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校正在走向终点，但新光还在尝试更多的服务方式。周四晚上是新光开展户外活动的时间，志愿者和工友们聚集在校内一个偏僻的球场。
“再快点啊！”换上了运动鞋的食堂大姐边跳边笑，命令抡大绳的男生再加把劲儿，还招呼其他人一起跳绳。
一位31岁的厨师提前20分钟来了。“嘿！兄弟！”看见吴家伟，他老远就打招呼。走近后擂了吴家伟的胸口几下，捏了捏这名大学生膀子上的肌肉。
“课程啥的，我可不期待。我来活动就是为了和他们闲聊。”这位厨师指了指吴家伟，说，“这群孩子可好了，我再不无聊了。”
他在人大食堂炒了5年菜，认识新光成员之前，每天晚上从人大东门散步到西门，当作消遣。
好几位工友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比起夜校的公开课，更看重和学生们的私下交情。
食堂的另一位厨师，50多岁，平时总找同学们聊学习方法，求读书经验。这些东西在夜校不常讲到，可他需要。家里的小孩才初一就想辍学打工，这把他急得不行，最近总对学生感慨“真羡慕你们，书读这么好”。
这让新光的成员相信，除了以课堂的形式讲授知识，一起相处的过程，可以为工友们提供更多帮助。
交流和服务以一对一的形式延续着。简小薇答应帮退休后却拿不到保险金的奶奶处理社保。有工友大爷找到易媛媛，说在上个雇主处的工资被拖欠，至今拿不到，她帮老人联系了法律援助协会，要回了工资。
吴俊东不假思索地说，他印象最深的工友并非创业考研的，反倒是一位保洁员阿姨。她的孩子留守在家，面临中考。在很多日子里，她拉着吴俊东，讨论该不该回乡。两人像朋友一样，说了很多心里话。她最后选择了回乡。
深入交流多了，新光的同学们逐渐认识到改变工友的生活现状太难，他们做不到。
“几乎每一任新光的负责人，都经历了从满怀理想到接受现实的变迁。”梁莎莎说，有人以为在这里会有发生“人生迁移”的工友，这让她无奈。
她的态度是：社会流动如此艰难，指望学生的几节课就能改变工友的人生，这既不符合现实，又是对工友们真实处境的不理解。
简小薇发现，工友们的时间几乎全被工作占了。一个初中没毕业的17岁打工小妹，休假时两天就能看完《鲁滨孙漂流记》，可上班时在人大校内咖啡馆，每天站到腿疼，夜班凌晨3点钟才结束，有时要接着轮清晨7点钟的早班。简小薇再借给她书，隔了一个月，没看就还回来了。
这个在咖啡店打工的17岁女孩，来北京两年，天安门都没去过。唯一一次出游是去很近的动物园批发市场买衣服，还找不到回来的路，急乎乎地向简小薇求助。
也有工友不乏稀奇古怪的点子。有大叔提出的创业想法是，外卖只送到学生宿舍楼下，他帮着送到寝室门口，每份赚一块钱，简小薇哭笑不得地告诉他，“不会让你进宿舍楼的”。
另一位工友跟着她去了趟农场，很兴奋地说“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决定养牛。简小薇不得不提醒他，农场的牛是花大价钱从德国引进的，风险很高。过一阵子，这位工友又改了主意，问简小薇借财务课的教材。可隔几天，又说看不懂。从他们身上，简小薇感到一股子焦躁的劲儿。想改变，却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能干啥。
简小薇总结，大部分年轻工友刚来北京，都是一腔热血，可几次尝试失败后，就开始每天喝点小酒度日。到了30多岁，整个人一下子消沉，微信朋友圈的“画风”就变得不对了：
“你以为点赞就是朋友，老子不需要你们的点赞。”
“努力有什么用？呵呵，虚伪的世界。”
那位年过三十的厨师人生观倒是十分积极。虽然在食堂炒了5年菜，依旧身陷“财务危机”，身上没几个钱。他的打算是，“要是有五六万元，就能开小吃摊了。”他说，面对一个灶台5年，实在厌倦了。可他没钱，这也不是同学们能解决的。
吴家伟等人不再为新光设置高大上的意义，它就是一个“文化社区”，能给予工友温暖和归属感，依据他们的需求提供点儿服务。
新光夜校也教育了它的举办者。不少成员觉得，工友们的形象在他们的心里立体化了。接触多了，他们发现，食堂的大爷会在生活的某些时候，成为会说相声的笑星和吹拉弹唱博得满堂彩的乐手。不起眼的保洁员阿姨有可能曾是教师，聊起教育话题格外开心。
新光成员们曾抱着或多或少悲悯的心态，想要“拯救”这些人。这种心态现在不存在了。工友们就是活生生的，和自己别无二致，是值得尊重、亲近的人。
易媛媛很难忘记，学校里来自河北的工友曾高声控诉，自己的村庄被污染，农田被侵占。那些因愤怒涨红的脸庞让她意识到，很多问题根本不是“与人生和解”就能解决的。她曾经想当“企业的管理者”，结束新光的任期后，她却去环保组织实习了半年。
在发布停办夜校的那封公开信里，吴家伟和简小薇纠结了许久，末尾表示希望夜校可以恢复。“我们更希望的是，工人们的教育不是由一小群学生来承担，而是由他们自己在企业、在社会提供的良好条件下完成，他们的职业发展不再面对狭窄和迷茫的小道，而是真正的坦途。”
去年12月，他们就想宣布这个消息，此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挣扎。
远在大洋彼岸的吴俊东还是希望，夜校以后能够重启。他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如果这只是一家企业，那满足用户的需求就够了。可总要有人走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