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宽松教育”和拉丁美洲的教训犹如一面镜子，应当烛照中国教育改革的当下和未来。
日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启动“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的 “宽松教育”改革，采取了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等措施。
三十年多过去，日本“宽松教育”政策实施的结果怎样？它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文丨杨三喜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网思客”（ID:sikexh），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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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教育”的副作用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陆一研究发现，日本宽松教育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
在“宽松教育”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公立瘦弱不堪，仅能为民众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只能通过私营学校获取，课外补习产业因此蓬勃发展，结果是经济水平低的家庭无法获得优质教育的入场券，而中产阶层教育负担加重。
这不仅导致日本国民整体学历连年显著下降，在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日本学生的排名不断下滑，甚至还出现了高中给初中补课，大学给高中补课的怪现象。同时“宽松教育”政策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中产阶级在教育负担压力下，不敢生育。这进一步抑制了日本生育率，加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负担。
日本的“宽松教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
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着与三十年前日本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了，教育供给更丰富了，我们孩子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了？社会普遍抱怨中小学生作业更多、学习压力更大、升学竞争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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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减负校外补”
因此，我国也开展了教育减负工作。不难发现，目前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不少学校实行下午三点半放学政策，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学校下午三点半放学，家长却要五点半、六点半才能下班，中间的空档怎么解决？结果是，学生在课堂里面学不够，放学后又没人管，家长只能把孩子送进托管班、培训班。
培训机构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安全保障让人存疑，更重要的是，这些校外培训辅导机构不是以素质教育为指向，而是有着很强的应试导向，它们进一步强化了应试竞争，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由此也导致了“校内减负校外补”的局面。
同时，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可以把孩子送进补习班，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却没有这样的实力和条件。这将使得农村家庭以及一般家庭的孩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加剧了教育不公。
我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的中产阶层和日本的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有很多共同之处。在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观念下，中国孩子低龄抢跑、过度补习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教育负担过重，也成为制约民众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办教育注重公平，着力提供基本教育服务，而民办教育具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负责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二者相互补充。但是现实却很难依照理论设计的路径来发展。民办教育的发展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随着民众对个性、多元、优质教育需求的增加，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学压力，对接民众多元化、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使得民办教育可能在市场力量的裹挟之下无序发展，成为打破教育生态平衡、恶化教育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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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资源仍集中公办学校
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日本。拉丁美洲的问题更加突出，学术界甚至提出了“教育拉丁美洲化”概念。
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教学机构的“代名词”。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这种“教育拉丁美洲化”现象在我国不少地区也初见端倪，在一些地区最好的学校基本都是民办学校。
这些学校在生源、师资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断拉大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