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多言，如今美国正面临着事实上一直所经历的一项困境——也是每一个进行历史性选举的国家都会经历的历史缩影。
正是因为在美国，如此困境所招致的风险将更为严峻。我猜想下周有相当的概率会发生全国性的暴力活动，美国在法律与政治层面都会颇受考验。尽管我认为这些问题或许能够被非常快速地处理妥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为之努力的两党合作将会愈难进展。
院长在先前的交流中已向我强调了一点：他希望将来对中国或者说整个亚洲的政策能够成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所共同努力的领域之一。我对此的想法是：目前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共和党派，都正在经历着某种深刻而显著的变革，因此对于未来或许会出现的跨越党派界限的重大政策变动，我丝毫不会感到讶异。
我们的某些政策在许多方面反应出了部落主义（tribalism），而非对于思想抑或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信奉。我们当下正处于反思各个方面的一个阶段，一个重新开始的阶段。反思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政策，还包括了对我们如今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仅预示着国内形势，也将是国际形势走向的一个引路牌。
当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尤其需要诸位能够体会到一种已经悄然开始的变化：我想告诉你们这正在进行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我将用三个简略的数字去谈论这个问题——75、20、40。接下来，请允许我向诸位解释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每一个数字都反映了中国是如何全方位地冲击着美国，并且为美国带来了深刻的系统性变化。
在二战后大约75年的实践中，如果将目光聚集于亚洲，诸位会发现这段时间里美国与亚洲的盟国友邦通力合作，已经基本上构建了某种运作体系——一种复杂的、乐观的、贸易开放的体系。
这种体系也被我们用于各地部署军事、结交强大盟友、达成原则共识、实现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实现对于IPO的保护。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个错综复杂的结构中的每一个部分的存在，这样一个运作体系在过去的75年时间中，引领着人类历史上亚洲最伟大的繁荣时期。了不起的一项成就。中国如今也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十亿人口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这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也算有所裨益。
有些人并不意外地将这75年的时间描述为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然而，这种说法目前已经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个在意料之中，另一个则有些出乎意料。
第一个挑战显然来自中国本身。在国际体系中初来乍到的国家，总会对现有的体系造成或多或少的挑战，中国在这一方面并无二异。人们总想看到心中所盼，因此并不希望保留某些有助于中国发展的事物，这种层面的竞争在意料之中，长期以往也将继续下去。而另一挑战则出乎意料地来自一个个体。如果诸位长期观察过特朗普总统政策上的倾向，
我认为他并没有把亚洲看作推动美国前进的风帆；而始终认为亚洲在利用美国；他对所有贸易协定都持怀疑态度，我不认为他能够在贸易伙伴、朋友抑或是敌人等之间作出有效区分。
我想这之中的许多国家也许确实利用了美国，譬如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建立的体系受到了北京和华盛顿的挑战。当下美国的运作体系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副总统拜登是否能够当选，使美国的运作体系起死回生？当下的体系是否还能继续正常运行，或者已经遭受到了实质性的破坏从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我依然坚信，目前的运作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要素受到了各地区之间的广泛的认可，而这正给予了体系能够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尽管它的未来仍然布满了荆棘。
第二个数字是“20”，这个数字相当不同寻常。鲜有国家能够像美国一般在历史上走了如此多的迂回道路。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在中东、南亚、伊拉克、叙利亚与阿富汗地区都投入了过度的金钱、资源、军力，甚至付出了血与汗的代价，才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基地。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为此投入了过多。我们都很清楚，
21世纪的主要篇章将会在亚洲书写，但是美国却没能很好地利用这点认识。我们必须要开始一个转变，对此两党已经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我用“枢纽”这个词汇去形容亚洲，或许是有点过时了，但总体而言，美国正在对亚洲进行重新定位，正如院长所言，两党的合作对于这一进程而言将会是尤为关键的。
第三个数字是“40”，代表了中美建交的时间。美中的接触基本上始于40年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现有的战略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发挥了切实的作用，在未来却难当大任。
美国目前正处于努力构建针对中国的新型战略的时期，过去美中之间通过秘密的私下外交进行交涉的先例，将不可复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范式，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与阐释中国对于世界提出的机遇和挑战。
特朗普政府曾分析，中国将会在很多方面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局势将会持续下去。
对于美国本土政策的挑战则在于，每届政府都会认为前几届政府的实践和做法应当被历史摒弃；所有的一切应当重新塑造。这也是目前这一届政府的特点：奥巴马曾经有所实践的领域，特朗普一定会将其推翻，即便原来的做法可能更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和发展。我对此遗憾和痛心。我衷心地希望假如副总统拜登能够当选，我们可以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美国的做法与欧洲完全不同。我想诸位中的大多数都会更倾向于选择更迭目前的政府，然而目前特朗普对于亚洲的政策中仍然有一些可取的部分值得我们共同回顾，我当然也希望这些政策能够继续保留下去。
首先，当然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存在的野心进行的冷静的评估，并且充分认识到这一强大的政权将会长久地伴美国而行。其次，坦率而言，特朗普总统同尤其是来自于亚洲使者的外交模式是令我钦佩的。
且看看他与安倍首相那长久的晚餐会谈和共打高尔夫的场面吧，我很乐意这样的外交模式能够保留下来。我期待副总统拜登能够成为一名充分给予亚洲领导人尊重的美国总统；能够愿意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与他们进行密切的合作，而非出入于一些有时会给全球的外交注入转瞬即逝的活力的短暂的会议；能够在和我们的亚洲朋友的交往中，更为“从容地”达成某项共识。
我还是非常赞同一种观点，对于目前美国的战略而言，应当对某些部分有所侧重。目前战略的实施是稍显混乱的，我寄希望于即将上任的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行动，树立和昭示美国未来的规划与目标。
那些需要被侧重的部分，其中的某些来自于副总统拜登和他的顾问，对于接下来的美国而言这些观点是颇具意义的。美国显然需要首先为将来的道路制定明确的战略声明与文件，即使这可能将花费相当漫长的时间。也许数年、也许数十年，美国才能真正确定与实现保证自己继续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战略性文件。
首先应当被重点考虑的，也是在未来将会被反复提及的观点：美国应当进行内部投资。
这并非戏言，而是民主党派在外交政策上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理解这一策略的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美国与中国真正竞争的并非军事领域。尽管军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中国最终将会在技术领域领先：人工智能、5G、机器人、量子技术——对这些领域的研发、公私合作以及教育资源需要大量的投入，美国在这些领域显然已经落后了。
自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再进行过这些领域的投入。美国在未来将出台一系列具有双重目标的重大举措：既为了从当下的疫情之中复苏；同时也为了之后能够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合作，或者用“竞争”来形容更为恰当，为美中的竞争做好准备。
第二个目标，尽管更需要长期的付出，但在我看来其重要性不可低估，我称其为“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在美国如此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的同时，也应当将视点落入国内政府、军队和情报部门之中，致力于建设一支深谙中东当地的历史传统的人才队伍，我们的政府建设缺乏类似的投入。企业同样也要真正地理解亚洲给我们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能力建设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完，我在学术界、智库与商界中看到了这种能力正在逐渐建设起来；然而许多高官与外交人员初次涉足其他地区和其他领域的事务，他们经验浅薄无法应对这些问题，这在未来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问题；在冷战时美国对苏联曾历时了一代人努力，完成了能力建设以及军备控制，眼下的美国也必须要重新开启这种建设。在过去的几年中，建设已经开始了部署，但仍有许多亟待完成。目前我所共事的企业中的大部分对于亚太地区潜在的主导市场的投资就还远远不够。
第三点则是关于盟国的战略。
尽管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提及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去倾听更多盟国的意见，和盟国更为紧密地合作。这种战略将会形成与特朗普政府作法的全面反差，尽管我刚刚称赞他们成功且有效地指出了中国对我们构成的一些挑战，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此在国际社会上孑然一身的策略将会导致美国缺乏更为广泛的国家联盟之间的有效合作。
特朗普政府在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和一些双边关系上有过一些建树，但是总体而言，美国仍然需要在盟友国的互动与交流中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些工作终究会有人去做的——作为一个在五角大楼、国务院等其他地方任职过的人，我已经在友盟国家的交涉中完成了很多工作。这项工作是颇具挑战的，甚至比我们理解范围中的还要难上许多。和友盟的交涉从开始而言就是困难重重的：当我们尝试在一开始听取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一些国家可能会提议共同制定一个有效的、开放的、乐观的贸易战略；然而眼下美国两党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进入这场“大型游戏”的门票正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各国都在寻求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依靠，因此他们才会希望能够加入由美国参与制定的、开放乐观的贸易框架之中。
另外很明确的是，除了在亚洲结盟，美国还要与欧洲盟国有广泛的接触。
我过去就曾经在官方场合与其他场合如此尝试过。现如今时机已到，美国应当同亚、欧就亚洲问题展开一场结果深远的对话。我不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格外轻松的对话；所有涉及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但美国当然也要在这场对话上面更坚定自己的目的。我们已经讨论过气候变化问题、阿富汗问题、北约问题、巴尔干半岛问题，接下来必须要将同样的灼灼的目光地落在亚太地区的问题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联盟关系是极具挑战性的，却也具有非常的意义。顺便简单一提，美国人热爱去强调聆听也喜欢承担一些中心的工作，坦诚而言，从心理上这也构成一种对我们的挑战！问题是，在许多国家质疑我们能力与稳定性的当下国际环境下，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发挥出巧妙的外交作用？
最后，朋友们，你们是否意识到当面对一群国家有组织的反对，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使其他国家分崩离析。看看中国在G20中所做的吧，它非常有效地阻止了那些试图对他们采取共同措施的国家，因此不要低估同盟友国的对话的难度。
我确实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值得赞扬，然而他们本可以做的更好。
美国并不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唯一需要改进的国家，而这也就引向了第四个需要指出的问题——也就是组织机构问题。
美国退出一些组织，并且对他们进行非常有限的投入并非是一项有利于美国长远发展的选择，美国应当重新加入那些组织——譬如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同时美国也必须在与亚洲的交涉中付出加倍的努力。如诸位有所耳闻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东亚峰会（the East Asia Summit）——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外交活动的代号，亚洲人逐渐通过美国在这些峰会和论坛的出席情况和参与度来评估美国，尽管也许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确实要赞扬蓬佩奥部长在研究亚洲问题上的大量付出，美国也必须加快下一届政府的改革步伐，花更多的时间建设这些机构，参与各种不同的讨论，并从根本上寻求全面的“能力建设”。
如果诸位将亚洲与欧洲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一旦欧洲的机构设立了自己的秘书处，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且展现出了长久不息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在亚洲同样的情况也势必会发生，美国将不得不参与其中。最后，院长，我想要总结的是，我们如何更为直接明了地去看待中国的发展。在我看来，
未来美中之间的关系将会以“竞争”作为关键词汇。也许我们很想尝试用“良性”（stable）去修饰“竞争”这个词汇，但事实是我们并没有权利去选择修饰与否。美中关系是一种不同于美国与前苏联抑或和那些倚靠着冷战隐喻一方的关系，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确实地表达出站在谁的身后；以冷战的框架来思考美中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尤为非常糟糕的视角。
除此之外，一些中等规模的势力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有效作用，但各国之间与各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也尤为严重。一些人因为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机构建立某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立场的动态变化势必将会持续下去，
因此美中关系将完全不同于美苏之间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染上了多重色彩的的多元架构，了解这点是异常重要的。
再强调一遍，“竞争”将成为美中之间的关键词汇。希望将来可以变成“良性的”，尽管美中关系其实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栏可言：任何潜在的疏忽与意外都可能导致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的进一步升级。目前美国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美中这样日益复杂的关系。我们往往低估了美中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性质。某种观点认为，美国能够永久且果决地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与脱钩，在某些技术、5G方面的领域这种脱钩关系或许仍然将会续存一段时间，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异常困难的，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会受到阻碍，那么将来也许中国将会采取一些报复性质的手段。
美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对中国采取措施会产生的不利后果；两国也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渐行渐远将会产生的是经济隐患。但，道路基本上已经就在前方了，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上述我所提及的那些策略以及如拜登团队的成员所希望的那样，在一些领域与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从而去实现对于美中竞争的平衡与对冲。有一种观点认为，将美国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是事关人类存亡的议题。也许在疫情的尾声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疫情的再次爆发，在这方面美中之间或许不需要合作，但是仍然需要一定程度上保持协调一致。
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我已经为美中关系工作了近三十年时间，我发现美、中尽管偶尔能够在步伐上保持一致，但是几乎不存在任何合作的习惯；美、中互相猜疑，在关乎第三世界、发展和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过结构性的合作。而如今加剧的紧张局势对于合作而言将会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我所期冀的是——在与盟国多次交涉后，美国将会努力向中国明确合作的意愿，寻求一方共生的土壤。
然而困境在于，我同我的中国朋友们，无意冒犯，我们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仿佛是一场谈判，一个不断想要寻求杠杆换取利益的交锋；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从中吸纳经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中交涉的过程中，美国对于中国的外展是其对于中方的一种“热烈追求”，对于这种观点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中国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并非出于对美国或者世界利益的考量，而是因为这符合中国自身明确的战略利益，在今后前行的道路上，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最后，朋友们，坦率而言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打消各路纷扰的观点、担忧和无谓的希望。一方面中国上上下下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合，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目前的美国正在处于急剧的衰败之中，结合这场疫情中美国政府惨不忍睹的表现和可怕的社会分裂问题，以及正如我一开始提及的那样对美国在世界层面上正在面临的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如此种种都昭示着现如今的美国在许多方面于全球政治体系的式微。我安慰自己，这也并非没有先例，在朝鲜战争时、越南战争最激烈时、冷战结束时、上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危机时以及近年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每一次都会有亚洲之声唱衰美国，声称我们将无法再发挥往昔的领导作用。然而每一次美国都能够改头换面，重新投入并且开拓创新领域，继续担任一贯的主导角色。
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踏上世界舞台，美国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我企盼着美国能够拿出勇气、智慧和有效的对策，继续与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发挥引领的作用。美国赢得这场竞争的唯一途径，正如“政策交流”本身所表明的，在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到来之际，我们要确实在“政治的水边”找回了一些镇定与信仰，去支撑着民主党人、共和党人以及有着共同目标的盟友们共同砥砺前行。目前对此还尚未有定论，但是我坚信，我们能够做到共同前行，这也是我涉足商界的原因——我衷心希望能够与盟友、志同道合之士以及支持呼吁同样观点的人们携手奋进，共面挑战，使亚太地区不断发展；美利坚和西方世界永远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