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E.Bloom，哈佛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
来源：IMF F&D《Population 2020》发表于2020年3月
(6000字，7-9分钟）
“人口
即命运
”
（
换言之，
“
人口决定一切
”
）是一个常被引用的表述。它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增长和结构决定了其长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结构。这句话强调了人口在塑造社会面临的众多复杂挑战和机遇中起到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
——
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关的挑战和机遇。
然而，单纯讲
“
人口决定一切
”
，确有些言过其实。
因为这
一
种说法弱化了人口
（
变化
）
轨迹
及其发展影响会对
一系列要素
（如经济刺激、政策与体制改革、技术、文化规范以及人类行为）
的变化做出回应的事实
。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人口剧变，其中包含以下
三个关键组成部分
:人口增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
，
以及人口年龄结构
的
变化
。
（
1
）
人口增长
全球人口，耗时五年才突破了
10亿
关口。但同时，自
1960年以来，我们每隔十到二十年就
会增加十亿人口。
1960年，世界人口
为
30亿。
在
2000年
前后，这一数字攀升到约
60亿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人口到
2037年将超过90亿。
然而
，
人口增长
率
一直在放缓
——从20世纪60年代末
的年峰值超
2％，
下降至目前的
1％
左右，到
2050年预计只有0.5%。
尽管在
1960-2000年间，全球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
多，预期寿命增加了
16年，小学入学
普及率前所未有之高；但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诸多令人生畏的挑战，兼具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议题。
上述
挑战包括
但不限于
：
我们
需要更多的食
品
、
衣物
、
住所、
教育
资源，以及
基础设施；
此外，
还需要将大量新增人口吸收到生产性就业中
，
与之相随的，加强
环境保护
的需求日益迫切
。
尽管全球人口
的
爆炸性增长已相对
地
有所减弱，但
十年来
的增长
量仍然
相当可观，且
计算的基数越来越大
。
在某种程度上，早期对全球人口爆炸的担忧已经引发了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担忧。
事实上
，世界人口增长率的
全面放缓
掩盖了不同发展状况和地理区域划分下世界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
。
1950年，
被联合国列为欠发达国的国家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
68％；今天，这一比例
上升到了
84％
，且该比例还将继续增长；原因在于，
在未来三年中，预计世界人口近
20亿的净新增人口
——
几乎都将出生在欠发达地区
。这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重大问题，因为欠发达地区在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上比其较发达地区更加脆弱。
图
1. 中国：
1949-2019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注：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来自
1962-1976年的婴儿潮与农民工迁移）
图源：王广州，《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3期
图2. 中国：不同年龄段出生人数，劳动力数量与相对占比变化趋势
图源：王辉，杨卿栩，《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
中国目前有
14.4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紧随其后的是拥有
13.8亿
人口的印度。
但到
2030年前后，
印度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
（
预计将有
15亿人口，而中国的人口峰值为14.6亿
）
。
在2020年至2050年之间，尼日利亚（
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
），和巴基斯坦（
已跻身世界十大人口大国
）的人口将持续大幅增长。而亚洲将依然在世界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比例将不断下降（
目前为60％，到2050年预计为54％
）。
尽管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但在目前全球人口占
29％的61个国家和地区中，2020-2050年的人口增长预计为
负
增长
，其中保加利亚的人口降幅最大（
预计约为
-23％
）。
（
2）死亡率，生育率和跨国移民
人口规模与增长情况
反映了死亡率，生育率和国际
迁徙
背后的潜在力量
。这些力量因国别而异，亦有助于解释经济活动和表现等方面的主要差异，如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福祉和增长，以及贫穷与不平等。上述力量通常会对经济冲击作出反应，同时还可能作用于政治事态发展（
如发动并开始战争、结束战争，以及治理危机等等
）。
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
，
人口增长与一种被称为
“
人口过渡（
demographic transition）
”的现象有关，即从高死亡率向低死亡率的过渡，并后续伴随着出生率的相应过渡
（
即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过渡
）。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均寿命约为
30
岁。但是
在
1950年到2020年
间
，
人类的
预期寿命从
46岁增加到了73岁，预计到2050年还将再增加四年
。此外，
到
2050年
，至少有
91个国家和地区的
预期寿命将
超过
80岁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占据
全球人口的
39％
。长寿是一项伟大的人类成就，它足以反映整个生命周期（
尤其是婴儿和儿童
）的生存前景得到改善。
不同国家
之间
预期寿命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譬如，
1950年
的非洲和北美之间的预期寿命差为
32年，
到了
2000年为24年
，现如今这一差值仅为
16年。
跨国间的保健水平差异（兼具历史和预期数据）的下降可以反映出中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增长、营养摄入的增加、创新性健康技术的有效传播、更多卫生机构的布局，以及国际援助的分配情况。
在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在生育期间约生育五个孩子
。如今，平均每个妇女仅有不到
2.5个子女——
这
或许
反映了
当前（
1）
抚育子女的成本不断
攀升
（包括机会成本，主要体现在妇女的工资
上
）
（
2
）
获得有效避孕的机会
也在
增加
（
3
）
女性
收入
保障大不如前（
职场竞争激烈
）（
4）女性
不安感
与日俱增
。
图
3. 某海外置业投资机构打出“抢占英伦高端学区房”的吸睛标语
图源：百度
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较低的生育率可以帮助大部分妇女减轻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负担，还对加强她们在家庭中，社区和社会中的话语权作出了些许贡献，使其更为积极地参与有偿劳动力市场
——
上述因素均提高了人们对于低生育率的偏好。
在
1970年至2020年之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原来高生育率的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更多，这是人口趋同
(demographic convergence)的另一个方面
。
按
地理区域
划分
，非洲和欧洲目前分别是
生育率
（
fertility
rates
）
最高（
4.3）和最低（1.6）的地区
。（
译者注：生育率即指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 出生活婴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人数之比
，是反映妇女生育强度的重要指标；它也是影响人口增长速度的核心因素，同时也是制定人口计划和进行人口预测的重要指标
）
图4. 生育率：1990年，2019年，2050年和210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及样本国（注：根据中位变量预测）
图源：联合国《2019世界人口展望》，西泽研究院
如果人口的年龄结构充分偏向于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人口，那么即使生育率为
2.1，也可以在短期和中期转化为人口的正增长，因为每名妇女的低生育率足以抵消生育子女的妇女人数
。
人口动态的这一特征被称为
人口动量
(population momentum)
，有助于（
连同移民一起
）解释为什么有
69个国家和地区尽管生育率低于2.1，但人口仍在增长。
跨国移民也与人口增长有关。在某些国家，例如圭亚那，萨摩亚和汤加，这种影响非常重要（
数据显示过去
30年来这些国家的净移民数
十分可观
）。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净移民率最高。在世界十大人口超级大国中，移民在美国的相对存在率最高（
2019年为15％
）。当然，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国际移民并不是人口的主要力量，因为目前世界上有
96％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其出生国
。
（
3
）
年龄结构的动态
演绎
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反映了其生育率和死亡率历史。在高死亡率群体中，存活率的改善多发生于儿童群体，继而有效地创造了婴儿潮。最终，出生率随着人们对于改善儿童存活率的认知渐深以及经济发展对预期生育的需求而下降，婴儿潮结束。但是，随着相对规模较大的婴儿潮人群进入青春期以及成年期，人口同样迎来了工作与储蓄的高峰时期。
如此一来，人均经济生产能力不仅得到了提升，且为迅速增加收入与减少贫困创造了机会。过去十年的事件，从阿拉伯起义到最近在智利和苏丹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也都表明了：那些未能为大量年轻人提供足够工作的国家，更容易出现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
“
人口红利
”
是指不断变化的年龄结构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
，
取决于若干复杂的因素，包括：
人口变化的性质和速度
、
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运作
、
宏观经济管理和贸易政策
、
治理
成效以
及人力资本积累
状况
。
人口红利模型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
如东亚，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
）过去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并就研判未来经济发展的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预计在
2020年到2030年
间：尼泊尔、约旦、不丹，埃斯瓦蒂尼的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有助于极大地推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抚养比
（
即工作年龄人口与非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的倒数
）是用来衡量在工作年龄的人除了自己之外还面临着的，抚养那些未达到工作年龄的人的经济压力。
1990年，
该比例在发达地区（
0.68
）明显低于欠发达地区（
1.04
）。但是到了
2020年，由于不同模式下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发达地区的这一比例增加到0.70，而欠发达地区的比例下降到0.75。
到
2050年
，预计发达地区的抚养比（
0.89）将比欠发达地区（0.77）更大。
这
一
转变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状况将比发达地区更为有利
（
仅从统计人口对经济福祉的影响来看
）。预计到
2050年，非洲是唯一
一个该比例将下降的地区。
对于
那些
尚未经历
显著
人口转变的国家
（
如乍得，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和塞拉利昂
），
政策应适当地以促进这些转变为导向
。这类政策包括：加大对促进婴儿和儿童生存议题的投资，如扩大疫苗覆盖面、完善基本设备供应、提供并利用充足的专业人员，保障其基本卫生保健系统正常运转。
对于
已
经历
了
卫生和存活红利
（
指健康水平和生存能力均得到明显提高
）
的人口，各国可受益于允许生育率下降的政策，例如促进女童教育以及获得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
。
至于那些
人口
高
比例集中在
——
人生周期的高工作量和高储蓄阶段的国家
，需要制定的政策
——
应倾向于
以促成其
人口结构潜在利益
的变现为目的；
这些政策
包括
但不限于：
支持劳动力竞争和资本市场的运作、为工人配备人力资本（
提供技能培训
）、建设基础设施、健全宏观经济管理、精心设计贸易政策，营造良好的政府治理（
此外
，
高龄工作人口的比例增加了上述政策建议的必要性
）。最后，在一些国家，对上述一系列政策进行投资可能极具挑战性（
因为这些国家目前的人均实际收入低于可对标同一人口时期的发达经济体
）。
（
4
）全球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人口趋势，不仅反映了寿命的延长，生育力的下降，还预示着大批人群在不远的未来将步入老年生活。
图源：百度
以前，我们或许从未有过如此鲜活的经历——与如此庞大的65岁（
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门槛
）以上的人群为伴，同住地球村。
我们预计
，
在未来三十到四十年内，将在今天的7亿老年人群基础上再增加10亿老年人
。
在高龄人口中，年龄在85岁以上的人口增长特别迅速，预计在未来80年中将超过5亿
。
这种趋势非常重要
——
85岁以上人群的需求和能力
显著
不同
于
65岁
-
84岁的人群
。
尽管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人口老龄化，但这种现象的进展差异仍然很大
。日本目前是这方面的世界领导者，其
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到2050年，将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在数量超过今天的日本。实际上，大韩民国的老年人口最终将超过日本，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38.1％。日本的年龄中位数（48.4）目前也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这个中位数是非洲中位数（19.7）的两倍多。
但是到
2050年，韩国在中位数上（2050年韩国的中位年龄约为56.5）也有望超过日本（54.7）
。
图源：百度-日本风情
三十年前，世界人口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人口数量（
15至24岁）是老年人的三倍多。从现在起的三十年内，这两个年龄组
数量
将大致相当
。
按收入组别，在目前被归类为中等收入的国家中，老年人口增长最快，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国家人口总和占到了世界人口的
74％。
令人真正惊讶的是，
中等收入国家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
远高于
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
此外
，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相应的较高水平时，其实际收入将大幅提升
——
这与发展中经济体未富先老的普遍认知
相矛盾
。
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不是收入不足以照顾老年人，而是
机构和政策如何以财务上可持续的方式在老龄社会中促进经济和社会安全
保障
。
人口老龄化正在世界范围内敲响警钟。
长寿
，
是否与一个人的身体虚弱
程度
或多或少有关
？
——
这可能是当前全球公共和私人决策者面临的最为突出，亦悬而未决的问题。
经济学家对此表示出进一步的担忧——
上述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与劳动力和资本短缺以及未来资产价格下跌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
因为
有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群正在寻求通过变卖投资来养活自己
。另一个主要问题与财政压力有关。
养老金负债的增加，以及诸如癌症以及其他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的预期增长，与之相关的医疗和长期护理费用，将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极为沉重
。
然而，乐观的一面在于，上述挑战将通过老年人通过从事生产性非市场活动（
如志愿者和护理
工作
）所创造的不断增长但通常被忽视的价值所部分抵消。
“低龄老人”志愿者在给吴德成量血压
图源：
余姚新闻网，张敏摄
身处老龄化的时代，倘若
没有这些历史教训
予以警示
，关于我们共同未来的不确定性
无疑
会更大。
然而
，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采取一切照旧的做法将是
极其
不负责任的
行为
。
目前来看，有多种措施可用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经济负担。
这些措施包括
：
政策改革，以促进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
；
提高退休的法定年龄
（
过去几十年来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相对稳定
）也将减轻负担；
从长远来看，
推动生育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一种政策选择，但其对生育率的影响迄今尚未得到证实
。
其他方法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