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丰
凤凰周刊一篇《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有编制扫大街也行》文章被刷屏，其实，作为新闻的主体，“哈尔滨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硕士学历”，这件事明明是发生在2012年，5年前媒体的报道就已经被热炒，但是，如今人们仍然像对待一件新事物一样。
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5年前报出这个新闻的时候，东北的GDP还处于正增长阶段。3000本科生为了编制争着扫大街，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振兴东北，某种程度上只是大型国企的重组，也是编制的重组，而并不是社会形态的更新。
《凤凰周刊》的报道更多展示的个人对编制的苦求。一个叫吴天君的人，从2009年大学毕业开始，参加了9次公务员和国企的考试，为了能通过老家吉林省抚松县一家事业单位的面试，父亲到处借钱凑了20万来打通关系，但以失败告终。而吴天君的邻居张静，硕士毕业5个月后，也在苦苦等待能进入体制的机会。
花20万进入县城的事业单位，即使能成功，每个月两千元工资，要七八年才能把这20万给挣回来。从2009年大学毕业开始，一个青年将用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这种对“编制”的狂热，着实让人叹息。很有可能，在东北的县级市，整个社会，都以编制为核心而组织了起来。一个副科级干部，如果拥有实权，也能成为县乡一个社交圈的中心，而要成为这样的副科级，却要耗尽整个家族的资源。
这种现象，不是东北所独有的。连续多年的公务员考试热潮，说明在全国范围内追求编制已经相当有普遍性。这个国家，有一部分已经彻底爱上变动不居的生活，在新经济和创业领域，冒险和赌博精神已经相当普遍，而另一部分，则对这样的“进步主义”世界观彻底无感。他们不喜欢“变革”“进步”这样的时代宠词，而是发自内心地迷恋稳定性。
▲新闻图：2016年7月2日，辽宁沈阳，一公务员考试面试考点外排起长龙。
一部分人向前，而另一部分龟缩，这当然正常的。除了北上广深，或者相对外向经济主导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区域，中国大面积地方都有点像东北，只是没那么夸张而已。大多数内地三线城市，青年都在为编制而奔走，这也是“北上广”的外地人不敢逃离到家乡的原因。
以都市报为例，90年代都市报兴起的时候，很多人放弃所谓“编制”，投身到市场化的浪潮中。如今，很多都市报的人，正在渴望拥有“编制”，过上一种体制内的生活。这是20年一个行业由盛而衰的轮回，但是也是整个社会心态的某种缩影。“稳定”正在中国人的词汇表中悄悄爬上核心的地位，它的重要性甚至压过“冒险”“闯荡”“未知”。
它代表着一种价值观正在流行开来，这和90年代非常不同。那是，“下海”潮起，每个人都想办法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想发觉自己的潜力，想让日子变得与众不同。如今的年轻人更想成为一个“集体”的一员。前几天流行的“我们是谁”文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都幻想着从集体里获得安全感，幻想着以“我们”的形式，来发出声音。那种属于“我”的、个体的困惑，似乎消失不见了。
但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恰恰注定要打破这种对稳定的幻觉。在互联网企业，变化、变动是常态，而过于稳定，则是需要警惕的状态。如今非常成功的《王者荣耀》游戏，刚推出的时候表现其实并不出色，开发团队都面临着被解散的状态。但是，他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进行改进游戏体验，最终扭转了局面。这是互联网企业的典型状态，也是新经济中最常见的场景。
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在新经济企业中，那种稳定性的科层制度，其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按部就班熬日子混资历的人，很难获得成功。“换工作”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有的人甚至在几年内跳槽很多次，以此来获得在整个行业内的“能见度”。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人们见面，可能会问一句：你还在那家公司吗？这和东北地区的气氛，有本质的不同。
那些想拼命挤入体制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已经发现体制外的机会已经不多，他们想投靠最后的堡垒。但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表明，那些仅仅为追求编制而奔波的人，在机构改革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容易失去编制的人。他们以为牢牢抓在手中的未来，其实也是一种赌博，同样前途未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编制也不例外。
▲新闻图：江苏省公务员考试前，一名考生举着准考证进入考场。
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手拿保温瓶的场景让人唏嘘，被认为是中年危机的典型场景，但是，不要忘了，即使曾经是铁汉，赵明义毕竟已经50岁了。他在生理上确实已经到了中年，端着保温瓶，盘算着将来自己可以拿多少社保工资，这没什么丢人的，毕竟他曾经代言过很多人的青春，曾经年轻过。相比之下，大量年轻人痴痴等待编制的场景，让人感到心碎。
他们未老先衰，甚至都不曾年轻过。
▲微博截图：手拿保温杯的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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