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的前半生》，“亦舒热”卷土重来。
在内地，亦舒曾“热”过两次。上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所谓“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但那时亦舒更像是“琼瑶热”的备胎。毕竟读者对商品经济只有模糊的憧憬，亦舒式的冰冷、现实有些髦不合时。这一次则“热”得比较“扎实”，因为消费主义正批量创造着都市女性，她们从亦舒的书中看到了自己。
一般来看，亦舒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是一种很糟糕的两分法，其中隐含着歧视，似乎“通俗文学”就是更坏的文学，“严肃文学”才是好东西。
亦舒小说有缺点，对人性的透析相对肤浅，结构上、语言上亦不甚讲究，如果再没有好故事，则几无可观之处。所以亦舒小说对故事过分依赖，甚至将“写小说”混同于“讲故事”。
亦舒小说的故事确实很好，离奇却不怪异，但太重视“讲故事”，也扭曲了其叙事策略。
比如为使故事脉络更清晰，亦舒小说的时空转换过快，可生活逻辑真能如此清晰吗？真是沿着“发生、发展、高潮、结尾”展开的吗？这其实是将长篇当成短篇来写，如此戏剧化，至少不太真实。
再比如描写时，主观性的语言太多，这固然加快了叙事节奏，却牺牲了反复回味、深度体会的空间，未免得不偿失。
亦舒小说多在10万字左右，以单线叙事为主，句段皆短，间以杂文式酷评，给人一气呵成、痛快淋漓之感。这都是在强调“讲故事”，忽视了文本质量，所以读者很难从中获得浸入式体验
亦舒风格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她说：“出版业蓬勃，书山如海。如果每本都读过，眼睛恐怕吃不消。最科学的办法是每本书给两次机会，办法如下：打开书任何一页，读一段，不好看不够吸引人的话，立刻合拢；再翻到另一页，假使仍然没有兴趣，即时放弃。很残酷吧，没有办法，选择太多，读者早已被宠坏。每个写作人都应该有接受这种考验的心理准备。”
可见，亦舒并未以“文章千古事”的心态在写作，她只写“快消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快消品”往往只能一次性成功，为何“亦舒热”能跨越二三十年？
亦舒能一热再热，未必是亦舒的小说写得多好，更可能是内地相关作品写得太差。
内地小说传统来自俄罗斯文学。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一度风起云涌，创作上更趋多元，但以形式袭取为主，并未深刻领会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故渐失根本。后期逐渐向文化寻根回归，从而与原有的俄式风格对接。
在这个流转中，乡土文学始终是主流。
文学本无乡村、城市之别，喜欢看乡土文学的反而多是城市读者，但由此也形成了视野遮蔽。毕竟，乡土世界的预设与城市生活迥然不同，站在乡土立场上，城市便成了异态和怪物。
正因如此，内地城市文学充满批判、否定乃至悲天悯人的腔调。似乎人生在城市，即已原罪上身，必然不道德、自私、反自然、无真情且没灵魂，必然在过着虚假生活，除了整天尔虞我诈、欺师灭祖之外，绝无其他正经事可做。
始终不明白“严肃”作家们的这种偏执：仿佛人活着，必然在寻求一个更高的东西去皈依，每时每刻都要向它宣誓效忠，宁可为此付出全部生命。
这样刻板而虚假的人生可能存在吗？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城市人来说，第一要旨难道不是先养活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此时要原则，彼时要饭碗呢？在乡土文学事业中，“多变”是反道德的，但在城市文学中，“多变”却是生存的前提，根本无法用道德来评判。
从这个角度来看亦舒小说，就会感到特别亲切。她写的多是困在柴米油盐中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伟大的坚持，只有“活下去”的欲念。可“活下去”并非易事，不仅要付出辛劳，更要付出尊严。
亦舒写的是苍天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压抑在心底的声音，她认可他们不择手段、挣扎与背叛，在冰冷的消费主义之下，穷人哪有不堕落的资格？写作者又有什么权利对他们加以辱蔑？
夏洛蒂·勃朗特曾说：“人生就是含辛茹苦。”翻遍《简·爱》，这句话最入人心。亦舒恰恰写出了个中三昧。显然，这份同情更接近文学本质。
内地作家不擅写城市，可能还有技术上的原因，即找不到精彩的冲突。
小说需要冲突，乡土社会尖锐的权力冲突为作家提供了天然的素材，这些素材满足了读者们对好奇、惊异的需求。
内地许多小说的故事“过分精彩”，甚至“精彩”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就给了作家们以逃避现实话题、远离社会的借口。而这种“过分精彩”的弊端在于，最多只能以小镇为背景，很难置于大都市中。
现代大都市是高度世俗化的，家庭变故、怪异主张、变态人格、突发事件、职场倾轧等已成常态，人们早已见惯不怪。此外，大都市中的广播、报纸、电视都在讲故事，在它们的竞争下，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方式已行不通。
一些作家写神鬼幽冥乃至科幻、武侠，这些尚能构成陌生感。亦舒也写过科幻与武侠，她的世情小说中也多有科幻色彩，主人公特别爱做奇怪的梦，甚至以此为情节变化的枢轴，但更重要的是，亦舒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冲突点，即都市女性的困境。
亦舒并非严格的女权作家，但她的小说体现出都市女性面临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来自生活，一方面来自男性文化。
男性文化为女性界定了什么是“耻”，可在实际运行中，又用生活压力不断将女性逼入“耻”的境地中。在这一语境下，不论进还是退，女性永远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亦舒写了许多女强人，可她们的成功只是让她们成为“人”，而非“女人”。
正因对“第二性”命运的深入探讨，使亦舒小说有了激烈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却没有解决方案。
张爱玲曾说：“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从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对于城市作家来说，找到了自己的冲突点，也就找到了自己，这比创造所谓的“经典”更有意义。
1949年前，内地“通俗文学”尚有张恨水、程小青、秦瘦鸥、还珠楼主、平襟亚等，远非港台可比。上世纪80年代时，金庸、古龙、琼瑶等人的作品却横扫市场。
有人兴叹：“出不了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大师级作家，连金庸、古龙这样的作家也不出来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涌现出足以和金庸、古龙等匹敌的作家。这一方面说明相关资源还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金庸等也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
对“通俗文学”，人们往往只看文笔层面。确实，金庸等在具体人物刻画技术上有缺陷，可金庸等的功夫不在写作技术，而在对读者心态的准确把握。
泛泛地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很容易，可成年人心中究竟还有多少没抚慰到的地方？该怎样触碰到？怎样构成话题？怎样让读者有耐心读下去……这些基础的问题，考验着作家的深入能力，这不是靠“正确思想”加“写作技术”就能实现的。
作家必须先懂读者。如果是市场埋单，自然要研究用户心理，这恰恰是亦舒的擅长。同样写城市文学，内地许多作家堪称“旧人类”，并不真正理解城市年轻人的选择，自然更给不出他们需要的“白日梦”。
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大多相貌一般，爱情生活也太浪漫，但她依然能挠到读者的痒处，恰恰就在于，亦舒知道都市女性们的苦痛、迷茫和渴望。她开出的解药即为BoBo（即“布尔乔亚+波西米亚”，近于今天常说的“小资”，美国记者布鲁克斯最早在《天堂里的BoBo》一书中提出此概念）。
亦舒本人就是BoBo，她说：“我根本是非常怀疑爱情这回事的。写小说是写小说，生活是生活。”在亦舒小说中，不乏BoBo。如《玫瑰的天堂》中，离婚前的苏更生对丈夫说：“我本身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女人，我比别人幸运，我自己的双手也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因而有时间追求精神生活。”
读亦舒的书，不仅愉悦，还有提升。而多少“严肃文学”能做到这点呢？无怪乎亦舒的哥哥倪匡曾说：“亦舒的小说，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她的小说中社会意识之浓，比起一般枯燥乏味、名词堆砌、美其名曰严肃文学、自命正宗的那些作品来，不知真实强烈多少。”
通俗也罢，严肃也罢，能接地气的就是好小说。
文| 唐山
本文刊载于20170808《北京青年报》B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