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
AMS
）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杨、黄、张和里尔登，
2013
）。多项研究表明，这些
服务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侯苏和查波托，
2015
；奥比和奇桑戈，
2011
）。由于
小农户
构成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大多数（张、杨和里尔登，
2017
），
将农业生产中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外包
，不仅
减少了小农户难以承受的机械沉没成本
（易、陈、盛和黄，
2019
），还通过
提高小农户的生产率有助于消除贫困
（张等，
2017
）。由于机械化投入通常较为昂贵，因此
专业化服务被认为是最佳发展路径
（西姆斯和基恩兹勒，
2016
）。
张等（2017）提出，实际工资的提高使得农民将某些劳动密集型的程序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者比手动收割作物更为经济。由于
政府的补贴和提供的广泛服务
，农业机械化服务
在中国小农户中越来越受欢迎
，且他们也能够
负担得起
（西姆斯和基恩兹勒，2016）。相比之下，在许多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尽管
政府通过直接销售补贴拖拉机服务，但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仍然发育不足
（武田岛、宁-普拉特和刁，2013）。西姆斯和赫尼（2017）指出，由于
机械短缺，撒哈拉以南非洲65%的农业动力由人力提供
。此外，
私人服务提供者的缺乏使得小农户无法获得农业机械化服务
，而这些国家
非竞争性的市场无法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价格，因此无法增加需求
。
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小农户现代化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步骤。在中国，世界上
最大的城乡迁移流
（赵，1999）以及
2000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
（蔡，2018；蔡和陆，2016）极大地
提高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
（阎等，2016）。
快速的城乡迁移不仅鼓励小农户
出租其农田
（冯等，2010；木村、大冢、园部和罗泽尔，2011；苏、埃里克松和张，2018），还
导致了土地撂荒
（李等，2018；刘，2018）。为了巩固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农业机械化服务以降低农业劳动力成本和提高农业生产率
（杨等，2013；易等，2019）被认为至关重要，这可能有助于
缓解农民放弃经营自己承包土地的趋势
。
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关注
农业机械化服务（AMS）给小农户带来的
负担
。
似乎
高昂的机械化服务成本将迫使小农户放弃使用机械化服务
（邱、蔡、李、罗和李，2021）。此外，
大块土地对于确保机器能够在更大作业规模上完成农业任务至关重要
（福斯特和罗森茨韦格，2017）。换言之，相比大型经营主体，
AMS给小农户带来的益处更少
。此外，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2016年粮食生产中机械化服务的平均成本为每亩142.79元，但净生产利润为负。一方面，
高昂的AMS成本降低了小农户采用该服务的意愿
（邱和罗，2020）。另一方面，
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较高，这促使他们迁移并随后出租或撂荒农田
（阎等，2016）。如果
缺乏运作良好的土地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撂荒农田将成为普遍现象
（刘，2018；徐、邓、郭和刘，2019）。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增加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的可能性。
AMS的发展可以
刺激市场需求并培育大型农场经营者
。在当今中国，一个新兴的农业阶层正在崛起（钱，2013，2015）。
农业家庭和其他具有高农业能力的实体倾向于租用农田并进行土地规模经营
。显然，AMS的发展确保了
机器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为大型农场完成任务
（福斯特和罗森茨韦格，2017）。同时，大型农场经营者的出现可以
通过示范效应或在市场中设定参照点来提高土地租金
（邱、罗、蔡、马和何，2020；邱、罗和何，2020）。
由于农业生产的运营利润较低且AMS成本高昂，对于正在向城市迁移的小农户而言，出租农田或退出农业生产更为经济.
据我们所知，
AMS与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倾向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发展
AMS有利于小农户并促进农业现代化
，因此
没有考虑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能会鼓励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
。本文（i）考察了
AMS对农民退出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及（ii）探究了在
中国土地市场运作良好的情况下AMS的影响
。我们还探讨了
AMS的发展是否增加了土地流转的市场需求
，以及随着AMS的发展，
哪些类型的土地被撂荒。
本文的统计分析基于浙江大学进行的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通过这项分析，我们对文献做出了两大贡献。首先，本文
创新性地探讨了发展农业机械化服务（AMS）是否会促使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这有助于揭示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并纠正对中国农业的不正确或过度自信的判断。
其次，我们的分析有助于理解
农民在农业
要素市场相互作用下的行为
。众所周知，发展AMS可以减少土地撂荒。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
也会导致有大农场经营者的村庄出现土地撂荒现象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土地市场和社会服务市场的相互作用导致零碎和偏远的土地被市场忽视
。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回顾了中国AMS的发展和小农户退出农业的趋势。第3节提出了我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4节介绍了数据、变量和估计策略。第5节提供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并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第6节总结了主要发现。
2.背景
2.1 中国农民退出农业生产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迁移加速以来（蔡昉，2018），
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迅速增加。这是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蔡昉（2016）的研究，在中国农村，
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部门的转移似乎是不可逆转的
。
技术进步使得劳动密集型工序可以通过机械完成，这使得剩余的农业劳动力无法被吸收
。此外，农户中的
年轻一代缺乏农业能力，并且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
表1展示了2006年至2019年中国劳动力迁移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43.07%下降到2019年的35.35%。同期，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从23.07%跃升至43.39%。这一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迁移到非农业部门。在非农就业者中，2006年至2019年期间，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省外务工转向县内工作。2006年至2019年期间，在县外但省内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比例没有显著差异。
表
2
展示了中国家庭层面非农就业的各种特征。非农部门劳动力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20.76%
飙升到
2015
年的
36.23%
，其中
2010
年突然增长了
11.48%
。整个期间，平均工作天数保持在每年约
270
天左右。平均年收入从
2006
年的
7532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27646
元，
9
年间增长了
267%
。这表明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城乡迁移的吸引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
1999
年的
41.55%
下降到
2012
年的
25.11%
。
农民退出农业生产总是伴随着土地撂荒或土地流转
。因此，
无地农户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户数量都在增加
。表3展示了中国不同土地规模的农户数量。无地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从2012年的5.27%增加到2019年的9.07%。这表明在此期间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民比例有所增加。数据还显示，拥有土地的农户数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在此期间，土地规模小于10亩的农户占拥有土地农户总数的84.02%至85.67%。
表4展示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些统计数据。土地流转率从2006年的4.57%急剧上升到2019年的35.9%，表明
土地租赁市场取得了显著发展。因此，村内土地流转交易稳步下降
，从2006年的67.33%降至2016年的55.18%。同时，农户租赁的土地面积比例也逐渐减少，从2009年的69.17%下降到2019年的56.18%。在同一时期，合作社和企业租赁的土地面积有所增加。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SARRM）的数据，2009年，合作社和企业分别租赁了11.87%和8.08%的流转土地，而到了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22.69%和10.38%。
表5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农村家庭农场的特征。4家庭农场通常由村内的农户经营，且仅包括土地面积超过50亩的农场。家庭农场数量从2013年的340,559家增加到2016年的444,885家，同时，土地面积超过1000亩的家庭农场数量增长了64.18%，达到4533家。此外，2016年，家庭农场共经营土地9571万亩，其中70.75%为租赁土地，而2013年的相应数字分别为4597万亩和48.48%。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家庭农场和其他大型农业经营者的发展导致了土地流转需求的增加。
农业土地撂荒（ALA）是农民退出农业生产的另一种方式
。虽然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土地撂荒统计数据，但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可以反映土地撂荒情况。陈等人（2014）指出，仅2010年，中国村庄就撂荒了至少670万公顷耕地，而刘等人（2011）预测，由于城乡迁移，2012年这一数字将达到约760万公顷。对中国几乎所有省份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显示，2015年约有12%的农户撂荒了他们的耕地（徐等人，2019）。更近期，徐等人（2019）报告称，中国平均有6.2%的耕地被撂荒。事实上，如果排除未撂荒农业土地的农户，ALA率甚至更高。例如，浙江大学在29个省收集的2019年中国家庭数据显示，2018年有15.8%的农户全部或部分撂荒了他们的承包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9%。综上所述，这些证据表明，
ALA已成为中国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代表着农民正在退出农业生产
。
2.2 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AMS）的发展
已故的毛主席曾宣称，
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依靠机械化
（斯塔维斯，1978），而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强调了重工业化的重要性。因此，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机械化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直到1983年，被列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农业机械化服务（AMS）的发展旨在服务合作经济，并加强双层经营体制。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家庭经营社区和集体必须为公社成员提供统一服务（如拖拉机耕作、灌溉工程等）。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农业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农业社会服务市场发育不足
，这与当前许多非洲国家的情况相似（刁新平等，2014；竹下等，2013）。
直至2007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提及AMS的发展。这一过程包括
鼓励大型农场利用机械、发展专业服务以及促进AMS的市场化
。这是中国首份强调市场在提供AMS中作用的政策文件。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化了AMS发展的目标，并将农业社会服务的发展纳入其中。从2009年起，
中国农业政策文件中“农业机械化服务”一词完全被“农业社会服务”这一概念所取代
。如今，农业社会服务在推动小农户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的数据显示，农业机械的总耗电量从2006年的72.64吉瓦激增至2016年的97.25吉瓦。在此期间，用于水稻、小麦和玉米收割的旋耕机数量增加了200%。此外，农业机械作业服务提供者数量从2008年的16.56万家增加到2016年的18.73万家，从事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劳动力几乎翻了两番，从73万人增加到208万人。这显示了近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显著发展。此外，过去十年来，拖拉机耕作率、机械播种率和粮食作物机械收获率均显著提高，7这进一步佐证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社会服务取得了巨大发展。
3.理论框架
本节提出一个理论框架，用以研究
农业机械化服务（AMS）发展与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
农户的行为受成本效益分析的驱动
。因此，
较高的机会成本
和
较低的农业生产收入
将
促使农户退出农业生产
。罗（2018）发现，1990年和2014年，粮食作物生产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分别占总生产成本的35.1%和41.8%。张、杨和王（2011）指出，即使在农闲季节，实际工资的飙升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结束，
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将影响农业的盈利能力。
事实上，由于大规模的城乡迁移，
非农就业已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虽然
外包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粮食生产的利润
（杨等，2013；易等，2019），
但
AMS的高成本
和
农业生产利润的下降
削弱了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鼓励他们退出该行业。
显然，在假设
家庭劳动力和自有机械设备或其他替代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
AMS价格的上涨，小农户的利润将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