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围绕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供需矛盾突出的领域，推动扩大普惠性非基本服务供给，不仅短期是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的重要途径，长期也符合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改革方向。
注：本文发表于《
第一财经日报》2024年8月5日
。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并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部分提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短期看，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宜发挥政府支出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即政府消费）；长期看，应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增加政府消费发挥过重要作用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都曾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应对，以对冲外部冲击。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扩大政府投资外，也增加了政府消费。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稳增长主要靠扩大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尤以扩消费为主。1999~2001年，我国实际GDP（算术）平均（下同）增长8.2%，较1996~1998年均值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拉动经济增长5.9个百分点，较前三年均值上升0.8个百分点，对同期平均实际GDP增速下降为负贡献104.2%；资本形成的平均拉动作用上升0.6个百分点，负贡献75.0%；外需的平均拉动作用回落2.2个百分点，正贡献279.2%（见图表1）。
进一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终端消费方面下了不少功夫。1999~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占比73.6%，较前三年均值回落3.1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支出平均占比26.4%，上升3.1个百分点（见图表2）。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稳增长也是靠扩大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尤以扩投资为主。2009~2011年，我国实际GDP平均增长9.9%，较2006~2008年均值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拉动经济增长5.6个百分点，较前三年均值上升0.1个百分点，对同期平均实际GDP增速下降为负贡献2.9%；资本形成的平均拉动作用上升0.6个百分点，负贡献25.7%；外需的平均拉动作用回落3.0个百分点，正贡献128.6%（见图表1）。
即便如此，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最终消费方面也下了一定功夫。2009~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占比70.1%，较危机前三年均值回落1.2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支出平均占比29.9%，上升1.2个百分点（见图表2）。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稳增长主要靠外需支撑，消费和投资均为拖累项，尤以消费拖累更甚。2020~2023年，我国实际GDP平均增长4.7%，较2016~2019年均值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拉动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较前四年均值回落1.5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平均实际GDP增速降幅的77.9%；资本形成的平均拉动作用回落1.0个百分点，正贡献53.9%；外需的平均拉动作用回升0.6个百分点，负贡献31.7%（见图表1）。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与前两次金融危机应对相比大不相同，居民和政府消费并未出现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2020~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占比70.0%，较前四年均值回落0.2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支出平均占比30.0%，上升0.2个百分点（见图表2）。这显示，疫情期间，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没怎么消费，政府也没有消费。
应对经济挑战可以借他山之石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暴发后，中美两国的应对走了两个极端，也各有利弊。中国以稳主体为主，好处是保持了政策克制，保住了供给，稳住了物价，但不足之处是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偏冷；美国以稳需求为主，好处是保住了需求，稳住了经济，但不足之处是政府债务飙升，高通胀回归，经济运行过热。
以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2020~2023年，美国物价四年累计上涨19.1%，中国仅上涨了5.7%。以GDP平减指数衡量，四年间，美国物价累计上涨17.1%，中国仅上涨了6.4%。然而，通胀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影响民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债”，降杠杆。
从可比口径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看，2020年，美国推出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双刺激”，宏观杠杆率飙升37.3个百分点，高出同期中国升幅12.6个百分点。分部门看，当年，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骤升21.4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推升8.0和3.4个百分点；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10.5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分别上升7.8和6.4个百分点（见图表3）。中国政府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升幅小于美国，但居民部门快于美国。
随着高通胀回归，2021年起美国名义GDP增速明显回升，2021~2023年累计增长28.4%，远高于前三年（2018~2020年）的8.7%。同期，伴随着三大部门杠杆率一齐回落，美国宏观杠杆率快速下行37.2个百分点。结果，2020~2023年四年，美国宏观杠杆率累计仅上升了0.2个百分点（见图表3）。
中国物价较为稳定，名义GDP增速也较为平稳，2021~2023年累计增长24.1%，仅较前三年快了1.2个百分点。同期，伴随着三大部门杠杆率一齐上升，中国宏观杠杆率进一步上行14.5个百分点。结果，2020~2023年四年，中国宏观杠杆率累计上升39.2个百分点，远高于美国的升幅，其中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累计上升22.2个百分点，高出同期美国政府部门升幅8.0个百分点（见图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