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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文学讨论会意义不大，一群人互相吹捧。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理念，理念都没有，那不就是“作文”吗？你那个语言的艺术不就是贫嘴吗？有人说：你们过去读的那些文学作品，不足以构成支撑一个国家的精神资源，轻易地就把一些文学经验、经典作品给否定了。这是文学教育的问题，现在的大学推行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但唯独缺乏的是我们中国自己历史的经典化过程。
此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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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很少参加文学的会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今开文学的会，该怎么说话。
我参加过几次文学会，但大多是亲友会。第一次参加的是朋友孩子的新书发布会，是当亲友团，很受“教育”，那个“文学形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没见过的，是一个大型的发布会，作者坐在中间，我作为“亲友”很荣幸地坐在了一位大作家旁边，真觉得挺受宠若惊的。
这个形式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很不一样，像是明星制。我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明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标准，现在的年轻人很不容易，我不能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给年轻人，在那样的场合，即使有点不同意见，但说让大家扫兴的话，那是很无礼的。
虽然不写评论了，但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我也看。最近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我就看了。我自己也曾经算是文人圈子里的人，我自己是有很大缺点的，刚才福民说文人传统，我看还真值得反思一下，我自己生活脱离群众，理论脱离实际，多少年不改。多少年都保持这么一个“文人传统”，一点不动摇，也真是不简单。
刚才云雷讲新社会主义是吧，更准确地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或者正在开始，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包括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觉得那种心态就是“改革没开盼改革，改革来了骂改革”。
历史上的改革都是倒逼出来的，是面对巨大的危机，怎样把危机转化为契机的问题，是在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条道路的问题，不是谁事先想好了一个完美方案，照着做就行了。
今天，我们面对的环境变了，许多新的问题、挑战暴露出来，而新的东西，只能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回应这些挑战的实践中找出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新式说法和新式理论，但新说法和新理论，这不是拿在手里好看的，不是搬来开会用的，而是要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从实践里来的。
现在很多人搞文化研究，搞后现代、后殖民。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看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和《黑皮肤白面具》，今天这个书都没有了。什么香港人就要做高等华人，什么台湾民主大陆专制等，这些都是法农曾经阐述、批判过的东西，比今天后现代、后殖民揭示得更为深刻，但可惜的是，连这样的理论都少见了。
法农《黑皮肤，白面具》（图/新浪博客）
福民对“文人传统”的批评是对的，这个“文人传统”的一个突出缺点，就是脱离“全世界受苦的人”，鲁迅说，毛主席也说，要对受苦人有感情，陕北话里面“受苦”的意思就是“劳动”，所以，受苦人就是劳动的人，要对劳动人民有感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时候开文学的会，会感觉都没说到点上去。大家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怎样才叫写得好，怎样又叫写得不好呢？
你要以卖得好为标准，那很多中学生的作文卖得好，因为现在少年儿童是很大的阅读群体，少儿是个极大的市场——我们很多作家其实不是作家，而是“作文家”，我自己充其量也是这样的少儿作文家。这总算是一个标准吧。还有各种各样的“纯文学”，比如说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是说话的艺术，这当然没有错的，但是，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产物，语言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交往问题的体现，如果回避社会问题，回避社会关系、社会交往，那你这个语言的艺术，就是贫嘴了。这是一个小圈子。
有人说，我是写人性的，大家都是人嘛，文学超越价值观。这话不对，人里面起码有好有坏，王二小是好人，杀了王二小的日本鬼子是坏人，这是起码的标准，如果连这个标准都没有了，都和谐掉了，那长此以往，在社会上，就是坏人得势，好人倒霉，日本鬼子再来了，也就没有王二小了，我们都是顺民了。讲百家争鸣，不是没有是非，讲各抒己见，不是允许贫嘴瞎掰，把歪理当真理。
有人说，我就是要优雅，就是要脱离理念。
有理念就叫不好？刚才冯敏主编说到托尔斯泰，说岁数大了以后，就会看《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那条线索，因为没有那个，就没有托尔斯泰了，这很对。梵高立志生活在农民中间，一心一意画农民，你看那《吃土豆的人》，都是理念。有理念怎么就不对了？
梵高《吃土豆的人》（图/ARTDEN）
我看有些文学会议讨论的事没什么意义，因为它讨论的事，与真事距离太远了，一群人互相吹吹拍拍，钱钟书先生说是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的人、莫名其妙的会。一个圈子，形成了利益，就更不好了。
刚才谁说一个小说有很多理念，那就不成；这个小说没有理念，它就成。理念都没有，那不就是“作文”吗？你那个语言的艺术不就是贫嘴吗？我觉得我们整个文学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理念，我们正处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当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各个领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学怎么能不变化呢？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理念，缺乏来自中国实践的鲜活的理念。你去写反腐，公务员看了都嗤之以鼻——公务员的生活就是成天开会？瞎掰。
上世纪八十年代理论和创作互动的时候，作家和批评家可以对话，那是因为大家都有思想，有理念，这些思想、这些理念，尽管幼稚，但大家都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发展，这是一致的。今天我们多少批评家，他们在那里骂张承志，可是，他的思想能力能赶上张承志吗？你根本不知道张承志写的是什么，怎么可能跟他对话？
张承志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人不关心他自己，他关心中国，关心世界。“踏着贫瘠的土地登上长城，远方一条大河蜿蜒流过，这是你和我的故乡，清贫的中国”。这是境界啊！五四以来，我们形成了中西文明比较的框架，这是一个很片面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就很少注意在中西之间还有伊斯兰文明，这个文明不但在我们外部，也深入到我们内部，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