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治：政策与策略”专题丨【陈映芳】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当下中国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给机制分析

在今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家以既有的包括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在内的家事法律为基础，结合社会发展需要，正式颁布了“婚姻家庭”编（ 民法典第五编 ）。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协议离婚，新法规加入了“三十日冷静期”的限制性条件。消息一经公开，立即引发社会热议，其中不乏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有关“离婚冷静期”的入法问题，自2018年民法典草案面世以来，历经全国人大常委员的三次审议，其间民众也持续地表达了各种反对意见。最后出台的正式法规对这一条的坚持，可以视为体现了提高离婚门槛的国家意志。但是，对于这一条看似以家庭主义为价值宗旨和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为目标的法规的立法意图，立法者在面向公众所作的意义阐释中却语焉不详。比如，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采访时，将设置限制性条件的目的解释为为了帮助人们更慎重地行使离婚权利。这种说法是以当事人可能存在的理性行为能力不足为由，对个人主义原则和家庭主义原则的价值分歧作了模糊的处理。这显示了立法主体的某种尴尬：即使有以法律手段降低离婚率的主观意图，却不能或不宜旗帜鲜明地主张以限制个体离婚权的方式来申张家庭主义原则。

相对于官方对维护家庭稳定的政策目标这样一种模糊的说明，各种反对意见则较为清晰地表达了对个体权利（ 离婚自由和离婚申请人免受家暴威胁的权利 ）和当事人具备理性选择的行为资格的主张。一些网民还认为，抬高离婚门槛的新政策不仅无助于维护家庭稳定，相反，还可能会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导致社会的去家庭化。

政策目标的混淆不清一直是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陈卫民，2012 ）。本次立法实践再一次显示，不同主体对于具体的婚姻家庭法规的立法目标，存在认知和预期的诸多分歧。如何理解中国婚姻家庭法规背后存在的某些价值暧昧现象、国家与民众间如此显著的立场分歧，以及政策目标与功能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实际错位？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对政策文本和政策供给机制的分析入手，对政策现象背后的逻辑作出相应分析。

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狭义的家庭政策是指明确以家庭为对象，并以支持家庭为宗旨的社会政策。广义的家庭政策则为涵盖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对家庭制度起到规范作用的法律，以及可能影响家庭生活的各类政策。这样的家庭政策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 相关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目标性的，也即预期外的政策结果 ）（ Zimmerman，1995 ）。

战后以来，在先期现代化的经济发达国家，一方面普遍出现了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私性化趋势，另一方面，在重新复兴的家庭主义中，以家庭为支持对象的社会政策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家庭政策也经历了从国家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 吕青，2013 ）。这样的“家庭政策”以家庭福利为主要形式，以资源再配置、鼓励生育、家庭照顾、促进性别平等为功能目标，对家庭资源和家庭行为直接产生影响。在家庭政策的框架下，国家、企业、社会对家庭的支持通过立法被制度化，内容涵盖家庭照顾、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多个方面。

围绕家庭政策的目标及实际功能，学界通常有与“家庭化”或“去家庭化”相关的判断和评价。作为学术性概念，“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在国际福利政策研究领域主要被用以研究个体—家庭关系的支持效能——在政策干预下个体对家庭关系的依赖性，尤其被用以测量年轻人和女性对家庭的依赖程度（ Lohmann and Zagel，2016 ）。区别于“家庭主义”或“去家庭主义”这样的概念，在政策研究领域，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对公民个体的支持和对家庭关系的支持被认为是家庭政策需要保持相对平衡的两个不同面向。

不过，在实际的研究中，家庭化和去家庭化概念的运用并不局限于政策效能评价，往往还扩展到对国家、市场及社会各种力量之于个体—家庭关系的规定及影响的说明。因为在政府之外，市场和社会同样是福利供给主体，尤其是在东亚各国，家庭本身一直扮演重要的福利供给者角色。

在中国，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广义意义上的家庭政策具有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 Burns，1983 ）。国家对家庭生活的干预在国际学术界常被提及，如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强制安排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和限制生育等。另外，还有如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市场承担了住房等大宗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等等（ Izuharaa and Forrestb，2013 ）。这些都构成了影响个体—家庭关系的特殊力量。相对而言，当前中国学术界对家庭化和去家庭化概念的运用更为宽泛，除了婚姻家庭政策、福利政策等领域的研究外，这些概念还涉及对价值观念层面的传统家庭主义及新家庭主义等的讨论，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史中家庭结构和家庭地位的变动状况的描述和诠释。

在当下世界各国的家庭政策中，儿童权益保障、性别权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是最为普遍的基本特征，其中，狭义的家庭政策以社会个体化和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为背景（ 国家承担国民基本养老保障、儿童福利、妇女基本权益保障 ）。国家在保障公民个体基本权益的同时，通过家庭政策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并对个人—家庭关系作出调整。

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国家通过现代立法来促进家庭制度现代化的实践始于清末。 从 清末、北洋 政 府再 到民国 的 《 民法 ·亲属编》， 在各次的立法讨论中，学界和立法参与者对于中国的现 代家庭制度是该以 “个人主义优先”为原则，还是以“家庭主义优先（ 家属主义优先、家族主义优先 ）”或“国家主义优先”为原则，对传统的家族主义价值和制度应该如何评价，又应该怎样保存和废除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或争议。 这期间虽然有妥协和反复，但个人权利的逐步确立和家庭制度的逐步民主化、现代化是基本的变革方向。

1949年以来，中国的家庭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价值目标的重大转变。其中，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徘徊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其背景中不乏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价值博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曾出现一个由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良性互动而形成的家庭化的社会转变过程（ 陈映芳，2015 ）。而9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变和市场化运动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社会生活保障的家庭化，还带来了国家主导的家庭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邓小平在著名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到：“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1338 ）到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对家庭价值之于民族文化和国家发展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国家对家族主义的倡导，在曾经致力于批判、抛弃儒家传统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东亚各国并不鲜见。日本和韩国都曾由国家主导对家庭制度进行重构，并以公私分域（ 将家庭归于私领域 ）、性别分工（ 让女性专事家庭内劳动 ）等方式强化家庭对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辅助功能。此外，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曾在世界上高扬“亚洲的价值”的家庭主义，他1994年的演讲“家庭的纽带——东洋成功的因素”高度肯定家庭对于国家发展的有用性。新加坡于1996年正式出台了《赡养父母法》（ 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 ）。这样一些具有自我东方主义化意味的意识形态调整，选择性地结合了现代及传统的家庭理念。家庭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整体本位的价值规范，以及家庭对于国家的功能有用性，被国家理性地吸纳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样一种家庭主义也受到了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夹击。随着国民福利制度的普及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东亚式的家庭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社会的个体化趋势。近年来，如何调整国家和家庭的关系，加速建立“由国家支持家庭”的家庭政策体系，正成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挽救日趋严重的家庭危机的重要策略（ 陈映芳，2018 ）。

相比于东亚其他各国，中国的“国家—家庭—个体”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历程，这构成了当下家庭政策供给体制的历史背景。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以来，在以政治伦理形式介入家庭亲密关系的同时，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家庭成员间的抚养/赡养义务作了规定。1950年的婚姻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此法规不仅区别于战后世界各国的赡养法，即便相对于民国的亲属法，事实上也强化了个体与家庭之间关系的强制性（ 陈映芳，2010 ）。另外，涉及“家庭”的边界问题，在国家没有出台正式的“家庭法”或如民国那样的“民法新属编”的情况下，国家在不同时期灵活地对“家庭”“亲属团体”，以及个体—家庭关系的属性及功能作了弹性化操作的政策安排。比如，在单位制中，个体作为不同性质的职业团体的“单位人”或“家属人”，可以从国家获得种种不同的福利资源的配置（ 陈映芳，2010 ）。又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实施的阶级路线中，虽然“阶级”观念本身具有非亲缘共同体，甚至去家庭化的属性，但随着“家庭出身”的身份化，以及“社会关系”（ 亲属网络 ）被纳入政治审查体制，个体与原生家庭及其亲属团体的关系事实上也被延伸到婚姻家庭法之外的制度空间，成为直接影响个体和家庭获得身份地位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制度之外，由于国民户籍身份的属地化、差异化，地方政府同时也成为公民社会权的主要供给主体，因此，人们不仅因为国家总体发展需要而被纳入不同的家庭政策对象群体，也更可能会因为各地政府根据具体条件和目标需求而颁布的种种地方性法规而被安排到不同的政策体系中。

这样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情景给研究者理解中国家庭政策背景的价值倾向和功能目标带来了相应的困难。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在宪法层面呈现了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徘徊的特征（ 唐冬平，2018 ）。在近几十年来重构家庭制度的过程中，虽然有非常活跃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持续供给，但其背后的价值立场不乏混乱，尤其在个体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以及女性权利平等等问题上，表现出摇摆不定和具有功利性特点的国家主义立场（ 吴小英，2012 ）。

不同的价值源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及文化框架，政策的摇摆还可能体现了决策主体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不同选择。我们需要对决策主体的利益需求、政策目标预期，以及社会行为体间的价值博弈等作具体的考察，据此对政策的供给机制进行分析。

对于经验研究而言，如“国家主义—家庭主义—个人主义”这样的价值分类，还有如“国家—家庭—个体”关系这样的分析视角，其中隐含的普遍化的观念分类，以及对行为主体和政策对象所作的概念化区分，并不足于涵盖并解释具体社会时空中的政策现象。另外，关于“家庭政策”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存在几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1） “家庭政策”在国际学术界多指国家以支持家庭为宗旨的社会政策。而严格来讲，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长期家庭政策和制度安排，政府也一直没有公开明确承认中国实行了家庭政策（ 胡湛、彭希哲，2012 ）。目前，关于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讨论意见还多是围绕应然的呼吁主张及政策体系建设路径等展开。（2） 作为成文法规，《婚姻法》曾是中国自1950年起数十年中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狭义的家庭政策。它也因此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关系演变的最重要的制度文本。近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迅速兴起，研究者根据主题需要，开始将各种相关的政策纳入分析范围，但其研究议题主要围绕社会政策展开，与婚姻/家庭相关的国家法律多成为法学界的研究对象。家庭政策研究领域或多或少存在着法律研究与政策研究相分离的现象。（3）人口学、政策学、社会福利研究等成为家庭政策研究最活跃的学术领域，相对而言，社会学如何介入相关的讨论尤有可期待的学术空间。

“国家—家庭—个体”关系一直是笔者思考中国当代家庭问题的基本框架，在本文中，它依然是考察和分析家庭政策的一个视角。进一步地，我们将作为政策供给主体的“国家”区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 地方国家 ）。涉及具体的政策分析，参考广义家庭政策的框架以及政策科学中的政策网络等理论，本研究将着重考察广义的家庭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别及其不同政策供给主体的政策意图、政策资源等分别展开分析。笔者认为，在尚未形成现代家庭政策体系的当下中国，国家颁布的宪法以及与婚姻/家庭相关的民事法，还有以地方政府为主要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是形塑家庭体制、家庭关系，并规范人们的家庭行为的两个最重要的家庭政策类别。同时，这两个政策类别背后的主体间关系和目标意图的分异，也构成了上述中国家庭政策的种种问题的重要背景。因此，本文的家庭政策分析将聚焦于这两个政策领域。

此外，在本研究中，作为社会学的政策研究，笔者将“家庭”进一步区分为纵向的代际家庭关系和横向的婚姻家庭关系。在社会学规范的方法中，“联合型家庭—直系家庭—核心家庭”被视为普遍的分类方式，而在对现代社会的家庭制度及家庭政策的研究中，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也已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家庭制度、家庭政策的演变中，代际家庭（ 大家庭 ）与婚姻家庭（ 小家庭 ）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隐含于家庭观之争和制度变革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经历了“家庭革命论”和“家庭革新论”的文化思潮，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制和欧美流行的小家庭制曾被新文化知识分子视为重构中国现代家庭制度的基本路径，关于“大家庭、小家庭孰美”的争论一直占据民国家庭制度改革的中心位置（ 耿达，2017 ）。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中，一方面，传统的家族组织被改造，大家庭及其家长也不再拥有家产制基础上的权力和权威，国家在法律上也赋予了年轻人结婚、离婚的自由权。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国家通过《婚姻法》对代际家庭的福利供给责任作了强制性规定，这也使得代际家庭作为消费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延续下来。而在广义的家族政策中，50—70年代的阶级政策还使得代际关系成为影响个体获得生活机会的制度性因素。除此之外，在一些长期研究中国家庭制度演变的学者看来，纵向的代际家庭与横向的婚姻家庭之间的地位变化也是理解八九十年代中国家庭关系演变的最重要的一个视角，而且是分析近年来家庭状况新变化的一个基本方法。基于对这样一些家庭制度演变现象及相关研究的参照，同时也基于笔者此前的相关研究及思考，本研究主要着眼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据此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法规背后的价值原则作相应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相关政策对于调整个体与家庭之间关系的不同功能。

当我们尝试将家庭关系中纵向的代际关系（成年子女及其核心家庭与原生家庭间的关系）和子代横向的婚姻关系加以区分时可以发现，在近几十年的看似摇摆不定的家庭政策中，实际存在某些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及其政策连续性。

首先，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逐步强化“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间的相互责任。1980年，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新的《婚姻法》以专门一章的形式列出了“家庭关系”（ 第三章 ），进一步明确了子女与父母（新的婚姻法增加了继父母）之间的赡养和抚养/教育的责任。此外，该法律还将祖孙关系、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也明确纳入“家庭关系”的范围，并规定了家庭成员间相互的生活保障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第二十三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

1982年，家庭责任正式被列入宪法：“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第四十九条 ）。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又明确、详细地将“养老”规定为家庭成员责任。2001年，新修正的《婚姻法》再次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保障责任。相对于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即使中间一代仍在，祖孙间也依然必须承担相互的生活保障责任。另外，此次修改的婚姻法还规定了弟妹对兄姐的反哺性生活保障责任：

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保障责任关系，不仅超出了婚姻关系及核心家庭的范畴，也超出了主干家庭（ 父母与一个已婚子女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 ）的范畴——由于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对需要相互承担抚养义务的“兄、弟、姐、妹”的婚姻状况作出明确的条件说明，“家庭责任”在这里实际上涵盖了“联合型家庭”（ 通常所说的“大家庭” ）的所有成员。成年子女与原生家庭间的关系被构建成一个边界模糊的消费共同体。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一旦部分成员遇到生活困境，法律可以责成另一些成员承担救济责任。

除了显性的家庭政策之外，代际家庭作为消费共同体的属性及功能也受到另外一些隐性的家庭政策的鼓励和影响。最突出的，比如税制，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还没有出台遗产税、赠与税等相关税法的国家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父母为子女购房、父母将房产及其他财产赠与子女的财产转移/赠与现象。由于税制对亲子间的财产赠与和继承不加限制，子女与父母之间事实上形成了财产权一体化的关系，家产制在代际家庭中得以维系。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家庭价值的回归。

与国家通过法律和其他政策持续强化代际家庭关系及成员间相互责任的情形相对照，围绕婚姻关系的演变，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调整则遵循了相对“现代”的价值原则：“个体的自由”和“性别间的平等”构成了近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基本趋向。

首先，在婚姻关系的建立和解体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的婚姻法规保持了婚姻自由原则的一致性——中国一直采取离婚自由主义和对无过错离婚基本无限制的立法原则。事实上，随着基本生活资料供给的市场化，以及单位制的解体和政审制度的终结，社会主义时期一些隐性的家庭政策消失，人们更多地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马忆南，2011 ），以及婚姻外生活的自主权。

涉及离婚的限制性条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以个体意志（ “自愿”标准 ）为基本原则，以协议—民政登记和法院诉讼为双轨化的程序。1950年的《婚姻法》未设任何限制性条件，仅将调解程序设置为诉讼离婚的前置的程序性条件（ “调解无效”作为判决标准 ）。1980年的《婚姻法》在自愿标准之外，另外加上了“感情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明确、统一的标准。这虽然构成了某种限制性条件，但同时具有为离婚行为去道德化的实际功能。作为协议离婚的程序性限制，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有为期一个月的“审批期”，而2003年发布的基于2001年《婚姻法》的《婚姻登记条例》明文取消了离婚审批期。这导致办理协议离婚的零限制，申请者可以即时拿到离婚证。

另一方面，对于婚姻双方的责任和权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贯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平等性”“个体化”的倾向。1950年《婚姻法》曾规定，婚姻期间的债务在离婚时由男方负责归还，这被认为体现了保护女性权益的宗旨。在1980年的新《婚姻法》中，此规定改为离婚时由双方共同偿还。自90年代以来，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兴起，房产权在婚姻关系中的共享与分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婚姻法的一次次调整突出地体现了弱化夫妇共财而加强对个体产权保护的政策原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法律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对婚姻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其中，司法解释三指出，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其所有权不再根据婚姻持续时间而发生变化。婚姻期间购买的房产，房产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如由一方出售，另一方无权追回。至2018年，国家对婚姻法的修改更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另一方没有所有权，离婚时无权分割。这样一些法规的出台和调整，曾一次次引发激烈争论。赞成者通常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合法性依据：这样的法规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个体财产权保护的需求。不过，对照家庭关系中的另一个维度——代际家庭关系（ 法律对于代际间财产赠与和继承的无课税限制 ），我们不难看出立法原则背后的家庭观的分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近几十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并不断调整的各种家庭政策中，围绕个体与家庭的关系，相关政策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原则：对纵向的代际家庭关系的强化和对横向的婚姻关系中的个体自由的维护。前者与传统家族主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后者则更接近于现代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对于这样的立法原则，我们显然无法以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此消彼长来说明，而“观念进步/倒退”或“价值多元”“价值混乱”也不足以解释决策者的行为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