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五四，小熊其实是个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比起那些拿民族苦难记忆来谋取自己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无良电影人来说，小熊的爱国之心就更为纯粹。这不，发帖不收钱不说，还要倒贴时间，精力，网费，连半句的怨言都没有。 闲话说过，转进正文。
五四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起，众所周知。但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回国内，又是如何在北大等高校中引起激烈回响，才是核心问题所在。历史风云变幻，参加和会的民国代表团，其实是由当时南北方代表共同组成。早在三四月间，南方代表王正廷就传回了外交将要失败的密电。电报中暗指，操控中方使团对日妥协的汉奸是研究系的梁启超。
先来看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民初，进步党附袁，寄望于国会宪政，但随着洪宪帝制登场，袁项城转而扶植杨度，进步党失势，梁启超与当时同样遭贬斥，心情郁闷的段祺瑞接近。任公的如意算盘是在西南依托门生蔡锷，建立进步党自己的武力基础，在北方与段合作，希望在洪宪谢幕之后，掌控国会，构筑党天下。不过事与愿违，其后历史发展，袁死，蔡锷亦早夭，进步党的西南计划冰消瓦解，只剩下北方国会这一舞台，其后在段黎的府院之争中，研究系（原进步党）属于院方，政学系（原国民党）支持府方，紧跟着是张勋复辟（其实这是段梁商量好的阳谋，哄张大辫子上当）。段梁联手，张勋失败，然后召开新国会。按理，此时研究系要角们纷纷出任内阁部长，算是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段祺瑞那头出了状况。
段祺瑞经过这几年一系列的事件，痛感如果没有自己的嫡系武力，嫡系议员，根本就无法控制政权。于是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嫡系班底，向日本借款练兵，编练参战军，组织安福国会，研究系被边缘化，同样不满的还有直系总统徐世昌，就在皖系势力膨胀，各派怨念累积的当口，巴黎和会召开，外交失败几成定局，反皖各派的机会来了。
此时，梁启超身在巴黎，是半官方的观察员。外交失败是注定的，但由哪个派系来背这个黑锅，却大有学问。南方代表首先出面咬研究系和梁启超。梁自然不是傻子，祸水内引，把舆论矛头转向国内的皖系安福国会，以及交通系的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
五一，得到日本逼签消息，梁马上电报国内，通知总统府国民外交委员会的理事，也是研究系的大佬----林长民（民国第一美女林徽因的老豆）。据林长民事后回忆，他随后在总统府一科员那里又探得政府同意使团签约的回复，于是立刻在研究系报纸《晨报》上爆料，并指使研究系另一要角汪大燮坐马车，直奔北大通知蔡元培。但事实是小林子也在扯谎，实际上给他确切政府消息的不是某神秘小科员，而正是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作出承认签字决策的是由皖系安福国会控制的内阁，但是文件最终在形式上还要过总统府这道手续，老徐马上就通知了小林子，而且事后老徐还演了一出佯不知情，并与林长民割袍断义的好戏给安福国会看看。气得皖系诸要人大骂徐总统是五四幕后政战总司令，林长民是前敌总指挥）。
继续说汪大燮奔北大，于是蔡元培也知道了。研究系的本意是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21条日）这一天在中央公园召开由研究系外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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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外交协会主办的大型造势活动。通知蔡元培的目的在于呼吁学界到时来捧场，研究系预备争取当时舆论的主导权，向安福系国会发难。但世事无常，研究系虽然是发起人，但是运动并没有朝他们希望方向发展，更大的变数出现了。
蔡元培收到消息，立马叫来几个得意门生，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这几个人一知道，那就等于全北大都知道了。这里先要介绍一下当时北京学界的几个主要社团。最大的是“少年中国会”，这主要是由几个四川籍学生，如曾琦等人，模仿外国“少年意大利”，搞起来的一个大的跨校社运团体。北大里有“国民社”和“新潮社”，前者与李大钊接近，秀才头头是邓中夏，张国焘，后者与胡适接近，领袖是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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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消息几乎传遍了北京各高校，各校头头们聚集北大，决定召开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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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会上自然是悲情，伤情加煽情，慷慨激昂一番。法科生谢绍敏写了血书“还我青岛”（关于邵飘萍写血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因为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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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压根就不在场）。还有一预科生刘仁静（日后创党十三太保之一）不知从那摸出把菜刀来，说是要自裁表达悲愤。大会议决，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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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联合行动。
敏感删除一大段
总体来说1919大概是个好年份，除了上半年拒签合约，保卫青岛这件大事以外，下半年，徐树铮亦率军收复了外蒙，可以说是五四余波带来的一笔大利息。（上半年直系吴秀才出尽了风头，政治上得了高分，反过头来刺激了皖系徐秀才，加快在西北边军上的部署，既增强军事实力也有在国民政治上扳回劣势的意图，在未来的直皖政争中，谁在爱国调子上拔得高，谁在政治上就有优势，北洋系统里这两个著名的狂生，其实都看到这一点）。
最后谈谈，北学联这帮秀才领袖们的未来人生。
第一大类，运动中的温和派，如北大，新潮社，亲胡适，向往西化的这拨人，像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等等，日后大都成为国民政府文教系统，或是司法，外交系统的技术官僚。还有一批回书斋做学问的，则成为日后各学科的带头人，名教授。
第二大类，运动中的激进派，大概有三派，清华，少年中国会，国家主义派，像曾琦等等，北大，国民社，张国焘，邓中夏等，亲李大钊的赤派，还有组织相对零散的无政府主义派，运动之后，三派还有过一段校内合作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首先在校内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派第一个被踢出局，例如在讲义费风波中的冯三省事件（据当时北洋政府派驻北大的暗探--载德汇报，赤派李大钊，邓中夏等借这个事件排斥了无政府主义派，详见北洋军事机关档（廿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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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以及鲁迅杂文集《热风》，如果要问为什么赤派不能容忍无政府主义派发展，这里涉及到一个激进主义基本盘的问题，具体可以参看第三帝国的兴衰，为什么元首上台之后，不搞德共，不搞犹太，而是先搞自己的战友冲锋队）
剩下的两派，后来一块留法，其实两家起步都差不多，出身是半斤对八两，学运大家都会，工运是留法之后一起进修的，对日后建党还需要搞军运都有相当的认知。国家主义派的曾琦，与组织留法的国民党的右派元老李石曾，张继（日后的西山会议派）关系良好，国家主义派的打算是回国南下广州，渗透黄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国民党内右派失势，联俄左派占上风，反倒是那些赤色同学占了先手，抢先渗透了黄埔。国家主义派晚了一步，退而求其次，青年党回国之后去了南京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后来历史发展，孙败，军校生转入东北军系统，918爆发，时运如此不济，青年党的建军计划始终难产（青年党的故事，活生生印证了一个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悲惨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