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者虽在写作文体上颇为灵活，但抱有一种具有思想技术的史学眼光。文章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细节的勾陈皆嵌入在作者熟稔中国法律思想与制度图景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以小见大、抽丝剥茧的写作手法是为了将“儒法之争”“法律儒家化”“中国的法治遗产”等经典议题去刻板印象化，纳入法律史的技术性讨论，从而把意见之争、文化观感变成学理研磨。
笔者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曾选修陈新宇老师的几门课。其趣味盎然的讲授风格和平和踏实的为师之道令我对中国法律史迸发出高涨的热情，甚至动了转系到法学院的心思。
如今，在阅读《陈说新语》的时光里，我似乎又体会到了当年的某种心境，一种未被言说殆尽的意义感。在经年累月的职业训练和学术生产中，这感觉几乎消失已久。它是什么呢？如果硬要说出来，这似乎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感性”，是学者浸染于历史材料多年反复摩挲产生的经验性。学问与作者的感悟浑然一体，靠治学的时日与顿挫磨砺出来，呈现为一种创造性的思考与表达，这相当于一种艺术感觉，是思想上的审美活动带来的满足与欣喜。
如今读这本书，更明白上述这些话并不是什么学术人道主义之类的姿态，而体现为作者的知识论立场与方法论态度。例如，在作者在《大清新刑律》颁布过程中新旧两派的权术与斗争有生动的勾勒铺陈，既写出了理念主张之争，也写出了人员队伍之争，对于斗争之术和争议之点有十分确切的细节考证，都落脚在具体的立法内容、立法程序和当时的政治场景中，而非简单的划界与站队。对于新刑律在资政院的经历，文章更如侦探一般进行证据比对，指出章宗祥等新派人物所做的手脚与令人不齿之处。
作为一本学术随笔，《陈说新语》虽以小文构成，但思路却非常开阔灵活，丝毫不回避对大问题的思考与关注。若将诸篇文章联系起来，不难发现作者在回答“何为中国法治资源”这一大问题时存在一种别致的思路——将中国的法治传统“活化”，将传统的载体与创制集中于真实的人物。
例如，本书作者从生命历程、清朝官场格局、同侪关系、法政改革理念等多方入手，将沈家本——这样一位创制中国近代法治传统的重要人物——写得鲜活生动。他试图以沈家本的行事为人作为媒介，将中国法治传统由抽象展现为具体，由单数刻画为复数。他让读者看到，所谓传统，既包括中国伦理本位的法言法语，包含中华帝国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也包含中国旧式文人的为学为政之道。
中国法律史不仅仅是制度史、思想史，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叙事。多种历史力量相互配合、共同生长，构成了中国法治的综合传统。这样的分析颇有些历史发生论的意味，尽量避免对观念体系和制度设计作冒失的价值评价，而专注于历史如何以人、事、物为媒介不断展开。
《陈说新语》的后半部分，记录了作者为学为师的心事故事，包括异乡的访学经历、学术共同体的相互支持、寄情思于诗歌的无奈、教书育人的欣喜欢愉。
熟悉法科教育和学术工作的读者多半会有心意相通之感，而其他人也能从这些温和真切的文字里，感受到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品性情趣。这样的文字是珍贵的，如同经验老道的玉器匠人带你去他家，看看他的工作台，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他会愿意日复一日地坐在水凳儿上磨以及他想磨出怎样的一块玉。
思想的生命力来于自生活的严肃性，只要人们还在追求各式各样的光荣与梦想，还在关心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永远存在，思想的诱惑力便不会缺席。而那些认真且执著的传道者，以自身的生活为犁，为思想的生长开道而行；以自身的品行为器，兑现思想对心灵的美好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