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经营考核新变化下，地方国企如何跟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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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认为，新时代新征程，打造现代化新型国有企业是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并具备为之提供关键支撑、创新领先、功能突出、治理高效、充满活力特征，围绕国有企业增强 核心功能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两个“核心” ，不断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构建目标管理体系，引导各级国有企业把发展重点向经济贡献、战略支撑、价值创造、产业引领、品牌建设五个方面转换，分别通过增加值（为提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功能价值（为更好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地位作用）、经济增加值（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质量）、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为加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品牌价值（为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五个价值”衡量体现，从不同维度反映企业运营情况，全方位、立体式地表现企业整体发展水平，既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各级国有企业应当切实提升五个方面的价值，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价值创造一直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必须给予重视与关注。 我们再回顾一下，早在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22〕79号）明确指出，当前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不强、质量效益不高，正在制约着国有企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文中提出行动措施，聚焦重点排在前三的分别为国有企业的效益效率核心指标、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落实。其中，聚焦效益效率核心指标开展价值创造，要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加值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营业现金比率等核心指标为基础，结合行业企业实际，打造科学全面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深入分析影响指标水平的驱动因素，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核心指标持续优化。

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开始对中央企业实施经营指标考核，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经营考核指标体系一直处于是动态调整之中，每年都有新的变化，要求更加具象细致且有针对性，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深化。

2019年“两利一率” 包括 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 。 刚起步，关注经营效益和债务风险，以一般性的经济指标为主。

2020年“两利三率” 包括 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较上年，新增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要求加强投入产出效率和研发投入考核。

2021年“两利四率” 包括 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 较上年，新增全员劳动生率，旨在引导中央企业提高人均生产效率。

2022年“两利四率”， 较上年，未变。

2023年“一利五率” 包括 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现金比率。 较上年，去除净利润、新增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现金比率，转向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

2024年“一利五率” 包括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母净利润协同增长，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 较上年，调整利润协同指标。

2025年“一利五率” 包括 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收现率。 较上年，恢复利润总额、调整营业收现率（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所实现的销售收入中实际收到现金的比例）， 这一调整反映出对中央企业经营细节把控的持续深化，精准聚焦经营核心，强化现金流“生命线”管理，保障自身资金需要和利润质量，倒逼企业运营效率提升，从而折射出监管理念的深度革新。

由此可见，自2023年以来，经营指标体系开始稳定下来并逐年优化，总体保持“一利五率”目标管理体系，愈加注重提升增加值以及投资质量、营收质量、效益质量，这充分表明国资委政策意在引导中央企业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发展质量。 不由让笔者想起一句话：作为企业，不要没有收入的合同，不要没有利润的收入，不要没有现金流的利润。

2023年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分类改革方向。这是国家层面继2015年出台《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后重提这一重要改革举措。2024年8月，张玉卓发表署名文章中明确“进一步深化分类改革、分类考核、分类核算”将作为全面落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正是国资监管层面改革的重要突破。因此，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都开始积极探索“一企一策”考核机制，国务院国资委首先提出“1+N+X”业绩考核体系，即“1”是考核办法及配套实施方案、“N”是重点行业领域考核方案、“X”是全部企业“一企一策”个性化责任书。

据此，方达咨询结合咨询服务实践，现对地方国企如何推进经营考核工作提出六个方面优化建议，供参考。

1.在子企业分类上，把握“共性”与“差别”。 对监管企业开展逐一研究分析，结合子企业承担使命、主责主业、产业分布、业务板块、价值侧重等情况，清晰划分企业类型，统筹归集共性，关注个体差异，坚持实施分类监管、分类改革和分类考核。例如上海市进一步明晰了不同监管企业的功能定位，将监管企业分为资本运营类、产业发展类、金融服务类、城市保障类4个类型，并首设科创层，针对不同功能定位的企业在公司治理、创新发展、考核评价、激励牵引方面进一步落实分类监管；四川省在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对省属企业划分为投资运营类、基础设施类、能源资源类、现代服务业类4大类，分类分户、逐一明确新一轮改革的主攻方向，进而做到“规定动作有创新，自选动作有个性”。

2.在考核指标上，定位“价值”与“精准”。 根据子企业功能定位、价值提升、创新转型以及个性差异等要素，进一步优化考核指标体系，增强制度供给的精准性、科学性和一致性，做到导向明确、聚焦核心、精准有效。例如安徽省突出高质量导向，制定突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功能保障和风险防控考核的“一企一策”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山西省紧扣高质量发展关键领域，精减指标数量，将指标体系调整为“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落实重点任务”三类，直接明了突显国企功能价值。

3.在目标设定上，兼顾“挑战”与“合宜”。 考核目标应源于战略规划解码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而设定目标值时有两点注意：一是要具备挑战性，向行业优秀值看齐，正所谓建立“摸高”机制，切不可轻易完成；二是也要合乎情理，“跳一跳够得着”，切勿脱离实际，也不得完全“零基”，过低抑或过高都容易造成“躺平”心态。例如山东省提高战新指标比重，对布局或拟布局战新产业领域的企业，新增“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个性化考核指标，所占权重由原来的12.5%提高至30%；在咨询服务中，有不少国有企业在订立年度经济效益目标时，明确提出各子企业市场化业务占比不低于30%的要求。

4.在考核核算上，推行“跨类”与“加回”。 对于考核时的业绩核算要尽可能做到精准，有效切割政策性或功能性业务、市场化业务，开展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同时应将研发投入视同考核利润，在机制上鼓励创新研究，特别是原始创新。例如湖北省推行跨类核算，制定公益性业务清单，对因承担公益性业务导致实际收益较市场收益减少的部分，在业绩考核中视同利润；广东省规定研发加回，突出科技创新成效考核，开展“研发费用占比”市场化对标、考核科技成果及专利奖项等指标，并允许将研发费用计入利润口径。

5.在考核实施上，注重“高效”与“适配”。 正确理解绩效考核基本制度与实施方案的作用区别，考核实施前充分研究当下业务和管理场景，把握存在的临时性、差异化因素，出台窗口政策，确保在操作便捷、流程高效并且符合管理实际的前提下实施考核工作。例如众多国有企业在实操中，在编制绩效考核方案的同时配套考核实施方案，规范考核实施流程，调整实施具体规定，以保证考核工作顺利落实以及达至管理目的，也为今后子企业绩效考核工作持续优化，提供了最新的实践经验积累。

6.在考核运用上，坚持“刚性”与“多元”。 面对子企业经营考核结果，坚持刚性兑现，明确奖惩规则，强化责任落实，并采用多种方式在子企业、子企业负责人两个层面开展考核结果运用。例如有些国有企业在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中，不断丰富考核结果运用范围与多元方式，已在考核方案中列明10个方面运用，子企业层面包括等工资总额联动、优秀单位评选、经营价值系数、目标体系优化等，子企业负责人层面包括薪酬调整、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绩效反馈、教育培训、退出管理 （ 推荐阅读： 一揽子制度来了！教你如何落实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 等，充分发挥了激励约束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定调、地方紧跟，面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分类考核、分类核算的要求，各地国资监管部门在落实上积极响应、在政策上认真谋划、在做法上推陈出新，因地、因企制宜地健全完善国有企业考核评价体系，挥好考核“指挥棒”，树立考核“风向标”，促进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作用和提升功能价值。笔者相信，只要不折不扣地推动国企改革走深走实，攻坚克难完成各项任务，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实现新一轮改革收官之年的使命并取得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