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周恩来原本想给蒋介石来一次犀利地反击，然而失败了。独立团基本被打散，贺龙的二十军也没了，叶挺和刘伯承被迫流亡苏联。贺龙不甘心，潜回湘西拉队伍，重新开始。朱德和陈毅带领残存人马上井冈山，原本在周恩来计划之外。在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时，毛泽东还没有展现出大略雄才。
南昌起义失败，是周恩来人生第一次遭遇重大创伤。从孩童时，他就是优秀少年，念书时是好学生，社会实践中是出色的组织者。之前他做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在而立之年遭遇如此惨败。不仅如此，他还要面对不确定因素。陈独秀贵为领袖，因为大革命失败，都混不下去了。周恩来还不是领袖，把事情搞砸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那种情况下，内心的痛苦和煎熬非外人能知晓。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大病一场。
周恩来年轻时，身体相当不错，很少生病。有两次最严重。一次是南昌起义失败，另外一次则是井冈山苏区失败的长征途中。两次生病都有心理因素。两次失败，都是战略性失败，均大病一场。像周恩来那个级别的人，都是才智过人之人，人中龙凤，不管外在表现如何，内心都是极为自负的。
但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短暂的挫折之后，他迅速恢复过来，重整旗鼓。
贺龙
当贺龙辗转到上海，对周恩来说，队伍散了，很难过。周恩来哈哈一笑，贺龙同志你的脑袋很值钱嘛，蒋介石给你标价十万大洋。
首先，组织上只是给他们记过处分，其它就没有了。因为组织也是一个烂摊子，需要有人干活。比干活，没人能比得过周恩来。其次，也就是一次失败而已自古以来，有哪位人杰不曾失败呢？
重整旗鼓的周恩来改变之前的策略，不再想办法反击蒋介石，不再与蒋介石争锋，而是严防死守加无声渗透。
所谓严防死守，确切地说，就是转入白区地下工作。
所谓无声渗透，就是创建并领导中央特科，一边保护组织，一边随时准备打击蒋介石国民政府。纵观中央特科历史，最大的变化就是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随后中央特科在6月进行改组重建。陈云、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潘汉年兼任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通讯科科长仍由曾培洪担任（1932年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
1933
年中央迁离上海，进入中央根据地，特科的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相继主持。直到
1935
年
8
月，长征途中，特科撤销。
民国时代先后出现过四个特工组织，分别是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和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特科。其中中央特科建立最早。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贺衷寒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如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其目的在于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
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当然特务机构选在“愚人节”这天成立，对于国民党来说，真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至于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也是在上海建立伪政府以后成立的。
中央特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秘密组织，它的特殊远超其他特工组织。因为无论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还是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他们都是“官办”的，而特科则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之后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特工组织纯粹是为了理想和生存而战，也就更加的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
实际上中央特科很神秘也很简单。它好像如今的“有关部门”一样，神秘兮兮，却又真实存在。说简单点，它就是搞特务活动的，比方说间谍就是其中之一。间谍是一个悠久古老的职业，之前的“探子”就是间谍的前身。近代以来，间谍更是层出不穷，比方说川岛芳子。特务机构也一样，比方说明朝锦衣卫和东西两厂，都是名声（恶名）在外。
说神秘，是因为在它进入历史之前，一般人很难知道它的组织结构，很难知道它的负责人，很难知道它的行动目的。即使是高干，对它也得敬而远之。
特务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因此对特工的素质要求极高。
影视中出场的特工，男人无不英俊潇洒，女人无不性感迷人，不管是端起酒杯还是拿起枪，都是魅力四射那种。看看詹姆斯·邦德，出场总是有那么多惊艳。
对于一个创建特工组织的人，又该需要哪些素质呢？
从外表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个人魅力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知识结构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组织能力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思虑严谨性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
——也就是说，仅仅从个人素质上看，周恩来具备一流特工的全部素质。
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参照一个实例。
1928年，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时局势非常紧迫，紧迫到什么程度呢？贺龙有时候一天需要换八个地方。当时的中央委员分批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和邓颖超同行，他们的身份是古玩夫妇。他们坐日本的轮船，从上海到大连。周恩来是长须长袍，那个时代的富翁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半旧旗袍，家庭主妇模样。他们坐在头等舱中，引起了怀疑。首先因为邓颖超的打扮不像阔太太。其次，头等舱中的客人都是爱显摆的主，每天至少换一身行头，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就一身衣服。
临行之前，特科同志前来通知说，他们的住处已经不安全。周恩来和邓颖超销毁文件就上路了。原本邓颖超准备的衣物没有来得及拿。船路过青岛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买了些衣服，又买了些报纸，再次引起怀疑。因为革命党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从报纸上收集时事消息。当时蒋介石二次北伐，日本人出兵济南阻扰，搞出来济南惨案。周恩来关心时事，就买了一些报纸。
更要命的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都是公开活动，资料和照片并不难找，所以日本人怀疑他是周恩来。幸运的是，黄埔时代的周恩来是一身戎装的年轻军官，此时的周恩来是身穿长袍的大胡子。那个时代又没有各种电子数据分析，所以不能确定。
船刚到大连，日本水警直接上前盘问周恩来：“干什么的”？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心智的时候。周恩来平静地回答：“做古玩生意的”。
水警问：“为啥买那么多报纸”？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日本人就敢这么干。可见国家“衰”成什么样，连买报纸都要受盘问。
周恩来依然很平静：“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邓颖超插话：“我们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需要留意”。
按说这么说是天衣无缝的，但日本水警坚持胡搅蛮缠，硬是凶巴巴地把周恩来带走审问，邓颖超顿时很紧张。换成一般人，心中一紧张，估计就露馅了。但是周恩来不同，表现出十足的富翁派头。对水警说：“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安排她先住下。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水警原本很凶，见周恩来颐指气使的派头，以为可能真的弄错了，反而更换一张脸，点头哈腰：“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大大的好，太太一定满意”。
他们把周恩来带到水警厅，周恩来依然很平静。有警察再次详细询问各种资料，比方说学历、职业等等。那些当然都是假的，如果在回答过程中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周恩来估计就完了。但是周恩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些对他来说完全就是小儿科。
最后日本警察实在没辙，就把底牌亮出来：“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如果说此前是考验心智和记忆力，到此就是考验应变能力了。当底细被拆穿，周恩来是如何应对的呢？周恩来很有风度地伸出他那修长的手指，很有风度地说：“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当然不像，更像艺术家的手。
那警察左看右看找不到破绽，只好把周恩来的照片拿出来比对。虽然是同一个人，军装和长衫差别很大，无胡须和有胡须差别很大。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的表演很到位，影帝级别的，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保持着古董商的派头不动摇。
最后那警察实在没办法了，睁开那杀气腾腾的眼睛，把心中戾气提升到嗓子眼，大吼一声：“你是周恩来”！仿佛想依靠气势压倒眼前人。
周恩来十几岁去日本，二十多岁闯荡欧洲，念书时就敢和北洋政府对着干，已经历经血雨腥风，自然不会把眼前小丑放在眼中。周恩来迎着他那可怜的充满杀气的目光，很坦然地反问：“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那警察没辙了，换成一副点头哈腰的表情：“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请回吧，你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
周恩来决定把大款进行到底，从钱包里掏钱说：“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就这样，节省了买火车票的时间和力气。
整个过程中，周恩来面如止水，心如止水。短短时间内，把心智、记忆力、应变能力、勇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詹姆斯·邦德，不动粗的话，也不过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