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艰辛的成名

在计算机房打杂，考货车驾照，王小波的理想依然是小说家。1994年《黄金时代》出版后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王小波说“一本书的出版比写作更加艰难”。

1988年5月，李银河随费孝通做博士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王小波作为家属，被安排在社会学所的计算机教室工作。“失落”是王小波对自己北大时期的概括。“当时机房总共有4台电脑，最先进的是一台PS2－50，他就泡在机房里，没有课题做，只能偶尔帮着做一点数据分析。”王小波曾经的同事回忆，“没有正式编制，他的工资是从统战部拨给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里边出，基本工资每个月97块，坐班费18块，加上副食补贴什么的有130多块吧。而那些给正式职工的福利，诸如洗澡票、饭票之类优惠就没有了。”

王小波与李银河

1989年王小波终于得到了一个走上讲台的机会，教研究生使用社会统计软件，他对自己教授“技术性”课程感到轻松，但算不上好老师，“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思维比较跳跃，讲的比较深奥，学生可能就有点听不懂”。一个学期后停课，而社会学系又连续两年停止招生，王小波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工作。时不时就宣布自己又有了无用武之地的发明，“他自己做软件在电脑上画直方图，还自费请专家来鉴定”。

尽管才华受肯定，但在一位老师记忆中，王小波就是那个在暖气管子漏水时兴奋得上蹿下跳的“孙猴子”，和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形象完全不沾边，人际交往中也很不熟练，李银河有时会当面纠正。“他教我编程时候还骂我笨，被屋里的李银河听到，马上就说‘怎么能不尊重老大姐呢？’”

1989年9月王小波在山东工作的二姐和二姐夫出资，给他出了第一本书。“我们全家人都挺想圆他的出书梦。”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说。这本封皮按照通俗连环画设计的《唐人故事秘传》，收录《红拂夜奔》等4篇小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2块，销量不详，像一本三流故事册子。王小波也认为拿不出手，总爱说是自己“乱编的”。但在人民大学求职时候，他还是给会计系主任朱小平展示了这本书，也正是看了书，朱小平才留下了王小波。

《唐人秘传故事》

王小波依旧一个裤腿卷着，一个裤腿放下来，袖口拖着线头上了讲台。北大3年，同事们还有一段他喜欢和大家喝酒吃肉的欢乐时光的记忆。进人大之后显得更孤僻，朱小平说:“全系开大会，王小波总是坐在最边上，从头到尾也不吭一声，不和周围的人交谈。”朱小平侧面听说:王小波讲课不敢看学生，眼睛就一直盯着黑板;再加上不怎么爱说话，所以让他上课是有压力的。

在大学教书的几年，王小波没评过职称。进人大后，他更专注于写作和文章的发表，王小芹形容弟弟身上有一种“紧迫感”。等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终于让王小波下定决心辞职而专事写作，他对朋友说这个决定“让他前所未有地舒畅”。朱小平说，求职和辞职时，都是李银河带着王小波到家里来。李银河说，小波觉得教书还是有压力，想专心写作，所以不想干了。“王小波倒是没怎么吱声，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一直说‘给您添麻烦了。’”在朱小平印象中，两次见面，都是李银河在说话，王小波就在旁边不停地抽烟。

按照《联合报》副刊主编陈晓林的说法，当时文学奖的奖金仅10万新台币，而不是流传中“1万美元”的数额，而且联经出版社给得奖者出书也是附加的奖励条件，并非看重其市场价值，“可以说是有些被动”。但正因为这次获奖，使王小波的生活出现了转折。

丁东是李银河多年的好友，“1992年我还在山西，还不认识王小波，就已经开始帮李银河找人了，他们希望被大陆出版界关注”。丁东列举了自己找过的许多杂志和出版社，“作为文人，王小波和李银河当时都有点看不起‘二渠道’的出书方式”。丁东找书商，给李、王合写的男同性恋研究专著出书，还因为封面是两把椅子，引起王小波的不满。丁东说:“他们一直都想要正规的大出版社，好好地出书、卖书。”

赵洁平后来成为王小波第一位在大陆公开出版小说集的责任编辑。1994年初，赵洁平是华夏出版社的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我当时帮一位老学者出版了一本有关波普政治学的著作，可是没有销路。”赵洁平的丈夫和李银河同在社科院工作，但并不认识。他本来想把这本书推销给李银河所在单位，不仅没卖出去，反被同事们推销了《王二风流史》。

“我们社科类本来是不出小说的，但我想不管怎样，应该先读一遍再给人家答复。”赵洁平记得自己是坐车顺路过一个地方时，让王小波和李银河在那等着，接受的书稿，“我一开车门就把书给我，什么也没顾上说”。当时书稿已经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也有了一些惊人的评语，赵洁平说她是在完全没有先见的情况下看完了小说。她说:“我平时喜欢政治学著作，但是看完这个，我觉得王小波的小说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企图打破僵化的思想圈。”

赵洁平从第一眼印象中就知道这书不好出，但她认为，“好东西应该出来”。她说:“我去王小波家，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出这本书，但王小波当时并没有太激动，他说稿子已经流转过很多出版社，答应要出的也很快没了消息。”赵洁平立刻就开始写“选题报告”，“我写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个知青的反思之类，后来黄集伟他们老说我做了一个像‘天安门放红光’似的封面。”赵洁平笑着说，“我一直没敢给领导交全文”。

王小波参观美国南部小城的一座博物馆

“我和王小波签了一个破例的合约，前6000本一次买下，稿费按千字30块钱，卖1万册他分3%版税，2万册4%，3万册5%。当时算出版界最优惠的条件了，虽然稿费只有9000多块。”《黄金时代》正式出版以后，却没有正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书销了2个月，不太好。”

这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两捆书，到各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前几本白送，后面再要再给钱。后来，王小波开始带着我去找书商，用月票坐公车，我们一起劝书商买书。”之后为推销开一个研讨会，李银河请了些评论界名家，赵洁平说:“王小波听着大家的高度评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1995年王小波再获《联合报》奖，但小圈子里的赞美始终没有拉动市场销量，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

“王小波的杂文路子，一直是通的。”丁东说王小波生前一心要出版小说的同时，杂文反倒先受到广泛认可，也使他避免了自由撰稿人承受的经济压力。“《三联生活周刊》、《东方》、《南方周末》这些报刊是王小波的主要阵地，其他杂七杂八的约稿就更多了。”在王小波辞职后的几年里，思想界已经“高看他”，“他比学者可读性强，比作家学理深，加上文体别致，可以称得上杂文家里的一线”。

90年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逐渐分离，不再像80年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王小波的杂文无法带动小说。“我当时还在推荐他的小说给杂志，有一个名编辑说，让他来个短点的，看第四季度有空了再上，那意思是很轻视的。”丁东说，王小波难受的就在于此，“他觉得小说是正业，思想文化随笔是副业”。

张卫民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他提了个尼龙布兜子，满满一兜《黄金时代》，正准备去清华兜售”。头发朝天龇着、晃晃荡荡的，王小波和喜欢他小说的一些人成了酒友。王小波酒量一般，一两瓶啤酒下肚眼睛就红了。谈什么都轻轻松松，没有大喜大悲表情的王小波总是蜷腿缩在椅子里，抽着“骆驼”或“金桥”，“那么大个子缩成一小团”。“我说‘你的小说是可以传世的’，可是他不谦虚也不高兴，就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只有一个话题让他动感情。1996年冬天，张卫民在饭桌上说他自己已经厌倦了写一些无关紧要的随笔，也要开始写小说了。当时王小波有一点激动，但却很严肃，郑重其事地说:“干杯，尽管多一个小说家会夺我的饭碗，但是我还是要和你干杯！”还有一次冒着雨回王小波家喝咖啡，谈话间王小波问张卫民:“小说要写什么？”张卫民回答:“要写爱情。”“对，就是这么写！”“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源于他对小说的热爱，听到有个人也要认真地写小说了，他心里是高兴的。”

王小波插队的云南弄巴农场

王小波经常用讲笑话的方式告诉朋友，他只有写小说才感到快乐，上电视介绍书、写剧本都很痛苦。但他还是认认真真花了3年时间改十几稿，写出了《东宫西宫》。导演张元说:“本来我只是想聊聊他们所采访过的同性恋的故事。席间，李银河说:‘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当时王小波刚从人大辞职，张元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作家叫王小波的”。但由于其他作家都不愿意写同性恋，张元同意了李银河的提议。

拍摄时，王小波去看过两次，第一次20分钟，第二次看了一眼就走了，他对张元说:“你们这拍电影可真够烦的。”《东宫西宫》在1997年被张元带到戛纳，在阿根廷电影节上曾获最佳编剧奖，但直到去世，王小波也没看到过这部片子。

《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在赵洁平手里攥了两年无法问世，1996年冬天，王小波终于找到花城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时代三部曲》。他同时考取了货车的驾照，对朋友说:“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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