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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速递 | 城市传播
本期，我们推出孙藜的《自我的现代塑形： 晚清人像摄影与城市中的“凝视”网络》一文摘要。该文分析了晚清人像摄影带来的以自我和他人肖像照片为对象的新的观看方式，以及由晚清人像构成的一个主体在其中观看与被观看并因之得以认同重构的城市视觉网络，指出晚清肖像照的自我凝视催生了一种个体化的自我意识，而嵌入到城市社会关系和商业、政治权力之网的人像凝视网络，也建构了主体多重身份下的自我认同，它既铭写着一种近代中国商业化进程中的都市欲望、承认政治中的平等权利，也展示了个人在民族国家建构及管控中的身份定位。该文已刊载于新近出版的《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
图为晚清官员胡惟德肖像照，拍摄于1909年
自我的现代塑形：
晚清人像摄影与城市中的“凝视”网络
（摘要）
孙藜
一、 “凝视”网络： 自我、城市与影像
当今都市人几乎处在一个“影像的海洋”，人们已经尝试从一种新的角度理解自我、城市与影像的关系： 影像，连同一切符号和象征，并非仅是主体利用技术手段对外在世界之“再现”，它本身就是主体的存在方式；影像也绝非单是城市之“表征”，它本身就是城市复杂流动网络的重要构成。为此，我们提出如下问题：当中国人第一次观看一张个人肖像照之际，会有怎样的感受？当人们观看他人的照片时，又意味着什么？进而言之，那些以照片方式成为人们观看对象的“他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城市中的什么地点被人们观看？在“地点”之外，人们还从何处观看他人？由此，报刊与城市的这些地点形成了怎样的关联？或者说，这个城市人像视觉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它是一种怎样的网络，又是如何塑造出一种新的观看以及身处其中的各色观看者？
晚清的摄影应用主要是人们到照相馆里拍摄静态的人物照。本文即以此为关注对象，将“凝视”（gaze）这一概念作为勾连特定历史经验情境的分析工具。在拉康和福柯奠基性研究引领下，“凝视”既与主体建构过程中的欲望或潜意识有关，也是一种诸类现代机构对主体进行规训的微观权力运作机制。本文的使用特别注重“凝视”对自我意识的“塑形”。在本文看来，如果说晚清存在着一个由人像摄影、照相馆、街道、报刊及各种“档案”所构成的视觉网络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主体在其中观看和被观看的网络。正是置身这个网络中不同情境下的双向注视中，主体多重身份下的自我认同得以提示和定位。这个网络依凭着摄影尚处演化中的技术特性，同时也联系着绘画、印刷等新旧媒介，牵绊着变动中的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交织了各种商业、政治力量在其中。从更宽广的层面说，晚清人像摄影在城市“凝视”网络中铭写下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印记。
二、 城市中的新“自我”：在“此时”与“亡灵”对视
与肖像画不同的是，肖像照除了在成像速度和逼真程度与之上形成了巨大反差，还中介了一种新的自我观看方式。“肖像照”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形象与身体的分离，属于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抽离机制”在身体视觉符号上的体现，它将人的形象从特定的具体时空下、从活动着的身体上“挖出来”，又“再嵌入”新的时空下活动着的身体的观看之中。也正是依托摄影术的这一传播特性，一个城市当中的人像视觉和凝视网络，才得以可能。摄影在晚清又称“照相”和“照像”，传统说法将画人称为“小照”，画亡灵为“影像”。审视自己的肖像照，也就意味着审视已成为“亡灵”的自我。晚清肖像摄影的流行还伴有文士的自题诗喜好。理想中的自我，在对岁月流逝、自我形变的抒情言志中得到阐发，也至少在自我观看和自我书写中得到了确认。
这种由肖像照促成了对自我的思忖与定位，道出了肖像照自我凝视的一个后果：“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所谓“个体化”，“在于确立合法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在实际中并不一定能获得）”“一个人要成为他所是的那样，这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也只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之所以只能是“现代的”，正如查尔斯·泰勒在论“承认的政治”时所说，以往的时代里，自我认同“由社会地位决定”，“其基础是人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范畴，内在地包含着普遍的承认”；“然而，内在发生的，个人的和独特的认同却不先验地享有这种承认”，在现代社会，“道德是一种内在的声音”，“我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我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肖像照的自我凝视带来了这种“内在的声音”。现实中与虚拟中的身体在“此时”对视，“这个事实是现代文化深刻的主体转向的一部分，是内在性的一种新形式”。
三、 在“人像之城”中“唤真真”： 多重凝视下的自我认同
不同于文士的肖像网络，晚清妓女肖像照就像一种整合媒介，串联起多个空间网络，既悬之于封闭居室的“壁间”，又嵌入亲身交往的人际网络，同时还流传至城市之间。博览会、邮票、明信片等都成为这个网络中或大或小的节点。类似《申报》《点石斋画报》这样的晚清新式报刊，也是这个网络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机制。这一网络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张。伴随城市之间的铁路、航运以及邮政网络的建成，依托于在各主要城市建成的销售和广告网络，报刊已经能够将它所“搅动”的视线编织成网。“沿海城市在其中首先是接触和接受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商品，而置身在其他地区的都市人则希望透过再现——尤其是影像——来经验从港口而来的现代性的新感观。”
妓女肖像照既有为城市冶游者提供“指南”的实用功能，“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也提供了一种“凝视”。“唤真真”中的一个“唤”字，就表达出对不在场的身体的欲望。在这种双向凝视中，妓女肖像照既是对性欲望的公开展示，同时，附着这种欲望的“摩登”身体，也是城市中早已司空见惯却又新样百出的商品。由妓女肖像照所编织出的人像视觉网络，在城市人的目光中铭写着一种商品意识，它也如在自我肖像观看中那般诞生了一种个体化自我意识，只不过这里的个体意识正如肖像照和它们的主人公的关系，似乎只有自身也成为商品才成为其容身之所。
并且，这个视觉网络既是商品化的，也是政治化的。政治人物的人像也可以被匆匆一瞥或是细细打量。恰如蔡元培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我们中国太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至少从政治人物进入城市中的人像网络开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已在逐步地被看见，也由此引发了注视双方在新的政治关系想象中重新定位自我。
四、 “验明正身”：“可见”中的“不可见者”
中国现代性也有其特殊性。这几乎是一个地方（城市）崛起、全球化渗透和民族国家建构同时兴起并发力的过程。正源于这种复杂性，在本文所初步展示的那个晚清城市视觉网络中，当“人像”再次嵌入到具体交往的时空中时，实际上也就是对所嵌入时空的无比复杂的再造。就自我的现代塑形而言，当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还在费尽心力地用“新民”和“天演”两种政治话语，阐述个人、自由、自治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之际，个体却早已在一次次用让自己可见、让他人可见，以及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等方式，活生生地演示了什么是“新民”，什么是“进步”。然而，全然以“新民”和“进步”来理解晚清人像摄影里的现代性，显然是对历史的不当化约。在“不可见”到“可见”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可见”中的“不可见者”。这就是“民族国家”——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最显著的社会形式”和“最典型的组织代表”——所实施的那种集中式的反思性监视。事实上，晚清人像摄影的某些特定实践方式，既是这种“监视”，也是“监视”主体本身的建构过程。
今天被称为“身份证照”的那些肖像照，则是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视像感知领域”。这个渐次变得无缝覆盖的视觉网络，作为不可见的“档案”，在每一个有形空间的深邃处静候取用，以便“监控者”随时对每个成员“验明正身”。与城市人像凝视网络所召唤出的那种复杂且暧昧的多重个体身份不同，这种“验明”以精确数字为核心信息，确定而清晰，不含一丝含糊。而且，在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数据库监视”的网络中，个体同样也是自主参与其间。或许，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个体已是无法摆脱通过固着又流动的“凝视”确立“我是谁”的现代宿命。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孙藜：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版权声明]
本组文章发表于《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孙藜
(2017)
，自我的现代塑形： 晚清人像摄影与城市中的“凝视”网络
。
中国传播学评
论（第七辑）
, 91-106。
(编辑：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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