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社论
近日，最高法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尽管这只是针对“量刑规范改革试点”的“要求”，范围仅限于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而《指导意见》也并非具有“准立法”功能的“司法解释”，但这段不长的表述，仍多被外界解读为，“醉驾一律入刑”有望松动。
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意见”构成了对《刑法修正案（八）》相关条款的实质性“冲击”。在2011年5月1日的刑法修订中，“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追究刑责，但与“追逐竞驶”不同的是，法律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简而言之，只要“醉驾”就要“入刑”。 至于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固然是审判中的酌定情节，却不是“免罪”“免罚”的理由。
这种颇具“刚性”的立法表述，乃为应对日趋严重的醉驾现象“而生”。客观来说，也正是得益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严厉不阿，“醉驾入刑”提高了违法成本，全国范围内的醉驾现象得到了有力遏制。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计，醉驾入刑1年后，查处的酒驾、醉驾数量大幅下降，全国平均降幅超过4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较同期更下降了50%、70%以上，震慑和教育效果明显。
审视“指导意见”，虽与刑法第13条“但书”精神一脉相承，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对于何为“情节显著轻微”，何为“危害不大”，并没有明确的“标尺”。由此，令人忧心的是，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内部”扩大，既可能让“醉驾挪动车位”等行为“罪责刑相一致”，更可能为选择性执法、借机“脱罪”洞开方便之门，带来“开倒车”之虞。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但司法者毕竟不是立法者。“规范醉驾量刑”，应依法试点、谨慎推进，在立法、司法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最佳支点。
4月29号凌晨1点左右，演员刘朔驾车途中碰撞到钢制护栏端头上，造成车辆严重损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查，刘朔属于醉酒后驾驶。来源：央广新闻
醉驾案至少已有上百起免予刑事处罚
澎湃新闻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至少有上百起醉驾案件被告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或无罪，其中多起因“犯罪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
2013年12月起实施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湖南省永州中院2015年判决的一起案例中，上诉人杨某基于工作需要礼节性饮酒后，送病重岳父去医院途中，被交警查获，测出其血液酒精含量132.0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杨某被一审法院判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他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酒后驾驶确系情势紧急，事出有因，充分考虑上诉人阳某甲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悔罪态度明显，且犯罪情节轻微”，撤销原判量刑部分，维持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
除了这种送医紧急的情况，也有因驾驶距离短免予刑事处罚的。
山西乡宁县法院2016年的一起判例中，被告人刘某某在离家100米的地方吃饭，准备将车停往饭店30余米的地方，然后步行回家。但刚从饭店门口出来行驶不久，就被交警查获。
法院认为，刘某某危险驾驶罪罪名成立，但醉酒驾驶距离和时间相对较短，其行为的危险性明显小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长距离行驶情形，未造成实际危害结果，加之本案中认定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证据存在瑕疵”，决定定罪免刑。
专家：规范量刑是为防止刑法适用不统一
有法律界人士担忧，对于《量刑指导意见（二）》中规定的“情节轻微”及“显著轻微”如何认定难以把握，需要一个标准，以免自由裁量权过大致司法不公。
“这一意见对下级法院具有指导作用，就是为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刑法适用不统一，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恰恰是为了规范量刑科学量刑。”
彭新林认为，如果没有量刑指导，基于考虑的因素不统一，各地做法也不一致，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所以，要通过量刑指导意见进行标准的明确，通过定性分析辅之以定量分析，从而进行规范量刑。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张王宏认为，此次最高法的危险驾驶罪量刑指导意见，是兼顾到了公共安全与个人正常生活便利，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不同利益间平衡，防止出现权益失衡。
张王宏认为，醉驾标准过严，可能主张不良风气。他称，一些人在停车场、酒店门口等位置，等代驾人员把车交给车主后，趁车主把车停回原位时“碰瓷”，接着以车主酒驾为由进行勒索。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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