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之乡”非典型嬗变： 南通建筑工人谁来接班？

文丨21世纪经济报道 张赛男

我的家乡在江苏南通的农村，他和许多东部地区的农村一样，从父辈开始，人们不再从事农业，陆续与土地失去了联系。

外出打工成为人们的一致选择，有意思的是，南通的外出务工者高度集中在建筑行业，为这个有着“中国建筑之乡”称号的长三角北翼城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不过， 随着农民工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建筑行业这个曾经靠着祖辈和父辈们“传帮带”的活计，开始发生着非典型的嬗变——家乡像很多地方一样，迎来了农民工的返乡潮，与此同时，一线建筑工人的人才断档也日渐显现。

很难说这些现象是好或者不好，究其原因，还是新一代人“想法”和“活法”的转变。如果回到20年前，妻子们能够忍受孤独和辛苦打理一个家，等待离家的丈夫；现如今，农村女子的自我意识也普遍觉醒，很少有人还愿守着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冷清的家过大半辈子。而那些曾经被父辈承包的工地上最脏最累的活：搅水泥、扎钢筋、搭脚手架等，年轻人也不愿再干了。

我把家乡定义为一座非典型农村，因为他既保留着农村的一些习俗，又对现代文明表现出较高容忍和接受。 年轻一辈的农村生活实际与城镇无异，而老一辈的农村人，不断受到城镇文化的冲击，被“年轻人的玩意”裹挟着不断向前。

南通的建筑行业极为发达，南通三建、中南集团、龙信集团都是在建筑业中叫得响的名字。我们村一共30户人家，几乎每家的男主人都从事着与建筑相关的职业，整个县城更是每年向全国各地输送了数十万计的建筑铁军。

春节是农村最重要的时刻，是家中女主人翘首以盼的日子。因为到了年末，她们才终于把外出务工一年甚至几年的男主人盼回了家。久未谋面的青壮年们开始张罗着牌局、饭局还有鞭炮，这时候的村子才变得鲜活起来。

春节前夕，一幅孩子在村口路上等归来的父亲的照片感动了无数人，不过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些年幼的孩子通常认不出眼前陌生的男子是谁，拿了玩具就跑。

在我6岁那年，父亲深夜回到家中，伴着昏黄的灯光，看到他未经打理的头发和胡茬，母亲拉着我的手让我上前与父亲拥抱，我连连后退，连一声爸爸都不愿意叫出口。之后的好多年，父亲还翻出这笔旧账数落我。

如今，这种心碎的场面不再上演，村里外出务工的男子开始纷纷回归。以前过年才能见到的大叔大伯，平日里回家也能打个照面。 这些曾经在外漂泊的男人早已不再年轻，两鬓开始斑白，有些已经到了儿孙绕膝的年纪，对家的依恋变得深沉。同时，家乡的建设越来越好，他们不必再背井离乡，在家也能寻得一份类似的工作，抑或转向保安等相对轻松的职业。

年轻一辈就更不愿意去外地务工了。同村的管道工小天今年28岁，近五年在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务工，今年下定决心要在家工作，回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婚恋问题。

前年小天凭借父辈和自己务工的积蓄，在老家盖起了楼房；今年春节他看上了各大4S店的宣传页，准备买上一辆轿车。面对普遍提出“有车有房”要求的女方，这是以小天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所能做出的全部努力。城市高企的房价让他们无法扎根，幸而还有农村的一块自留地可以实现安居乐业。

同时，新一代农民工也更加重视知识的力量。我的初中同学小施是一位工地放线员，他前年去北京工作时就携带了建筑相关的书籍，晚上空了就复习，还报班考证，他说只要考取相关证件就能提升薪酬。但从去年开始，他也萌生归意，因婚恋问题被家人催得愈发急切。

与农民工返潮现象相伴 而生的还有农民工用工“断档”。现在村里从事建筑工作的年轻人仅有小天一人，这与父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建筑工人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农民工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减少，所从事的工种也发生了改变。那些曾经被父辈承包的工地上最脏最累的活：搅水泥、扎钢筋、搭脚手架等，他们统统不干，而是选择放线员、材料员等相对轻松的工种。随着老一辈农民工返乡和转业，未来这些基础性的建筑工作不知将由谁来承担。

南通还有一个比“建筑之乡”更叫得响的名号——“教育之乡”。有意思的是，南通人经常这样教育子女：“如果你不好好念书，以后就和我一样去工地搬砖头！”

在广大农村，人们仍然怀抱着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与否的差别只消几年就能显现出来。只有初中毕业的小天当了一名管道工，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时常感到不满；而其余考上本地职校、技校、大专的年轻人，则从事着电脑印花设计、车床制造、汽车修理等技术性工作，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薪酬还是身份都要更加体面。

其余学习更加优秀的学生则走出乡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这些家中的独生子女一般就近上学，主要在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孩子留在大城市工作对家人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其实没有人真正在意他到底在外面从事什么。

事实上，整个农村都对知识、学历表现出异常的崇拜和渴望，这实际上反映出乡村对成才模式的理解单一。但不可否认，教育确实是目前农村人走出原有生活圈子的主要途径。 父辈将子女送往大城市读书，在春节之际，便开始集中并深刻地感受子女所带回的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拥抱现代文明时，显得又渴望又胆怯。尤其是“父亲们”，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有时候会用“我不喜欢”代替“我不知道”，以此保留父辈的最后一点权威。

以雾霾为例，新年期间，农村地区的鞭炮声从早上6点开始就此起彼伏，与大城市烟花爆竹“零燃放”的禁令形成鲜明对比。我早在前年就为家人备上了防雾霾口罩，但母亲从来不戴。一是她觉得防雾霾口罩造型奇怪，从未见周围人戴过；二是她坚信用围巾围住口鼻也能防住雾霾。无论我如何解释雾霾的危害，他们都不以为然。

由此或可管窥农村推动环保工作的难度。去年夏天，适逢农村燃烧秸秆的季节，一位村干部来到外婆家中宣传禁燃通知，在简单归纳了禁令后，提出“不燃烧秸秆可获50元奖励”的主旨，奖励措施是有效的，农村燃烧秸秆的行为近几年确有减少。

一个最能反映父辈们观念更替的例子是：好朋友回乡后和我说：“今年我父亲竟然提出让我带他去喝一次星巴克！”听完之后，我会心一笑：“我每次回家母亲还让我带她去看3D电影呢！”

（编辑 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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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陈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