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人口坑”的发现，与中国经济增长突然放缓有什么关系？我们已进入“收缩型社会”，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或许能在前不久（5月22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讨论会上找到答案。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表示，人口数据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城市规划等各种政策，都是依照准确的人口数据；如果人口数据出了问题，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动摇了，整个规划都没有了意义，整个社会都会出问题的。
那么，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据易富贤的计算，2016年实际人口应该是12.86亿，比国家公布的人口少九千多万。
1990年之前统计公布的数据，跟人口普查等客观数据，基本上还是比较吻合的。数据差别是在1990年之后，1990年之后出生数据开始出现水分了。
1990年的人口普查总人口是113368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人口是138271万；1991年到2016年这26年时间，死亡22528万人。死亡人数还有一些漏报，因为家属为了利益不报，因此实际死亡人口应该是高于22528万人的；但误差还不会太大，这里姑且采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死亡人数。出生人口，公布的数据有30-50%的水分，考虑到这部分水分，1991年到2016年只出生了37764万人口（这已经考虑到了一些漏报的）。
2016年的人口等于1990年的人口加上1991-2016年这段时间的增加人口；增加人口等于出生的人口，减去死亡的人口。2016年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113368万+37764万-22528万=128605万=12.86亿。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突然放缓？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从人口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当前经济下行的因素与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流动受阻是有关系的。
周天勇表示，与韩国相比，中国8%以前的高增长速度短了10-15年。如果我们要是正常的增长的话，不应该这么快就掉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和人口坑有关。
图1是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自然生育人口增长线，图2是强制性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线。
1-45岁左右的人少了2.17亿，中间20多到40多岁的人少了一个多亿，
1-20多岁的人少了一个多亿，出现了一个“人口坑”。
易富贤也提到，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一胎政策，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惯性是很难改变的。
易富贤假设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按生育率中位数（从2016年的1.10上升到1.30，然后降至2025年的1.20后维持固定）预测，中国人口在2050年不到11亿，2100年只有4.8亿。中国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中国实力的减弱，“我们无论如何要鼓励生育了”。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提出，由于人口的变化，我们进入一个“收缩型社会”。
我强调“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总体发展趋势，强调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其中人口变化是主导因素。
李红刚把这种收缩状态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总量层面的，一个是结构层面的。从总量层面看，我国人口早在1980年代中叶就进入了相对意义的下降，但绝对意义的下降还需要若干年。从大多数专家意见看，中国人口总量的绝对减少应该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
从结构层面看，我们的社会收缩在绝对意义上其实已经在进行中。关于年龄分布结构，比较全面的定量计量方法是“人口金字塔”。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收缩型结构。
如果我们关注劳动力人口（这里指15-59岁人口），我国从2012年就开始绝对减少：2012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减少349万，5年已经累计减少1796万，接近占世界人口第61位的智利总人口。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教授更是预计，2022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减少呈加速态势，每年超过1000多万。
李红刚表示，乡村在收缩是区域分布结构性收缩很好的一个例子。早在2012年，冯骥才先生就说过：“（我国）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现在广大村庄，即使没有完全消失的，也处在人口减少的凋零中。其次，一些大区域性的社会收缩也很明显，比如近来大家关注的东北现象。比如易富贤提到，东北在1980年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了，比全国早11年，东北的中位年龄最老，经济也是最先衰退。
李红刚还指出，关于人口衰减引致的社会收缩，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从总量上看，日本2006年开始人口绝对减少，但是其劳动人口减少始于1990年。
我们现在经常说日本经济“失去的25年”，什么是最根本原因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人口减少驱使其进入了收缩型社会。这就是日本的“新常态”，25年前就进入了这个“新常态”。以后就不要再说什么日本“失去XX年”，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再回来，除非其人口趋势大逆转。
人口在不断的萎缩，事实上人口的结构也在不断老化，人口是经济的主体，人口结构影响经济活力。按照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是中位年龄，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越强，因此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的活力。
易富贤分析称，我们的中位1980年只有22岁，美国是30岁。2015年，美国38岁，我们是39岁，超过了美国。到203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46岁，美国只有40岁，印度只有31岁。2050年，中国是56岁，美国只有42岁，印度只有37岁。我们怎么跟他们去比？中国的中位年龄快速增加，我们的经济活力持续下降，我们的经济下行，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易富贤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危机的核心是人口危机，因为日本以前的劳动力也是比较充足的，中位年龄比较年轻的，但是日本1992年出现经济危机。我们的人口结构事实上已经相当于日本92年的水平了。一般是20-64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之前的四年左右，经济开始出现危机。20-64岁劳动力达到顶峰的时间，日本是1997年，中国是2016年。综合来说，我们目前正处于日本1992年的结构，我们的经济下行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周天勇也提出了一个与“中位年龄数人口”类似的概念——“经济主力人口”，即20年前人口的增长率决定20年后经济的增长率：
20多岁到40多岁的人口，创新创业、买房、结婚生子，经济的主力人口，这部分人20年前是增长的，20年后经济肯定是增长的，这部分人如果20年前是下降的，20年后经济肯定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当人口进入工作时，国民经济就扩大了有收入和支付能力的劳动力供给和消费需求。
李红刚则表示，一个封闭的收缩型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跟人口增长率更高度相关的。以日本的数据为例，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以后，人均GDP就没有太大的增长。而且实际上人均GDP增长率高的时候正是人口增长率高的时候，而人口绝对减少的年代人均GDP增长率也低，有些年甚至是负值。
李红刚指出，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人口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人口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全国人口绝对数量下降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们希望延缓收缩、弱化收缩，但社会收缩依然是时代的大趋势。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收缩型社会？李红刚建议，需要我们从习惯于扩张型的社会到去适应收缩型的社会：
1、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我们首先对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预期可能需要大的调整。比如，过去3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劲的扩张期，国家和个人收入增长都非常快，以致大家可能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过于乐观。现在很多人去加杠杆买房子，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房价隐含对未来收入的增长率预期是非常之高的。但是，面对我们面前日益显现的收缩型社会，这个乐观的收入预期未必能实现。
2、对于企业和机构来说，面对收缩型社会，推行扩张战略就必须谨慎。对大多数企业和机构，恐怕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铺摊子。有些企业，特别是基本消费品企业，比如啤酒、方便面企业，面对需求持续性下降，现在已经感受到收缩型社会的寒意。又如高校，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抢人才，抢学生，希望有大发展。但人口基数在减少，总量盘子萎缩的时候，你想扩张就很难了。现在大家常说钱不是问题，没人是问题。慢慢地，人和钱都会是问题。
3、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更要考虑收缩型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随着我们进入收缩型社会，我们政府收入增长会明显慢下来，而我们的社会养老支出会快速增加。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地，我们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本质上是要求我们在收缩型社会要缩减政府：既要缩减政府规模，也要缩减政府行为。我们需要非常清醒，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总体而言，我们遇上了亘古未有的新变局，我们需要面对收缩型社会。转向不易，但不得不就此迈开步伐。
来源：华尔街见闻（ID：wallstre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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