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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去世9年后，突然成了人们眼中的“预言帝”（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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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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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去世九年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突然火了——他在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获得了超出哲学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有人发现这本书“准确预言了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整本书都没有提到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但书中的确令人惊讶地预言了，随着民主党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的变异，在未来某个时刻美国可能会有某个非主流的“强人”当选总统。比如，他写道：
工会成员和未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从未努力采取措施来防止他们工资减少或失业。同时，他们也将意识到，那些居住在城郊高尚社区的白领们也很害怕失业，他们并不打算为社会福利交税并让其他人受益。
到那时，形势将会恶化。那些生活在底层的选民们将认定当前的体制已经失效，转而寻找一个他们愿意为其投票的强人，这个强人会向他们保证：一旦他当选，社会将不再由自鸣得意的官僚、花言巧语的律师、收入畸高的金融产品推销员和后现代主义的教授掌控。
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以及同性恋者在过去四十年间所争取到的权益将会付之东流，侮辱女性的黄段子将会再度成为时尚……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大学毕业生们教导的繁文缛节一直心怀不满，而这种愤恨也将找到一个发泄口。
11月10日，加拿大女王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丽莎·科尔
（Lisa Kerr）
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几段引文后，瞬间被转发了数千次。11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理查德·罗蒂1998年的著作预言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的文章，进一步确认了罗蒂的“预言帝”地位。
显而易见，这几段话准确预见了特朗普的政纲及其现实效应。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假设的“理性旁观者”立场不同，他诉诸普通人的自然感情，包括其中恶的因素：嫉妒、仇恨、自私、疑惧和贪婪。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情感，创造了非法移民、全球化、耍嘴炮的公知等敌人，使许多美国人以为自己腹背受敌、前景堪忧，而只有他才能帮助他们，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选举的结果也表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那么，罗蒂的著作是如何得出这种预言的？这本奇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这本书是根据罗蒂1997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讲座内容编辑而成的，书的副标题是“20世纪的美国左翼思想”。罗蒂在第一篇演讲稿中把左翼区分为批判左翼和进步左翼。以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批判左翼，深刻地揭示了启蒙和现代化事业中隐含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在否定了“进步”之可能性后，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而惠特曼和杜威所代表的进步左翼则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认为国家成为什么样子取决于每一个公民如何去行动。这种左翼思想不固守过去的成规，也不期冀未来的乌托邦，而是把进步理解为一种求索和试验的过程。它既不迷信权力，也不单单以批判权力为己任，而是把政治权力视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和集体行动的效应。
罗蒂非常赞赏这种左翼思想，这一点体现在这本书的书名上：造就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不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不是等在那里被效忠或者被批判的对象，而是一种未定状态：前辈的作为为它奠定了基础，当代人的作为为它添加着砖瓦，未来人的作为将会完善或改变此前的结构。但为了避免这些分散的努力转眼成空，人们需要一个“主心骨”，一种凝聚力，这就是国家。对此，罗蒂总结道：杜威式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所追问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政治实践能否在哲学上被正当化”，而是“哲学能为美国做些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思想所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这种左翼由此得以避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在解构之后留给人们的一片废墟和绝望的虚无感。
《筑就我们的国家》是一本文集，由三篇演讲录和两篇附录文章组成。尽管它不是一部风格统一、论证严谨的专著，但全书的主要论点仍然清晰可辨：对种族、民族和性别等身份认同所产生的“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的过分强调，瓦解了左翼形成统一政治力量、诉诸政治行动的能力，并使左翼偏离了对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等政治经济议题的关注。左翼学者越来越把主要的敌人设想为一种思维方式
（mind-set）
，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排他的、自私自利和仇视他者的心智构型或意识形态。“对学术左翼来说，要逆转这种思维方式，就必须教导美国人认识他者
（otherness）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翼学者努力建构了诸如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恋研究、拉美裔美国人研究和移民研究这样的学科。这导致斯提芬·科里尼评价道：在美国，‘文化研究’一词就意味着‘受害人研究’。”
这种学术上的努力，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果，这就是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正确”，任何歧视女性、少数族裔或同性恋的话语都无法进入主流媒体、政治论辩和其他公共讨论空间。但身份政治却撕裂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所需要的内部团结，使左翼沦为“空谈误国”的文化左翼，而不是曾经有力量动员群众、促成社会变革、立法改进和政治改革的行动左翼。
文化左翼心甘情愿地栖居于社会疾病所导致的碎片化身份认同之上，而拒绝直面导致这种碎片化的政治经济原因，更拒绝采取行动来改造社会。正如罗蒂所说：“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就在于它是希望的党派。它坚持认为我们的国家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但2016年大选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局面：本应代表保守右翼的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必须有人挽狂澜于既倒，才能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本应代表进步左翼的希拉里却说美国各方面都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这恰恰符合罗蒂关于美国左翼蜕变为不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处境的“文化党”的判断。
作为哲学家，罗蒂没有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经济原因。实际上，左翼的脱离群众和日益精英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反越战和学生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为了迎合青年学生批判政治现实的激情，美国精英大学的教授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营造成现实政治的旁观者和冷静批判者。罗蒂指出：“当一个左派变成一个旁观者和怀旧者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左派。”但大学教授们的这种选择十分符合“理性人假设”：一方面，他们享有“终身教职”所保障的优裕生活条件，不愿意为“革命事业”去“抛头颅洒热血”；另一方面，他们又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可以选择讲授学生们爱听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下了课之后就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谈笑风生。
这种语言与行动的分裂也体现在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身上，当他们褪去了青春的激情与梦想、开始追求事业的成功之后，也自然倾向于在言论上讨好“一切受压迫的民众”，而在行动上与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携手共进，一起维护既定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力分配格局。
由此不难理解，希拉里在竞选中总共募集了五亿五千多万美元的经费，其中最大的捐款者名录几乎是美国顶尖大学、顶尖律所和顶尖投行排行榜，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DLA Piper、Skadden Arps、摩根、高盛、花旗银行集团。而特朗普的竞选经费则仅有希拉里的一半不到，其中大部分还是他自己的钱。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献金的上限，民主党方面把这一判决视为司法史上的耻辱，奥巴马、希拉里都把任命新法官来改变这个判例所确立的规则作为本党竞选纲领的一部分，但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政治家的言行分裂和社会民主政党的异化。
罗蒂把这种靠建构政治、法律话语来迷惑大众的左翼称为“文化左翼”，以区别于行动派的左翼。米歇尔·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希拉里的时候说：“他们诉诸卑俗，我们诉诸高尚
（They go low，we go high）
。”这句话不仅在美国赢得许多掌声，在中国网民中也获得了很多粉丝，充分说明冠冕堂皇的修辞还是很有市场的。殊不知，在一个尚未确保人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免于衣食伤病之忧、得享培养高雅艺术趣味的闲暇的社会，“诉诸卑俗”恰是民主社会的真谛。一张俗人的选票等值于一张饱学鸿儒的选票。
只要俗人仍然占人口大多数，诉诸人性中未经教养驯化的朴素情感就永远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被视为美国保守政治之哲学导师的列奥·斯特劳斯准确地把现代民主的文化效应概括为“以上就下”的向下运动，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媚俗。而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是“以上带下”的向上运动，这种民主无关选举，而关乎教育。他的保守性当然是体现在他并未提出使大众能够有钱、有闲来接受他心目中的博雅教育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因此这种向上走的民主只能在不确定的未来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谈论文化本来是右翼政治家的事儿。因为美国右翼在经济上一般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主张国家不应当过多干预市场、采取“劫富济贫”式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来扶持懒人和弱者；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出手的领域是文化、价值或道德领域，比如国家应当禁止堕胎、惩罚同性恋、防止外来文化对本土主流文化的稀释和败坏。反之，左派一谈文化，必定主张政府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中立，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才是政治介入的领域。
左派的文化转向和右派的经济转向，一方面说明左派在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不仅成功主导了精英大学的人文教育，而且主导了整个公共讨论空间的政治正确标准，使得右翼想要推行的以两希
（希腊和希伯来）
文明核心文本为中心的人文教育不断受到多元文化课程的冲击，即使是教授两希经典，往往也是由左翼学者来讲授，他们的授课方法在右翼看来是解构而不是捍卫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比如用在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中发现大量同性恋的例子来为美国当代的LGBT运动提供正当化理据。
另一方面说明左翼在文化精英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精英化，越来越成为金融、IT和服务业白领的代言人，不再能够代表第一、第二产业劳动者的利益。而这些劳动者恰恰因为全球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而面临失业或收入降低的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以获得生计。
右翼在这时秉持固有的白人中心主义和反全球化立场，为大量白人劳动者找到了发泄愤怒的对象：全球化、制造业大国、移民。这种种族主义的文化立场，此时顺理成章地改头换面成了经济对策：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优先保护美国产业、打击非法移民、提高合法移民门槛、对穆斯林移民进行全面监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