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因在2016年竞选期间伪造商业记录以隐瞒一笔封口费而在曼哈顿遭到起诉后，政治学家卢坎·艾哈迈德·韦（Lucan Ahmad Way）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对总统候选人的起诉“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这位多伦多大学著名民主学教授韦认为：“尽管起诉几乎肯定是合理的，但在两极分化和右翼热衷支持暴力的倾向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一位主要公职候选人采取法律行动后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5月30日星期四，由12名纽约人组成的陪审团认定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面临的34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他在另外三起案件中仍面临单独的刑事指控，其中一起涉及他保留机密文件，另外两起与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失败后试图继续留任有关。特朗普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称赞这次定罪是法治的胜利；他的支持者则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Alvin Bragg）和其他指控特朗普的检察官将法律制度“武器化”。特朗普本人将这一结果称为“耻辱”，并谎称审判受到“操纵”。
在此之前，起诉前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一些民主发达国家，也有许多最高领导人受审的例子。关于这些起诉如何影响民主统治，以及这次起诉可能如何影响美国民主，执行主编贾斯汀·沃格特（Justin Vogt）本周五上午采访了卢坎·艾哈迈德·韦。
贾斯汀·沃格特：去年，你写道特朗普的行为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起诉他，就有可能使利用法律制度追捕政治对手常态化。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有可能让其他人有胆量尝试特朗普被指控的行为。最后，你认为第二种风险比第一种风险更大：你写道，“除了让特朗普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外，确实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在观察了这起案件和其他三起仍在进行中的案件——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所有反应之后，你是否仍然这么认为？
卢坎·艾哈迈德·韦：
当然。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当你开始起诉政治家时，这显然是相当危险的。许多国家都曾利用法律制度来打击政治对手。想想俄罗斯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吧，在成为普京的头号政治反对派后，他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最终在狱中死于可疑情况。
因此，我认为这一点始终会让人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美国不是俄罗斯。我们有非常健全的法律体系，被告人可以得到充分辩护——尤其是像特朗普这样资源丰富的人。当然，如果你没有特朗普那样的资源，这也许是一个糟糕的法律体系。
但总体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制度政治化的空间较小。
沃格特：正如你在文章中所写，其他民主国家，包括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阿根廷、法国、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起诉过现任和前任最高领导人。正如你所指出的，有时这样做非但没有削弱民主统治，反而加强了民主统治。从广义上讲，决定结果对一国民主是好是坏的因素有哪些？
韦：首先，我要指出的是，与现任领导人相比，前任领导人被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更为常见。在许多这样的案件中，通过表明像国家领导人这样有权势的人可以在法律体系中被定罪，从而加强了法治。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该让人们对法律体系充满信心。我不确定美国的情况是否会如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很少有人会被定罪后再掌权，而在这里，这显然是很有可能的。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于2017年]被定罪，然后赢得了政权，但只是在他的定罪被推翻之后，因为事实证明法官与检察官串通一气。[1998年]，曾任马来西亚副总理的安瓦尔·易卜拉欣被判鸡奸罪。但那是一个明显被政治化的案件，他后来被马来西亚国王赦免，并于2022年成为总理。我认为唯一一个在任期间被定罪的例子是阿根廷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她于2022年因腐败指控（与她早先担任总统有关）而被定罪。她在完成副总统任期后获得了豁免权，后来指控被驳回。
安瓦尔·易卜拉欣
沃格特：我很好奇被定罪领导人的政治对手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某些情况下，反对派的反应不仅仅是为了谋求政治利益，也是为了维护或恢复对制度的信心？我在想，是否有其他国家的历史案例可以为民主党和其他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和批评者，尤其是乔·拜登总统提供建设性的模式或警示。
韦：很难想到例子。但我认为拜登应该做的事情显而易见：绝对不做任何事情。对此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甚至不发表任何评论。剩下的案子就让法院去处理吧。
沃格特：因为这对拜登来说是个潜在的陷阱，对吗？他越多地提到对特朗普的定罪以及对特朗普的其他审判，他就越有可能被特朗普认为拜登本人是起诉的幕后黑手并将法律系统武器化。
韦：完全正确。
沃格特：让我们来谈谈这一指控，以及它与其他地方的例子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地方的法律体系可能并不完美，但基本上是合法的，但后来开始被用作政治工具？这基本上就是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所声称的已经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姑且不论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在已经明显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这一过程是怎样的？美国是否有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
韦：即使在美国，法律被武器化的危险始终存在，有时这被称为“法律战”。不过美国的好处在于，被告拥有大量的权利，而且这种政治化也会受到制约。但也有政治化的明显例子：独立顾问肯·斯塔尔（Ken Starr）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而这起针对特朗普的特殊案件确实有肯·斯塔尔的影子：至少与特朗普面临的其他指控相比，这些罪行相对较轻，而且涉及性。但这更像是阿尔·卡彭，而不是肯·斯塔尔：与卡彭一样（他因逃税而不是其他许多罪行被定罪），特朗普触犯的法律相对较小，但却是可以实锤的。
沃格特：我认为你想说的是，这一特殊结果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但认为美国法律体系过去从未被政治化的想法是个神话：它曾经被政治化过。现在，这种观点有一种更激进的版本：“是的，美国的法律体系在过去曾被用于政治目的，但它作为一个基本合法的民主机构得以存续”。
韦：没错，因为它保留了大量的制约机制。布拉格必须说服大陪审团提起公诉，而检察官必须说服所有陪审员。这确实限制了政治化。要知道，特朗普在任时从未成功起诉过他的对手和批评者，如[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人。
沃格特：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他再次上台，是否会兑现他发出的威胁。
韦：我想也许我们会找到答案。但我不认为他被起诉或定罪会对此产生影响；他无论他是否获胜，他都会这么做。
沃格特：是否有其他领导人在被起诉后重新掌权，并利用法律制度进行报复？
韦：我没有在民主国家看到过这样的证据，但在美国的情况下，这肯定是可能的。我认为，在欠发达的民主国家，起诉或起诉前总统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之所以选择普京继任，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普京不会起诉他，而他是对的。当然，领导人试图继续掌权以避免被起诉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立法机构层面，因为在许多国家——阿根廷、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国家——担任公职就能让你得到豁免权。
沃格特：在一些体制里，你会想着继续当官，以避免坐牢，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目前正因腐败问题受审，这可以说是以色列目前的一种政治动态。
韦：没错，我相信这也是特朗普的动机之一。乌克兰的例子很有意思。由于存在豁免权，议员们鼓励罪犯竞选公职，这种影响很坏。但与此同时，豁免权也限制了总统追捕和打击议会中反对派成员的能力。因此，尽管豁免权让很多腐败分子卷入其中，但最终还是对民主产生了积极影响。
韦：基本上是的。还有一个最离奇的案例——印度，2019年有40%的国会议员受到刑事指控。许多选民实际上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因为罪犯被认为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人。但我确实发现有一项研究表明，[印度]选举罪犯的地区往往GDP较低。很难知道因果箭头指向哪一方，但我认为这可能表明，腐败严重会降低GDP，至少在印度是这样。
沃格特：您去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起诉前领导人可能会加剧两极分化，甚至引发政治暴力。
韦：一个例子是阿尔巴尼亚前总理法托斯·纳诺在1993年被起诉，我认为这是导致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暴力事件的一个因素。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比美国弱得多的国家，因此不清楚其可比性如何。有趣的是在美国，我认为政治暴力的威胁现在比几年前要小，这主要是因为参加1月6日暴动的人被判了刑，让人们知道这后果是存在的。
因此，我现在对暴力威胁的紧张程度实际上有所降低。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有这么多起诉，但确实还没有出现太多针对特朗普的暴力事件。现在如果特朗普像他所承诺的那样，在获胜后赦免参与1月6日叛乱的人，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沃格特：您认为国际社会会如何看待特朗普一案及其他审判的结果？我想知道这对人们如何看待美国、美国制度、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影响。
韦：不幸的是，我认为影响只会是负面的。我认为这将加剧人们对美国功能失调的普遍看法，很多美国的对手巴不得这么说，因为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当选，这将显示美国民主的腐败，而这肯定不会让民主制度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沃格特：但也有人提出反驳：这一结果表明，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韦：也许吧。但在绝大多数被起诉的现任或前任官员的发达民主国家中，指控一经提出，官员就会辞职或退出政坛。而这种情况在这里并没有发生。相反，他获得了两大政党之一的提名。因此，是的，
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被定罪这一事实说明了美国的体制是好的，但两大政党之一仍将提名他这一事实，这又说明了美国体制另一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