性，与在被《查理周刊》、巴塔克兰和孔夫朗袭击事件的创伤记忆纠缠时所做出有效回应的迫切性。在他们看来，反分裂主义法，不但不能起到预防极端暴力的作用，还会进一步疏远拒绝暴力极端主义的法国穆斯林，把他们污名化。
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歧视的示威者于2019年11月10日聚集在巴黎。
03
虽然人们经常在法国国内政治这个更加有限的范围内思考世俗性，但世俗性也和法国的各种殖民计划存在着历史的联系，而这个联系又充满了纠结。反对审查今天的讨论方式之一，就是强调法国殖民史上的伊斯兰与世俗主义的复杂政治。作为现代化发展组合的一部分，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对世俗性做出了坚定的政治承诺。在1905年的法律在法国国内因为把法国公民从各种宗教机构的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而被歌颂的同时，这部法律于法国在北非保护国和殖民地的解放政治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和后果。像拉贝尔·阿希（Raberh Achi）、奥依希拉·萨依迪亚（Oissila Saaidia）、默罕默德·阿梅尔·梅齐亚纳（Mohamed Amer Meziane）和托德·谢波德（Todd Shepard）那样的学者，已经讨论过北非的法国殖民政权是怎样利用宗教的范畴化（即给不同宗教分门别类，然后分别给予优待和歧视）和公民权利，来推进帝国的征服计划，以及对殖民地分而治之。1905年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地的穆斯林公民产生积极的或解放的影响，是极具争议性的。
法国国内关于世俗性的讨论，和法国的殖民与后殖民状况从来都是分不开的；今天，法国还在延续那个在当代全球政治中，通过援引世俗性来抢占道德高地的遗产。反分裂主义立法和全球反恐战争（GWOT）有关，它旨在强化共和国的原则，呼吁一种军事化的世俗主义——这些联系是重要的。GWOT的思维框架，使人们短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恐上。正如布鲁诺·夏尔博诺（Bruno Charbonneau）等人在他们关于法国对马里的干涉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反恐遮蔽了地方形式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而所谓的“恐怖分子”，经常援引这样的权威和合法性来为自己的事业正名。就像夏尔博诺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的标签使这些团体、运动和动力机制和它们的历史的和当代的联系的语境脱离”。和GWOT一样，反分裂主义法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造有暴力倾向的穆斯林上，而这个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使可疑的个体和群体与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脱离来完成的。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
在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受马克龙委托撰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殖民化记忆的主题报告发布后，人们又围绕分裂主义展开了讨论。这个报告分析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历史，并为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提出了建议。报告受到了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和政客的广泛批评，在后者看来，这个可憎的报告表明，法国试图在不参与艰难的双边和交互工作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政治和解的条款。报告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承认法国殖民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暴力行径。就像阿丽拉·阿祖雷（Ariella Azoulay）最近在对帝国抹除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历史行为的有力批判中所表达的那样，报告实际上是在为殖民暴力背书，它认为这个暴力带来了进步的结果。在《外交政策》上，纳比拉·拉姆达尼（Nabila Ramdani）写道：“毫无权威可言的斯托拉报告，在洗白殖民罪行的同时，假装对正义感兴趣。”努尔迪纳·阿玛拉（Noureddine Amara）也在其他地方指出，斯托拉“优先考虑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重新）制造一个民族”。
就像在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讨论中一样，在关于分裂主义的讨论中，官方也以牺牲多样性、交互性和平等为代价，自上而下地要求统一。斯托拉报告和“分裂主义”讨论同时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马克龙“非右亦非左”的意识形态缺陷。关于共和国原则的法案，意在使右翼选民安心；而斯托拉报告宣布与殖民记忆和解的条款的尝试，则意在向左翼求和。但报告的种种缺陷，反过来又确认了这点，即政府试图强加一个围绕移民、伊斯兰和殖民主义问题的共识。而这一点，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非右亦非左”听起来是中派的修辞，实际上服务于一个与右翼一致的政策计划。
2017年9月23日，反对马克龙劳动政策的示威活动，法国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在人群中挥舞旗帜。
04
在这个紧张的语境中，对于支持反分裂主义法案和调查“伊斯兰-左翼”的人来说，捍卫世俗性变得近乎于某种宗教正统。选择用“渎神的权利”这个术语来为冒犯穆斯林的情感、测试他们能否成功融入法国社会的权利辩护，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像法国自以为的那样世俗的国家，把“渎神”的语言这样一个属于宗教规范性的概念引入公共领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严格来说，在世俗的公共秩序框架内，是不可能存在像渎神那样的事情的；在这个框架内，只有可以根据其扰乱公共秩序的可能性来管制的自由言论。在一个世俗共和国，确定什么算渎神或什么不算渎神的标准是什么？“渎神的权利”这个术语表明，人们在以神学-政治的方式使用世俗性这个概念。不过，承认这个转变和与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世俗性从一个法律原则变成了一组被用来规训异见的规范）斗争，不等于就是在给暴力正名。最近，世俗性的坚定捍卫者声称，法国的社会科学通过其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语境化工作（“解释就是辩解”）与暴力合谋。这一主张恰恰例示了，异见是怎样被打成异端的。
用宗教研究者斯宾塞·迪尤（Spencer Dew）的话来说，在今天的法国，世俗性的用法表明“法律的反自由的宗教化”（illiberal religification of law），即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律被宗教化了，而这，是有悖于自由主义原则的。迪尤用这个概念来展示某些宗教社群是怎样把“法律系统当做一个可以用来反对国家的工具”来使用的。在这些情况下，法律系统变成了超越国家的手段。讽刺的是，在法国的语境中，把法律变成宗教的，恰恰看来是那些倡导以世俗性为中心展开更加严格的立法工作的政客们。这个反自由的举动，把一种经过重新表述的世俗性置于国家和政治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给了它一个神圣的地位。
巴黎索邦神学院举行的全国纪念活动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萨缪尔·帕蒂的棺材前致敬。
2月1日，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Gerald Darmanin）在广播上指出，“我们不能与拒绝把共和国的法律高于神的律法写在纸上的人交谈”。就像奥利维耶·勒瓦（Olivier Roy）所指出的那样，这类引起争议的主张，表达了一种“对宗教是什么、以及宗教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的位置的惊人的无知。没有一个信仰者会说共和国的法律高于神的律法”。部长的话，完美地体现了法律的反自由的宗教化倾向。世俗性在法律上引入了一个形式模糊的，独立于主权者的超-国家权威。它的力量，就在于这个与国家的纠结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它既体现了国家的权威，又凌驾于国家的权威之上。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法国政府就一直执著于改造伊斯兰神学和培训伊玛目这个工作；而这份执著，就是这个从政治到法律和从法律到主权的双重运动的标志。在支持强化共和主义的新法案的人看来，伊斯兰是一种给共和国的法律秩序带来威胁的竞争性法律秩序。这种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像伊扎·乌桑（Iza Hussin）等学者所展示的那样，人们一直在把伊斯兰法（重新）发明为现代国家的特定的“问题-空间”。
法国穆斯林游行
05
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计划：安抚右翼的豪赌能否成功？
最后，当代把世俗性抬高到政治与历史之上的尝试也表明，政治精英越来越不信任法国社会了。近年来，在法国乃至全球，反对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和对公民自由权的压制的草根运动发展迅速。这些抗议，代表了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政治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然而，法国当局却经常把这种国际团结和跨国学习理解为境外输入的产物。法国的种族和宗教少数表达的（因为种族主义、经济不平等和街区被隔离，公共服务匮乏而产生的）愤怒，与在美国激励“黑命攸关”运动的那种义愤类似。但许多法国政客和知识分子却对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法国发生的抗议浪潮表示谴责，认为那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症候而已。如此看来，我们离启蒙运动“敢于思考！”的格言还很远呢。可笑的是，那些捍卫渎神的人，却号称自己是在实践那个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