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称自己为“一个长情的媒体人”，在从事了八年的电视节目编辑工作后，如今又投身播客行业，他一直在和视频还有音频打交道。广义的“阅读”似乎早已把用眼睛接收信息的一切行为都涵盖其中，但文字与图文信息的表达与视频、音频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杨一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作为播客“忽左忽右”的主播之一，他也与我们分享了对于目前中国播客行业的观察。
杨一，八十年代末年生人，安徽淮南籍人士。现在是数字音频公司JustPod的联合创始人，并编辑一份中文播客行业观察《播客一下》。此前在第一财经电视做了八年编辑。一个长情的媒体人，也是一个媒体爱好者和媒体行业的观察者。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虽然我通常很排斥决定性的答案，但如果问我阅读是否必须，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从我的职业来看，我之前从事了八年的电视工作，如今又开始从事播客行业。几乎从小我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是多元与全方位的，这与我的父执辈有很大不同。所以在我的成长中，阅读与视频、音频一直呈现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但阅读始终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我也一直在思考，
阅读除了一种仪式感和被外界赋予的各种意义外，如果回到传播知识与信息的本质，它的与众不同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文字或者广义的图文信息表达，相比视音频而言，可以让受众做到“块状”接收，它令更具逻辑和条理的信息传递变得更有效率。
这与我所从事的视音频表达很不相同，视音频更多的是线性接收，即使一部视音频作品本身有着复杂的逻辑，但也多以叙事线的方式表达。阅读与视听给人所带来的信息接收的感受完全不同。更不需要说，在视音频出现的一百余年以前，人类更丰富的信息都是以文字方式记录，这些人类智慧的丰满与厚度，也让阅读变得不可取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没办法去想象一个没有阅读的人生。
我会对“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口号式总结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凡事皆无绝对，就像认同这句话的人也可以说出各种各样因此受益的案例，或者去解释“知识”的边界。但在我的感受中，
“知识改变命运”透露出的是一种公理式的不容置疑的口吻，本身就和阅读常常给人带来的开放、包容、理解的心态不相调和。而功利性的看待与运用知识，应该也不是“知识”所想看到的吧？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我想到的反而不是阅读本身，而是如今颇为流行的“知识付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折射出当下的阅读状况与氛围。
无论“知识付费”还是“工具性阅读”本质都源自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与焦虑。我常常将“知识付费”比作“当代人的赎罪券”，就好像中世纪的赎罪券一样，随着铜板“叮当”落入箱中，好像今生的“罪过”就可以一笔勾销，不必让“罪恶”持久的萦绕身边，也无需劳神费时的忏悔救赎。
当代人也通过“知识付费”或者“购买健身卡”等等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Google搜索“知识付费”，约有109,000,000条结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多时候“买一本纸质书”这个行为本身就不是一种“赎罪”吗？
我想无论人文阅读还是知识性阅读，到头来都在于阅读者自己的心境与处境。所以如果真的看未来，或许两者的共存才是“正常”。
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信浏览、网络文学、漫画绘本、电影电视等均可。
说来有趣，我从小的阅读兴趣都在社科人文这些话题。我会好奇地球有多圆、宇宙有多大；海的那一头是什么模样，山的那一边有什么风景；五千年前太阳下，人们如何生存，五千年后的太阳下，生活的还是人类吗？
相反，我似乎一直“轻视”小说或者纯文学。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生短暂，不如先研读现实，经世致用。高于生活就留到自己也比生活高的时候再细细品味。
而我本身从事视音频领域的工作，所以多年来我就比较需要照顾多种渠道的时间分配。好在我可以把大多数的视音频消费视作工作，而阅读则相对独立于工作。
对于漫画与网络文学之类，我就完全陌生了。
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第一个映入我脑海中的是大约在2005年左右兴起的“国学阅读”“经典重读”现象。很难去归纳这个现象的脉络，它后来算是消失了吗？还是又以其他的形态出现了？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某种程度上，它正是某种近些年我们常见的阅读心态的滥觞。
当年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代表的“经典重读”也是试图将原本人们观念中更具有哲学意义的古老思想，落实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将思想“心得”成为具体的方法论和操作指南。尽管这个现象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但对于阅读以及阅读中所得知识的“落实”却没有停止过。
《于丹心得》，中华书局，2006
（来源：https://baike.baidu.com）
前面提到的“知识付费”或者“工具性阅读”或许就是这个需求在当代找到的新的落脚点。而它背后所对应的焦虑与不满足或许也没有间断过。
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令我个人受益匪浅的书，我会想到何伟的《奇石》，但“受益”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与很多中国的新闻同行一样，当我在2011年左右第一次接触到何伟的非虚构作品时，给我带来了两个维度的震撼，新闻作品还可以这样写，中国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写。
我本身是从事视听类媒体创作出身，过往影视作品给我的业务启发更为直观与直接，尽管之前也一直会阅读诸如《南方周末》特稿这样的文字报道，但何伟作品给予的多重冲击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相比于他更为知名的“中国三部曲”系列，《奇石》收录了何伟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这一篇篇报道最初都是为着杂志刊发而作，在篇幅和谋篇布局上，都有着与“中国三部曲”不同的初衷与考量。例如像《甲骨文》一文，在有限的篇幅里，勾连起了甲骨文、殷墟考古、陈梦家、汉字拉丁化等等多个主线与支线线索，进出自如，故事感极强，这些都给我日后的媒体工作带来深刻的启发。
左：何伟（Peter Hessler）
右：《奇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
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我想应该会是我正在阅读的
The Shanghai Free Taxi
，作者是NPR美国全国公共电台前任驻上海记者Frank Langfitt。
Frank Langfitt，
The Shanghai Free Taxi: Journeys with the Hustlers and Rebels of the New China
，Public Affairs，2019
（来源：https://www.amazon.com）
我与Frank仅有一面之缘，但作为听众，他在上海期间的广播报道，几乎可以说把我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Frank是个爱讲故事，也爱用并擅长使用叙事类音频讲故事的记者。我深深记得三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一篇有关中国经济的广播特写，从一位宝钢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变化，以小见大反映过去中国增长引擎的逐渐转换。这些身边的人、身边的故事，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我的耳畔。是从Frank的一条条音频特写开始，我认真思考音频究竟该如何讲故事。
Frank的新书基于他在上海驻站期间所见所闻，特别是他在上海通过开“免费爱心车”来交换乘客故事的有趣经历。
文本中的许多故事我都听到过最早的音频报道，通过另一种体裁，有了更舒展的表达。同时也不像一些外国驻华记者通过碎片的故事与维基百科式的背景介绍拼接写作的套路，Frank读到现在仍然充满新意。
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畅销书榜很多时候我会抱着好奇心看一下，
很多时候一个区域，它的书店把什么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又或是特别推荐，又或者挤进畅销书榜，是一个很有趣的指标。它的背后能够折射出这个区域的人最需要什么、最期盼什么，又进而可以反映出这个区域正在面对什么。
你说独立书店或许不是在附和一般读者的需求，但一个城市对它的独立书店的包容，同样也能反映出它的气质。
不过说回我个人的购买行为，畅销书榜倒不一定会发挥多大作用。有时候买书买多了，对于自己熟悉的话题，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判断的标准，或者通俗的说法就是“手熟了”，通常倒也不大会“脱靶”。不过朋友或者我比较信赖的人与媒体的推荐，有时候可以帮助我脱离“同温层”，去看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的书籍。
按：本文最初为作者与美国播客行业评论员Nicholas Quah的英文书面问答，旨在向美国关心中国播客发展的人介绍并解释中国播客市场的发展现状及背后的原因，于2019年5月28日首发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问答在发表时，出于篇幅等因素考虑，已将部分回答内容进行了编辑，本次刊发是将发表的问答改写为文章，并有删节，但文中部分语态仍保留将美国读者视为第一读者之口吻。
当我和我的西方朋友谈到中国播客的时候，我感觉，第一个跳入他们脑海的概念是“知识付费”。这种认知可能主要来自去年美国公共广播机构American Public Media旗下财经类节目Marketplace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向西方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音频市场、它背后的市场规模，以及造就这一现象的社会环境的某种解读。
本文首发链接截图（来源：https://www.niemanlab.org）
但是我必须说，把“知识付费”等同于“播客”，或者认为“知识付费”是一种在中国“很流行的播客”，完全是一种误解。
在我看来，“知识付费”和“播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个人将“知识付费”看作是在线教育的一部分——它更类似于“慕课”这样的在线公开课程，而不是对“付费播客”或者“播客界的 Netflix”模式的某种回应。
当然，在“知识付费”的体系之外，在中国也有所谓的“独立播客”。我看到了一些西方人试图描述这一现象，介绍这些独立播客发挥自己天然的开放属性，去报道一些"主流媒体没有涉及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并非主流。的确，中国的播客表现出一些所谓“独立”的气质，但我认为它不同于西方价值观中所理解的“独立”。它不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反叛”，而更多的是由于内容的多样性和节目制作的业余水平，而带来的某种“自然”的活力。
我必须要强调，语言很多时候的确是阻碍不同国家的播客圈彼此了解的一个障碍。所以如果你仅仅只读了几篇英文报道，就试图定义“中文播客”，甚至认为它们反映了中文播客的全貌，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从英语视角出发的偏见。
当英文媒体写下有关中文播客的故事时，这些报道背后的记者和编辑，通常选择的是那些最特殊、也最有趣的故事，这些个案或许很有意思，但它一定不能反映中文播客的全部。
如果我们把2004年英国《卫报》的 Ben Hammersley 所撰写的有关播客的专栏文章，视作“播客”的某种起点。那么在中文世界，播客出现得非常早。最早的一批中文播客在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其中
名叫《反波》的播客节目更获得了“2005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的最佳播客奖”。但在当时听播客的人非常少。尽管如此，仍然有些有趣的地方值得注意，中文播客与英文播客差不多同时起步，中文播客主与英文播客主在当时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播客寻找托管服务器，需要制作自己的 RSS 订阅源，然后他们还需要提交给苹果，以便让他们的播客节目出现在 iTunes 上。
反波是一个创办于2005年，2009年停播的中文播客，主持者为平客和飞猪。创办后4个月点击率突破30万。平客曾是电台主持人，飞猪则是报社记者。二人中飞猪写文章，平客合成。2005年获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最佳播客奖。
该博客设有《办公室的故事》、《口水Song》、《听平客讲段子》、《奥美有情》、《这是伦敦》、《人民大会谈》、《新网络60秒》、《反波讲台》等栏目。主要关注普通人生活，以新闻浓缩为素材，常常批评调侃中国国内的传媒。
通过互联网档案馆，可找到《反波》的网站antiwave.net历史网页备份
（来源：
https://geek.wasai.org）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2期以“博客”为封面故事，其中报道了《反波》的主播平客与飞猪
接着，到了2012年前后，一些大型的本土音频平台开始出现。在中国，“音频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在西方世界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在美国，托管音频的主机服务、节目分发渠道和给用户使用的订阅 RSS 的应用程序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在中国，音频平台，将这些功能都聚合在一起，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音频的 YouTube。
中国消费者现在更习惯使用这些大型的音频平台来收听各种在线点播的音频内容。如果你的播客不在这些平台发布，意味着你将失去一个轻松地接触到更广大受众的机会。又因为整个音频市场都由少数几家平台主导，它们自然对如何形塑整个市场有更大的话语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平台可以决定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被推荐。事实上在中国，音频平台本身也会制作节目——“知识付费”就是其中一种，这就很像今年4月在美国正式上线的付费音频平台 Luminary 正在做的事情。
尽管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已经有很多第三方的内容，但平台更关注的还是自己制作的独家内容。中国播客目前的困境就相当于，如果美国从2012年起就出现了一个成功的 Luminary。这就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 Luminary 在爆款播客节目 Serial 之前出现，音乐平台 Spotify 也在 Serial 开播之前就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播客上，那么今天美国的播客市场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在我看来，Nicholas Quah之前在其专栏中提到了，美国播客圈如今对于平台力量的许多担忧，事实上已经困扰了中国播客圈多年。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播客圈此刻可能会与我们产生某种共鸣。
在我的理解中，西方播客世界一直秉持着“Web 2.0”时代的某些精神——自由、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等等，这通常被形容为互联网的“去中心化”。
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平台能够控制这个开放的播客环境。而中国的音频市场从2012年前后音频平台的出现开始，就处于“平台中心化”的环境。意味着平台的喜好决定着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获得推荐的机会，平台自身的发展战略决定着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些发展战略驱动了整个市场。几年前，主要的几家音频平台发现，那种为播主提供托管服务，然后再依靠这些用户原创内容所带来的流量换取广告的模式并不可行。不可否认，音频在中国远没有视频火。所以它们开始尝试新的商业模式，“知识付费”就是这些尝试中成功的一个。
尽管喜马拉雅 FM 以其建立在订阅基础上的“知识付费”业务而闻名，但不太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它还是中国最大的有声读物分销商，它获得了市场上70%有声读物的授权因而接近于垄断地位。
这意味着，喜马拉雅FM在中国不仅是一个“音频的 YouTube”，它还是一个“中国的 Audible”。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播客”与“音频”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清晰。这就是为什么当很多人说“中国的音频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其实想到的是“知识付费”、有声书或者其他音频内容，而不是“播客”。相对的在美国，将“播客”视为一个单独的媒介已经成为市场共识。而中国的这种“混为一谈”，毫无疑问会影响播客的发展，它会让市场始终无法清晰地认识到播客的价值。
如果要我总结中国播客节目最大的特点，我会说是“业余制作”。
你也许刚刚读到过《纽约时报》有关《故事FM》的报道，
像《故事FM》这样由专业的制作团队生产的节目，在中文播客可谓凤毛麟角。
事实上，大多数中文播客主在制作自己的播客前，没有任何的媒体从业经验或者音频制作经验。制作人和主持人也视播客为副业或者业余爱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全职工作，仅仅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来制作播客，因为播客还无法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这令许多的中文播客听起来仍然留有早期“音频博客(audioblogging)”的痕迹，而且节目的定期更新和持续运营对运营者来说都是挑战。
播客《故事FM》，主打“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来源：http://storyfm.cn/）
我想你可以这样描述在中国的大多数“业余制作”：首先形式上“同质化”——大多数都是“聊天节目”(ChatCast)的形式，也就是单人独白（“单口”）或者脱口秀。但在内容上“多样化”，很多播客的制作人尽管没有媒体从业经验，但常常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节目也会围绕这个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展开。
我很喜欢举一个叫作《博物志》的节目的例子。这个播客的主题就是博物馆，它的主持人兼制作人婉莹，毕业于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博物馆学。她从2016年起与搭档开办了这个节目，在过去的三年里，她们持续制作出的节目吸引了一群非常忠实的粉丝，从而形成了一个社群。目前，这个播客能依靠会员计划来维持运营。除此之外还有，探讨用户交互界面设计的播客《Anyway FM》，以谈论自由职业这一人群为主题的播客《无业游民》等，它们都属于细分领域，或者用中国互联网界很喜欢的说法叫“内容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