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收录了一封《范文澜来函（一九四九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43页）
，全函为：
大年同志：
经常打听您的病状，知道已逐渐见好，甚以为慰！尚望坚决休养，以期早日康复。自您离研究室后，我残敝之人，如觉失左右手，可风亦半年未回，又失一助手（听说不久可回来）。研究室同志一般工作很好，但某些疏懒不振作（个别的）之情形，也实在令人寒心。尊恙何时能痊愈，医生如何说法？医生说可以出院时，希望能回研究室半卧治（一个月后此地可有屋子空出来），不必认真工作，对我帮助就很大了。如医生说尚须休养，则坚决服从之。
我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封建分期问题，到马列学院讲一次，征得很多意见，想不到您也在休养中为我提意见，感谢之至！等各方意见收集后，我想比较周到地写出来，再向各方请教。如能对此问题相当说得通，亦一快事也。祝
痊好！
文澜
十三日
《侵华史》已遵嘱改正矣。
该函收入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时认定的写作年、月为“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84页）
，董郁奎著《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
（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176页）
认可该时间。周秋光著《刘大年传》对该函的写作时间含糊处理如下：“1949年春，刘大年因病离开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之后，范文澜常常询问刘大年的病情，希望他能早日重回研究室工作。如当时范致刘的一封信中说……”
（岳麓书社，2009年，217页）
考证该函写作时间有以下五条线索：一、“经常打听您的病状，知道已逐渐见好，甚以为慰”，二、“可风亦半年未回，又失一助手（听说不久可回来）”，三、“医生说可以出院时，希望能回研究室半卧治（一个月后此地可有屋子空出来）”，四、“我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封建分期问题，到马列学院讲一次，征得很多意见，想不到您也在休养中为我提意见，感谢之至”，五、“《侵华史》已遵嘱改正矣”。现根据能够找到的史料进行考证。
据黄仁国著《刘大年年谱》，刘大年“旧伤复发”的时间是1949年3月3日：“姜国仁来看望，见仍未止住吐血，向舒天巩、王可风提出注意，并要他们向组织建议，调师力坤来看护几天。”
（人民出版社，2017年，37页）
据《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范文澜于3月19日、3月28日（与戴冠芳合署）、5月，吴玉章、姜国仁于3月23日，王冶秋于8月30日，钱信忠于10月22日来函，或专门问候病情，或顺便问及病情。看看钱信忠10月22日来函可以知道，此时已在考虑如何预防刘大年 “肺病的再发”问题了：“据我的了解，肋骨切除对肺病的再发有作用的，但必须看空洞在什么部位，使胸腔塌后影响如何而作决定。”
（41页）
意味着此时的刘大年“已逐渐见好”，那么，内有“已逐渐见好”的函应写于1949年10月前后。
在范文澜1949年5月致刘大年函中，谈到了王可风的行踪问题：“兹乘可风同志去正定之便，匆匆致慰问之意。”
（37页）
结合“可风亦半年未回”可以知道，该函写作时间当为1949年11月。
《侵华史》即刘大年著《美国侵华简史》：刘大年于1947年6月开始写作该书，1948年8月初稿送请中共华北局审查，1948年11月撰写《美国侵华简史》出版说明，1949年5月10日范文澜、荣孟源、王南、刘桂五代为撰写《前记》，1949年8月初华北大学自印，1949年8月26日-10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以《美国侵华史》为题连载后各地开始翻印，1949年 11月新华时事丛刊本《美国侵华简史》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
（《刘大年年谱》，32-41页）
。结合信函中的其他内容可以知道，“《侵华史》已遵嘱改正矣”应该是对新华时事丛刊本出版前稿子的“改正”。尽管新华时事丛刊本《美国侵华简史》版权页上标注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根据王子野1949年12月15日致范文澜函却可以知道，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是1949年12月中旬：“刘大年同志的书已出版，寄上样书十一本。因不知刘现住何处，烦代转交。”
（42页）
由此可知，内有“《侵华史》已遵嘱改正矣”的函写作于1949年12月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