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去世9年后，突然成了人们眼中的“预言帝”（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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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去世九年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突然火了——他在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获得了超出哲学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有人发现这本书“准确预言了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整本书都没有提到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但书中的确令人惊讶地预言了，随着民主党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的变异，在未来某个时刻美国可能会有某个非主流的“强人”当选总统。比如，他写道：
工会成员和未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从未努力采取措施来防止他们工资减少或失业。同时，他们也将意识到，那些居住在城郊高尚社区的白领们也很害怕失业，他们并不打算为社会福利交税并让其他人受益。
到那时，形势将会恶化。那些生活在底层的选民们将认定当前的体制已经失效，转而寻找一个他们愿意为其投票的强人，这个强人会向他们保证：一旦他当选，社会将不再由自鸣得意的官僚、花言巧语的律师、收入畸高的金融产品推销员和后现代主义的教授掌控。
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以及同性恋者在过去四十年间所争取到的权益将会付之东流，侮辱女性的黄段子将会再度成为时尚……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大学毕业生们教导的繁文缛节一直心怀不满，而这种愤恨也将找到一个发泄口。
11月10日，加拿大女王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丽莎·科尔（Lisa Kerr）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几段引文后，瞬间被转发了数千次。11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理查德·罗蒂1998年的著作预言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的文章，进一步确认了罗蒂的“预言帝”地位。
显而易见，这几段话准确预见了特朗普的政纲及其现实效应。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假设的“理性旁观者”立场不同，他诉诸普通人的自然感情，包括其中恶的因素：嫉妒、仇恨、自私、疑惧和贪婪。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情感，创造了非法移民、全球化、耍嘴炮的公知等敌人，使许多美国人以为自己腹背受敌、前景堪忧，而只有他才能帮助他们，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选举的结果也表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那么，罗蒂的著作是如何得出这种预言的？这本奇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这本书是根据罗蒂1997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讲座内容编辑而成的，书的副标题是“20世纪的美国左翼思想”。罗蒂在第一篇演讲稿中把左翼区分为批判左翼和进步左翼。以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批判左翼，深刻地揭示了启蒙和现代化事业中隐含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在否定了“进步”之可能性后，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而惠特曼和杜威所代表的进步左翼则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认为国家成为什么样子取决于每一个公民如何去行动。这种左翼思想不固守过去的成规，也不期冀未来的乌托邦，而是把进步理解为一种求索和试验的过程。它既不迷信权力，也不单单以批判权力为己任，而是把政治权力视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和集体行动的效应。
罗蒂非常赞赏这种左翼思想，这一点体现在这本书的书名上：造就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不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不是等在那里被效忠或者被批判的对象，而是一种未定状态：前辈的作为为它奠定了基础，当代人的作为为它添加着砖瓦，未来人的作为将会完善或改变此前的结构。但为了避免这些分散的努力转眼成空，人们需要一个“主心骨”，一种凝聚力，这就是国家。对此，罗蒂总结道：杜威式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所追问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政治实践能否在哲学上被正当化”，而是“哲学能为美国做些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思想所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这种左翼由此得以避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在解构之后留给人们的一片废墟和绝望的虚无感。
《筑就我们的国家》是一本文集，由三篇演讲录和两篇附录文章组成。尽管它不是一部风格统一、论证严谨的专著，但全书的主要论点仍然清晰可辨：对种族、民族和性别等身份认同所产生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过分强调，瓦解了左翼形成统一政治力量、诉诸政治行动的能力，并使左翼偏离了对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等政治经济议题的关注。左翼学者越来越把主要的敌人设想为一种思维方式（mind-set），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排他的、自私自利和仇视他者的心智构型或意识形态。“对学术左翼来说，要逆转这种思维方式，就必须教导美国人认识他者（otherness）。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翼学者努力建构了诸如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恋研究、拉美裔美国人研究和移民研究这样的学科。这导致斯提芬·科里尼评价道：在美国，‘文化研究’一词就意味着‘受害人研究’。”
这种学术上的努力，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果，这就是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正确”，任何歧视女性、少数族裔或同性恋的话语都无法进入主流媒体、政治论辩和其他公共讨论空间。但身份政治却撕裂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所需要的内部团结，使左翼沦为“空谈误国”的文化左翼，而不是曾经有力量动员群众、促成社会变革、立法改进和政治改革的行动左翼。
文化左翼心甘情愿地栖居于社会疾病所导致的碎片化身份认同之上，而拒绝直面导致这种碎片化的政治经济原因，更拒绝采取行动来改造社会。正如罗蒂所说：“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就在于它是希望的党派。它坚持认为我们的国家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但2016年大选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局面：本应代表保守右翼的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必须有人挽狂澜于既倒，才能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本应代表进步左翼的希拉里却说美国各方面都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这恰恰符合罗蒂关于美国左翼蜕变为不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处境的“文化党”的判断。
作为哲学家，罗蒂没有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经济原因。实际上，左翼的脱离群众和日益精英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反越战和学生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为了迎合青年学生批判政治现实的激情，美国精英大学的教授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营造成现实政治的旁观者和冷静批判者。罗蒂指出：“当一个左派变成一个旁观者和怀旧者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左派。”但大学教授们的这种选择十分符合“理性人假设”：一方面，他们享有“终身教职”所保障的优裕生活条件，不愿意为“革命事业”去“抛头颅洒热血”；另一方面，他们又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可以选择讲授学生们爱听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下了课之后就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谈笑风生。
这种语言与行动的分裂也体现在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身上，当他们褪去了青春的激情与梦想、开始追求事业的成功之后，也自然倾向于在言论上讨好“一切受压迫的民众”，而在行动上与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携手共进，一起维护既定的财产权和政治权力分配格局。
由此不难理解，希拉里在竞选中总共募集了五亿五千多万美元的经费，其中最大的捐款者名录几乎是美国顶尖大学、顶尖律所和顶尖投行排行榜，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DLA Piper、Skadden Arps、摩根、高盛、花旗银行集团。而特朗普的竞选经费则仅有希拉里的一半不到，其中大部分还是他自己的钱。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献金的上限，民主党方面把这一判决视为司法史上的耻辱，奥巴马、希拉里都把任命新法官来改变这个判例所确立的规则作为本党竞选纲领的一部分，但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政治家的言行分裂和社会民主政党的异化。
罗蒂把这种靠建构政治、法律话语来迷惑大众的左翼称为“文化左翼”，以区别于行动派的左翼。米歇尔·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希拉里的时候说：“他们诉诸卑俗，我们诉诸高尚（They go low，we go high）。”这句话不仅在美国赢得许多掌声，在中国网民中也获得了很多粉丝，充分说明冠冕堂皇的修辞还是很有市场的。殊不知，在一个尚未确保人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免于衣食伤病之忧、得享培养高雅艺术趣味的闲暇的社会，“诉诸卑俗”恰是民主社会的真谛。一张俗人的选票等值于一张饱学鸿儒的选票。
只要俗人仍然占人口大多数，诉诸人性中未经教养驯化的朴素情感就永远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被视为美国保守政治之哲学导师的列奥·斯特劳斯准确地把现代民主的文化效应概括为“以上就下”的向下运动，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媚俗。而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是“以上带下”的向上运动，这种民主无关选举，而关乎教育。他的保守性当然是体现在他并未提出使大众能够有钱、有闲来接受他心目中的博雅教育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因此这种向上走的民主只能在不确定的未来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谈论文化本来是右翼政治家的事儿。因为美国右翼在经济上一般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主张国家不应当过多干预市场、采取“劫富济贫”式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来扶持懒人和弱者；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出手的领域是文化、价值或道德领域，比如国家应当禁止堕胎、惩罚同性恋、防止外来文化对本土主流文化的稀释和败坏。反之，左派一谈文化，必定主张政府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中立，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才是政治介入的领域。
左派的文化转向和右派的经济转向，一方面说明左派在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不仅成功主导了精英大学的人文教育，而且主导了整个公共讨论空间的政治正确标准，使得右翼想要推行的以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核心文本为中心的人文教育不断受到多元文化课程的冲击，即使是教授两希经典，往往也是由左翼学者来讲授，他们的授课方法在右翼看来是解构而不是捍卫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比如用在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中发现大量同性恋的例子来为美国当代的LGBT运动提供正当化理据。
另一方面说明左翼在文化精英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精英化，越来越成为金融、IT和服务业白领的代言人，不再能够代表第一、第二产业劳动者的利益。而这些劳动者恰恰因为全球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而面临失业或收入降低的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以获得生计。
右翼在这时秉持固有的白人中心主义和反全球化立场，为大量白人劳动者找到了发泄愤怒的对象：全球化、制造业大国、移民。这种种族主义的文化立场，此时顺理成章地改头换面成了经济对策：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优先保护美国产业、打击非法移民、提高合法移民门槛、对穆斯林移民进行全面监控等等。
当文化或“文明礼貌”的社会规范遭遇到更紧迫的物质经济困难的时候，更多人会选择他们认为（或误以为）更有能力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政治家。在投票日之前，有人认为侮辱女性的言论已经毁了特朗普，而各种（事后被证明不靠谱）的“民调”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想一想各种同学聚会、朋友聊天、同事聚餐的场合，哪里不是充斥着“黄段子”？而哪个黄段子又不涉及对女性的“物化”或“客体化”？“食色，性也”，对“色”的谈论永远是人类交流话语中的组成部分。即使有女性在场，她们也往往只有默默地听着，时而还得和男性一起哄堂大笑。
毕竟，受压迫、受屈辱的“阶级意识”需要被唤醒，否则便会习以为常。正如马克思所言：“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在阶级意识没有被唤醒的情况下，尽管媒体会把特朗普的口无遮拦渲染得很严重，但普通人（包括部分女性）不会把这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特朗普也说了：这不过是我在私下场合说的玩笑话，你们谁没说过？我只是说说而已，而比尔·克林顿却付诸行动了。左翼的文化武器（“政治正确”要求）一旦碰到生存焦虑，便显得苍白无力了。
而且，特朗普还成功应用了本来应该是左派更擅长的群众动员技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这段话，只要把德国换成美国，就可以看成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他成功把自由主义者认为是美国制度精髓的东西（比如对同性恋、移民和对其他少数群体的包容，政府在价值上的中立）描述成美国制度的病根。而这种描述恰好符合许多没有上过精英大学的美国白人的观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选战中成功说服选民听信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成功掌控了选情。
吊诡的是，民主党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更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的政党，因为其中汇集了大量精通现代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的人才，但这些理论显然远远超出了普通选民的理解能力，也因为其应用层面上产生的资本回报率远远大于劳动回报率，而失去了对普通劳动群众的说服力。对于现代专业知识体系与常识和专业之外其他知识人的理性判断之间的隔膜和疏离，罗蒂也有论及。
他以自己所从事的哲学为例，指出随着近代实证科学的兴起，此前由无所不包的哲学所研究的课题纷纷脱离哲学而变成了独立的学科，比如自然哲学变为数学和物理学，认识论变为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而哲学也遁入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小生境”，研究些小圈子之外无人关心的问题，发表些除了自己、期刊编辑和评审人之外少有人读的专业文章。“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艾耶尔战胜了怀特海，抽象枯燥的哲学风格战胜了浪漫的哲学风格。英语世界的哲学变成‘分析的’、反形而上学的、非浪漫主义的和高度专业化的。分析哲学持续吸引着一流的大脑，但这些一流大脑中的大多数忙于解决哲学圈子之外的人都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这些问题所牵涉的对象只是学科的建构，而不是生活本身”。他呼吁，哲学必须发挥公共功能，对时代的心灵疾病作出诊断，并引导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矫治这些疾病。
在一次访谈中，罗蒂说道：“所有的奇妙的著作都是帮助我们向上攀登的梯级，当我们到达新的高度后才可以放弃它们。如果我们放弃阅读经典哲学著作，我们就会对那些使我们如此运思、如此言说的力量茫然无知。我们就会丧失把握偶在性的能力，也丧失成为‘讽刺者（ironist）’”的能力。”但哲学经典著作毕竟不是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读物，熟悉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极其需要的人物。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派精英立场使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而舆论界往往被有意见无知识的意见领袖所占领。
在投票日之前，美国媒体和民调机构分析，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是具备三个特征的人：男性、白人、贫穷。男性比女性多20％左右，50％的支持者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文凭是共和党支持者的分割线，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尽管美国的人均工资一直在上升，但大学以下学历就业者的工资却有显著下降，就业率也从1990年的76％下降到2013年的68％。这些人充满了愤怒，把自己的处境恶化归咎于全球化，尤其是制造业中心向外的转移。
而且，特朗普支持者们普遍感到被自由主义者把持的主流媒体剥夺了自己表达政治观点的机会。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下，他们的愤怒无法得到宣泄。特朗普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他口无遮拦地说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承诺要在美墨边界修边境长城（而且让墨西哥出钱！），发誓要把穆斯林挡在国境之外，这些都是普通的贫困白人很难有机会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观点。特朗普的三段论——美国正在没落；我很成功；如果我当了总统，就能带领美国再次走向成功——也因此具有了相当的吸引力。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新的投票分析表明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不见得比投票给希拉里的人平均教育水平更低或收入更低，但的确大多数是白人。这表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的确对白人有吸引力，经济问题被成功地转化为种族问题。
左翼政纲的失败不仅在美国得到体现，还在整个欧美世界蔓延开来。从英国脱欧公投开始，我们目睹了反全球化、反包容政治的一系列“向右转”迹象。特雷莎·梅的反全球化演说、法国总统大选在右翼和极右翼之间展开竞争、意大利脱欧可能性骤增……这些变化都验证了罗蒂的预言。考虑到罗蒂是在英国工党布莱尔执政、美国民主党克林顿任总统、“第三条道路”中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作出这种判断的，其前瞻性就更加令人惊叹。
选举就是数人头。欧美政治的向右转有十分明显的人口结构原因。由于新移民多是高生育率人群，与白人人口的低生育率形成鲜明对比，若干年之后这些族群的人口就会超过白人人口。加之新移民所带来的就业竞争、社会治安、福利稀释等问题，当然使得目前还占多数的白人选民希望通过选举出强人来维系本国的主流价值和生活方式。而左翼所鼓吹的人权、法治和民主等价值的同化力量，在穆斯林那里显然没有那么大威力。
罗蒂试图把政治放在哲学之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亚里士多德所坚守的城邦高于智慧的立场。正如哈贝马斯在一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章中所写到的，在罗蒂看来，“现代性必须在它自身之中挖掘规范性。在幽暗的偶在性之潮涨潮落之外不存在永恒的权威或根基，没有人可以退出他自己的地方背景而不落入另一个地方背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主权国家都仍然会是大多数人的福祉所系，而国家之间的边界将会得到空前的强化。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非常短暂的，而它迅速暴露出的问题，包括热钱跨界流动所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资本流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第三世界所导致的本国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人口流动所导致的本国公民生活状态恶化，都已经使极力鼓吹全球化的政客受到了选票的惩罚。
当此之时，我们更应当从《筑就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著作学习如何在这样的世界大势中安身立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移民毕竟不是一个可行或可欲的选择。如果决定在某个国家生活下去，抚育自己的子女，那就应当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投身到这个国家总体环境的改善中去，而不是做一个利益上的投机分子和公共事务上的“口炮党”。毕竟，一个国家实际上成为什么样子，取决于它的国民正在使它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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