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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对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徐贲的访谈
《中国周刊》: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
徐贲: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今天它已经普遍化了。
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
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
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
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
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中国周刊》: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的粗鄙化表现为什么?
徐贲: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
粗鄙的本质是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
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
这在当年文化革命中司空见惯,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狠、粗鄙——诬陷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只要有蔑视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鄙。例如,富豪陈光标曾提议,没有受过九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鄙的。
以前奴隶主都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的权力。
许多没有受到九年以上教育的人不是自己不要上学,而是因为家里贫困或其他原因而上不了学。
现在要对这些已经遭受不幸的人说,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有生育权,只配断子绝孙。
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鄙的吗?
无视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起码要求,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鄙。
他们衣着讲究,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肮脏的粗鄙者。
《中国周刊》:这两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出路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以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贲:“屌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中的一种。
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鄙,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在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
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种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夺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与压迫权力有所妥协。
《中国周刊》:邵燕祥先生认为,粗鄙化与五十年代以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为,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吗?
徐贲:这个粗鄙世界的形成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他们变成了整体上说是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变得讲实惠、功利主义、奉承、顺从,甚至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鄙的主要力量。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贯讲究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都不再遵守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甚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经到了极难维持的地步。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追求。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
《中国周刊》: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徐贲: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
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中国周刊》: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鄙化吗?
徐贲: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以前宣传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堕落和罪恶。
“文革”时天天在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堕落,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现在我们自己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
例如,以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不必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财产权被当作人的神圣权利。
后来怎么了呢?人们发现,有钱人考虑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没钱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
于是,没钱人也争取民主投票和选举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分配是否正义。对穷人来说,这种正义必须用政治权利来争取。
否则富人就会粗鄙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连生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中国周刊》:您认为粗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贲:原因很多,很难说哪一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因为比较明显而已。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粗鄙都是这么显而易见,有的会隐而不见,因为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
粗鄙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别人的尊严感,对别人的感觉满不在乎,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拿别人当玩物。
这样粗鄙不需要用肮脏、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腔调就可以了。
《中国周刊》:普遍粗鄙会有怎样的后果?
徐贲: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
它和许多道德恶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但是,渐渐便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渐渐适应、随遇而安、麻痹、冷漠,直到默默接受。
粗鄙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人天天要吃饭,可是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鄙化的牺牲品。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
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
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
《中国周刊》:我们如何摆脱粗鄙化?
徐贲:粗鄙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
但如果我们同意粗鄙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么改变粗鄙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传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制这种很粗鄙、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当然,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
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
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么虽然现在的粗鄙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