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有引语均出自《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他对官僚主义问题始终密切关注，有生之年从未间断。
官僚主义的表现
▌表现之一：脱离群众
邓小平较早提出并批评官僚主义，是在1943年，针对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显然，邓小平把忽视、轻视群众，看作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
1958年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风气发出了警示。并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批评、反对官僚主义：“我们的高级干部……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纲领性文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鲜明指出：
官僚主义的首要表现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表现之二：命令主义
邓小平讲：“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
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
邓小平还对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出了更为深入的揭批，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并对“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作了白描：
“
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
……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
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
“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等等”的命令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
▌表现之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邓小平首次把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在1950年，他“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问题上，指出：“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
此后，他又多次提醒全党：
“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又是官僚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鲜明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
▌表现之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
同样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的另外一些表现：
“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
，这正是对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解读。
邓小平多次尖锐批评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首先，他批评了忽视理论学习导致的事务主义：“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问题的道理，不必多讲……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思想就容易庸俗化。”
其次，他指出官僚机构、官僚制度和作风会造成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
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他尖锐地批评道：“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
最后，他指出会议过多过长导致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
▌表现之五：个人至上
邓小平还指出：“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
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
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
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
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邓小平对以上种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深恶痛绝。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
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开展，邓小平也不断提醒：“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