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于是，“土客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陈寅恪先生著名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等概念，还是田余庆先生提出的“东晋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等精彩论断，均与政治集团内“土客问题”有较多关涉。现代革命自与中古政治有极大差异，但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外来干部”“本地干部”及两个群体间的关系问题，仍是难以回避的论题，既往先行研究也常有涉及。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斗争实践中，共产党人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坚忍的精神气质。但必须承认的是，许多出现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残酷“肃反”或流血冲突仍多与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有关，例如“富田事变”“白雀园肃反”等等。应该说，此类问题曾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对许多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造成长久伤痛。抗战时期，作为外部力量挺进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其实依旧面对类似问题。但在此时期，“土客问题”虽偶有波澜，却并未形成巨大风浪，中共从外部输入的新老干部与此地区的地下党老干部、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较好、较快地融为一体，不仅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基础，更打造出此后二三十年干部队伍的主干力量。不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面对较苏维埃革命时期更为多样、复杂的干部来源，干部队伍的整合、锻造绝非一日之功。应该说，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队伍整合问题的实证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少数涉及干部队伍“土客问题”的文章往往也简单归因于领导人矛盾带来的宗派问题。因此之故，笔者希望以抗战初期中共太行根据地的情况为例，综合未刊档案史料与各种已刊材料，对干部群体内的“土客问题”做一具体研究。从局部之实态，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回答：抗战初期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具体来源状况如何？干部队伍中“土客问题”的表现方式和严重程度？“土客矛盾”问题给干部整合带来何种困难、考验？“土客矛盾”问题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一、 “外来党”：干部的输入状况与任用问题
太行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创建的一系列根据地中甚为重要的一块。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均长期驻节太行，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后也将首府设于此区。在抗战初期，具体负责领导此地区工作的机构为冀豫晋省委。冀豫晋省委的前身为平汉线省委，是从原河北省委中分割出的新机构，最初的省委书记为河北老地下党干部李菁玉，曾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山西永济人）是李菁玉的副手。其任务是“背靠太行山，开展游击战，打通正太路，截断平汉线”，即主要在河北活动。七七事变后河北迅速沦陷，平汉线省委只能仓促西撤入晋，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会合。在刘少奇、杨尚昆、彭真、朱瑞等北方局领导人的指示下，以八路军作为武装后盾，李菁玉、李雪峰等人最终在晋中、晋东南一带站稳脚跟。由于李菁玉的老关系、老部下多滞留于河北省冀南一带，他在省委班子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李雪峰在根据地初建过程中逐步上升为省委的实际负责人。1938年年初，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任命李雪峰为省委书记，李菁玉则随宋任穷、陈再道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奔赴冀南。于是，一支“客居”晋中的外来地方党，便成为立足山西、领导太行山区抗战的党组织。在李雪峰等人初上太行之际，共产党人在此地区的工作基础甚为薄弱，再加上本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在前几年屡遭严重破坏，区域内地下党员数量很少，较早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的可靠干部只有30多个。因此，短时间内马上“生产”出一大批干部自然是不可能的，亟待完成的开局任务自然需要外部输入的干部先期负责。
总体上看，这些从外部输入的干部大致有六个方面的来源。
首先是北方局抗战前派到此地区的少量干部，事迹可考者只有10余人。他们多在北方局或山西省委领导下开展地方建党工作，除了徐子荣担任省委秘书长外，江西人彭涛、山西人裴孟飞、河北人刘建勋、山西人李哲人等都是在抗战前就已在晋中、晋东南一带分头行动。另外，河南籍的聂真、薛迅等人也被派回豫北一带开展建党工作。
第二部分是随李雪峰等人来山西的一批原在河北工作的干部，他们即是最初可以依靠的“30多个党员”的主体。由于李菁玉将部分干部带回冀南，所以这批人中在太行根据地长期工作的多来自原正太铁路工委和石家庄地下党组织，其中以江苏溧阳人陶希晋为核心，还包括吴作民、陆清廉、杨奉林、糜镛等人。陶希晋的弟弟陶鲁笳、妹妹陶竞华年纪尚小，却直接在李雪峰身边工作，与其建立深厚情谊。李雪峰曾在回忆录中赞许这些人和冀西一带的老地下党员们“都是经过严酷环境的考验，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是以后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他们普遍在抗战初期迅速跻身省、地、县各级机构的关键岗位，刚刚20岁的陶鲁笳也出任非常关键的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
第三部分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经各种渠道输入到牺盟会中的一批干部。这部分干部数量较多，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在300人以上。他们中有的是老资格的党员，如董天知、韩钧、杨献珍等人均与薄一波同为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来晋后也在牺盟会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同时，大量青年学生通过组织渠道输送到牺盟会各级组织中，刘少奇即安排地下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安子文挑选了一批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员、爱国学生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到山西加入牺盟会。河北地下党组织也安排部分党员赴山西参与牺盟会工作，如津南特委即选派多运海、高书贵等人去太原参加牺盟会。刘建章回忆刘建勋也是津南特委派到山西的，此说有误。根据刘建勋自己填写的个人简历，刘是被北方局调去山西的。参见《刘建勋个人简历表》（1943年3月），见于《刘建勋个人材料》，晋档，未编目。也有部分人通过薄一波等人的个人荐引入会，如民先队员安钢，经友人介绍直接找到在北平的薄一波，毛遂自荐要求到山西工作，薄一波不仅应允，还给他改名“安岗”。需指出的是，牺盟会干部只有少数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在党内工作（主要是晋中一带地方牺盟会干部），他们在晋西事变前多在牺盟会或政权机构中工作，入党时间也较晚。不过，在这批输入的干部中，也有部分人是走了后门的，本人并非信仰坚定、能力卓越的人。如某位牺盟会领导人，即将自己弟弟和同乡安排进牺盟会，直接担任地方牺盟会的领导人。
第四部分是1937年9月、10月间到太行山区的一批平津进步学生，数量也较少。他们出身各异（东北籍较多），但基本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有些是一二·九运动后涌现出来的青年学生领袖（如赵德尊），此前就曾在北方局、地下党北平市委、地下党天津市委等党组织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部分人与彭真、李雪峰、彭涛等北方局、平津地下党领导人原本就熟悉。七七事变后，他们在匆忙中撤到太原，后经北方局委派到石家庄市委报到。随后，他们经李雪峰等人介绍，大多被安排到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中任职，后来参与了冀西的建党工作。
第五部分是1937年年底到太行的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干部，数量大约有80余人，以关山复、高扬、顾卓新等人为核心，最初多在大学（尤其是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读书，后随东北军到了西安。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鼓励下组织了主要由东北流亡学生组成的“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他们原本希望通过招揽流散晋冀各地的东北军旧部，组织抗日武装，但目标未能实现，便留在太行地区干起地方工作来。
第六部分是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的一批干部。他们基本也是一些青年学生，此前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奔赴延安，地籍来源比较丰富，但数量无法查证。1937年年底，刘少奇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北方局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后，第二次入晋，这次他从抗大和陕北公学中带来了一批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其中大多已是党员，来太行后被迅速分配到中层领导岗位上。
从任用状况来看，一、二两方面干部是冀豫晋省委最初的依靠。这些干部数量较少，他们有的是游子返乡，更多的是作为外来者扎根太行。但他们在初期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也大多成为太行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四、五、六三方面干部基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他们的党龄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尚未入党，但普遍被看作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发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与刘少奇、彭真、李雪峰等人也多少有些渊源。此番他们又大都是上级党组织或领导人委派，自然也得到李雪峰等人充分信任，迅速成为党内的骨干力量。其中，刘少奇从抗大带来的这批干部，似乎尤其得到重用。他们大多工作经验较单薄，但因在延安抗大、党校、陕北公学学习过，且普遍已是党员，革命资历得到“大幅度强化”。例如来自抗大的温建平、傅子和以及来自中央党校的薛韬三人被分配到晋南工作，曾在山东从事过少许地下工作的温建平马上被任命为特委组织部长，同样有地下工作经验的薛韬担任了特委委员、夏县中心县委书记，资历稍浅的傅子和也做了县委书记。
比较特殊的是输入到牺盟会的干部群体，他们中大多在牺盟会和政权机构内工作，普遍在各级牺盟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且作为中共有组织输送进牺盟会的一批青年干部，理应得到充分信任。但在抗战初期山西微妙的统战格局下，再加上此前干部输送规模较大、考察仓促，因此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未被地方党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己人”。到1940年时（晋西事变后）李雪峰仍认为：“牺盟会出来的很多外地青年人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来头复杂，现在选来做党的工作要慎重。”
其实，除了前述六类干部，还有一些干部是自己“上了太行山”的。由于这些干部往往是以零散的方式进入根据地，缺少可靠的组织介绍，因此他们在最初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河北籍老地下党冷楚便是在越狱后，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了太行根据地。冷楚在党内算是老资格，还担任过北平地下党的主要领导职务，但由于他在入狱期间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所以在到太行后并未立即得到重用，而被留在党校中搞了一阵子干部教育工作。冷楚被留在党校或许多少也与他大病初愈有些关系，而先前在河北石友三部从事统战工作且业绩尚好的于一川则受到更长时间冷落。他先在党校学习，之后又被留下来任教，一年多后才被外放担任太谷县委书记。于一川留校任教看似是因为其理论修养较高得到李雪峰等人认可，实际上是与他长期从事兵运工作被认为历史不清有关。可以说，在党校学习或工作是组织上对这些干部普遍的过渡性安排。
概言之，太行根据地党基本呈现外来性格，正如李雪峰后来的总结：“本区的党原是外来的。”这首先是因为地方党组织主要由一批外来干部筹划、组建，没有来自外部的组织推力（北方局、八路军、冀豫晋省委），地方党系统绝无自发建立可能。地方党领导层的来源构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以1938年春季省委会组成来说，省委书记为李雪峰，宣传部长为徐子荣，组织部长为何英才，军事部长宋任穷、省委秘书长吴作民、副秘书长关山复、冀西民训处主任杨秀峰4人担任省委委员，晋中特委书记陶希晋、冀西特委书记彭涛也常常列席省委会。在这些人中，其实只有何英才算是本地干部，因为他不仅曾担任地下党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更长期在晋中阳泉矿区从事工运。李雪峰虽是山西永济人，但其家乡并不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仅有4年党龄的他在山西地下党中也无甚根基。就早年事迹可考的26位特（地）委一级干部的经历来看，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外来干部，不仅有14人是外来干部，且这批特委领导实际上有15人曾在平津地下党工作。本地地下党干部虽有9人进入领导班子，却非主流。
二、 “用而存疑”：本地老地下党员们的作为与际遇
毫无疑问，仅仅凭借外来干部，很难令中共深入扎根于太行山区的土壤之中，完成抗战、革命之伟大使命。欲在此地站稳脚跟进而深耕细作，必须依靠一大批熟悉乡土环境的本地干部，如此方可实现地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大规模动员。
在中共力量集中进入太行山区之前，无论是晋中、晋东南，还是冀西和豫北，均已有少量老地下党员。既往史述中虽多会谈及此地区之革命传统，但在具体论述抗战初期太行建党、建政、建军之过程时，却常常受李雪峰的此地最初只有“30多个党员”说法的影响，只谈八路军、牺盟会之作用，而忽视本地老地下党干部发挥的独特作用。实际上，这批本地老干部虽分布零散，却在开局阶段意义重大。
冀西的基础是李雪峰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的“老底子”。冀西特委中，除彭涛外，傅贯一、马芳庭均是原地下党直中特委的老干部。他们一前一后到此开展工作，工作中心则是二人的故乡——冀西赞皇县。长期追随他们的一些老干部也在抗战初期继续担任县级主要领导职务。在周边的元氏、井陉等县中，党员人数虽比赞皇少很多，却也积聚了一些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地下党干部，在冀西民训处或八路军派出的工作团到来时，大多是通过他们接联关系、发展党员。
在抗战前组织遭受更严重创伤的山西地下党中，上层组织虽趋于瓦解，但在基层仍存留着一些老地下党干部，他们成为中共不自觉间在太行山区布下的一些“闲棋冷子”，此前虽陷入消沉，但是在中共力量大规模进入华北后也纷纷重新活跃。比如，曾被阎锡山视为晋东南头号“赤县”的武乡，在地下党县委两度被破坏、县委书记李逸三被捕的情况下，依然依靠在本地颇有影响的党员武三友、魏名扬等人维系了地下党的组织基础，他们虽不再组织暴动或大规模群众运动，但相互之间仍有联系，抗战前尚有党员200人左右。待到徐子荣南下建党时，依靠这些人的“老关系”，很快又把武乡地下党员们聚集起来。他们以牺盟会为掩护，将党员以牺盟会会员身份分派各村镇，迅速恢复武乡地方党组织，各区委、支部也普遍建立起来。
阎锡山统治的核心地区晋中一带，自然不可能出现武乡那样“赤化”的状况，但在“革命低潮期”，还是有部分党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或离乡去外地寻找组织，或潜伏当地，甚或还在局部推动了组织发展。榆次晋华纱厂一批未暴露的工人党员仍在厂内建立了党支部，多次组织罢工行动。抗战前夕，先前离晋的老地下党干部阎定础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来到此地时，仍旧以晋华纱厂为基地。在工人集中的阳泉工矿区，著名工运领袖何英才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4个支部，发展数十名党员，阳泉的地方党组织也被升格为“阳泉工矿区委员会”，后来太行根据地内比较知名的工人干部即多出于此。
至于豫北，中共力量也较早渗入，濮阳、滑县、汲县等地先后建立地下党县委，产生一批在当地有较强影响力的地下党干部，如聂真、张萃中、王卓如等人。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在豫北发展了不少党员、团员，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比如年轻的赵紫阳即在这段时间加入了共青团。但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酷弹压下，这些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张、王二人皆被捕入狱（聂此前已调走）。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瑞在豫北地区建立党组织的主要依靠仍为这批干部，在平津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聂真、薛迅等人此时返回豫北，与张萃中、王卓如一起建立了中共晋冀鲁豫工作委员会，受北方局直接领导。
应该说，这批老资格的本地干部能够在“白色恐怖”中扎根本乡，从困难时期勉力“熬过来”，着实不易。在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力量再度进入太行山区之时，他们当仁不让地担任了“向导”角色，省委、特委普遍都是通过这些老地下党干部接关系、设组织。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信任层面，党组织对他们是有所保留的。党组织认为：“这部分人很复杂，包含着从监狱里出来的，自首过的，消沉过一时期的。”不过，在孕育当中的太行根据地确实也面临干部严重短缺的问题。彭真在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上即强调，“党应分配党内一切干部以适当的工作”，尽管他同时指出“不要使任何不可靠或历史及政治面貌不清楚的分子混入党的领导机关”，但在省委初建且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认真审查老地下党干部的历史，实际上无法做到。于是，对这批本地老干部，地方党最初大体上采取了“用而存疑”的办法。比如，在武乡，冀豫晋省委起初主要是依靠一批本地老干部（如高沐鸿、王玉堂等人）重建组织，很多政权、武装、群运方面的干部也来自于过去的“二百多名党员”，但李雪峰、徐子荣等人没有正式承认他们的党籍，而是暂时将此问题搁置一旁。正因为如此，尽管武乡党的力量厚实，却只设工委而未成立正式的县委。
在党组织初步恢复或建立起来后，部分老地下党干部在党内开始受到更多审核，往往对他们采取控制使用的办法。其中，马芳庭和张萃中便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前述赞皇地下党能挺立于冀西山区，除了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凋敝、历史传统等造成类似于罗威廉笔下的“地方性暴力文化”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马芳庭本人的能力。上级党组织对其能力也是认可的，认为马为人“深沉老练，能和赞皇当地官员、缙绅、枪会头目打交道”，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曾经入狱的马芳庭“历史面貌不清楚，爱吹、心计多，有时不善团结同志”。因此，在赞皇县委建立起来后，马芳庭及与其亲近的干部被排除出县委班子。可新县委迟迟不能在赞皇打开局面，使得上级启用马芳庭担任赞皇中心县委书记。马到任后很快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为后来赞皇党组织的大发展奠定基础。马本人因成绩突出且又做过工人，被提拔到特委任宣传部长。但他始终并未获得省委的充分信任，曾与省委派来的地委副书记王孝慈屡有抵牾。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虽批评王孝慈并要求李雪峰等人将王调走，却也对马芳庭回护地方兵油子出身的游击队干部有些意见。不久，马芳庭被派去太行党校学习，自此离开冀西，再未归来。马芳庭后来曾在接受访问时谈道：“刘、邓在中央做了一个决定，说对我的看法看错了，后来伯承同志亲自到我那给我做自我批评，他说过去我们对地方干部、对你们培养提拔不够，他还希望我对地方干部也不要犯错误，这是伯承同志亲自跟我谈的。”
应该说，马芳庭作为历史复杂的本地老干部而遭遇抑制，后果还不算严重。曾任豫北党负责人的张萃中则因历史上的自首问题而从此与党务、军政工作绝缘，一生只能从事文教工作。河南杞县人张萃中是河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在豫北地区颇有影响。抗战初他担任晋冀鲁豫省工委书记、豫北特委书记等职，人生地不熟的朱瑞、聂真来豫北后，也多需要靠张萃中才能完成各项目标。不久，豫北党高层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历史审查，要求大家各自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张萃中说自己被捕入狱期间，曾在狱中党支部做决定后写了自首书，因而获释出狱。这个问题被聂真等人看作是政治变节问题，便报告给朱瑞。朱瑞决定免去张萃中书记一职，并停止了张的党籍。一批由张在杞县和豫北其他地方发展的老地下党干部也在同期遭到洗刷。
从上级党组织的角度看，对长期在本地活动的老地下党干部有所抑制，其实并不难理解。
首先，这些干部的历史确实普遍比较复杂。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经被捕入狱，是否有变节、自首等行为，无法轻易下结论，因为前一时期叛变、自首、消沉的干部实在不少。刚刚从“绝境”中找到生机的共产党人，自然希望保持组织严密安全、干部信仰坚定，面对从监狱、家中归队的老党员，保持警觉也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些老党员大多出身地富，少有贫雇农出身者，而要想在内外挤迫下实现“政治生存”，还往往需要周旋于地方官吏、豪绅、商贾、帮会甚至土匪之间，他们长期形成的工作作风、思想特质都不尽符合上级领导的用人标准。比如，为武乡地下党延续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魏名扬，本身即是当地武术名家，带有浓重的江湖气，他发展的党员中有不少是随他习武的帮会成员，因此尽管魏名扬在地方党中是实际的核心人物，抗战初即组建了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游击队，受到很多领导人的赞扬，却一直因组织上不够信任而只能在基层工作，无法得到重用。
其次，这些干部原本只是与所在省份的早期地下党省委有些关联，而与后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以及由冀入晋的冀豫晋省委缺乏渊源，甚或因过去地下党内部矛盾而令新的上级领导对他们有成见。晋、冀、豫三省地下党（特别是山西地下党）组织历经多次破坏后，一大批地下党领导人先后被捕，造成组织上的大崩溃，因此这些老地下党员在狱中更容易失掉组织关系，许多历史问题无人证明、无法讲清，自首出狱者也会因没有组织手续而被认定为变节者，与经刘少奇等人批准而自首出狱的“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的政治际遇形成鲜明对比。况且，在这些老地下党干部中确实也存有不少实际犯过严重错误、有变节行为甚至叛变过的人。
这种有限度的抑制对于巩固“外来党”权威、做好实际工作确有好处。应该说，冀豫晋省委在太行山区仍然缺乏政治基础，分散各地担任特委、县委负责人的外地干部虽自认为是上级派来的，在具体的工作中着实与本土政治、社会环境相当隔膜，培养新干部也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所以他们既需要仰赖本地老干部，又需要树立权威，因为这些老干部中许多人比外来的上司党龄还要长，有的确实对新来学生干部、工人干部不够尊重。而且，生于兹长于兹的本地老干部乡土观念一般要远强于外来干部，无论是抗战伊始仓促撤退时的“抓一把”，还是有计划地建军、建政活动，往往都需要牺牲局部利益、支援上级党组织和八路军，适当地将本地老干部“压一压”而又不大面积洗刷，其实也有利于各项目标顺利实现。
三、 “点”“线”“面”：本地新干部的选拔与培养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初建期，“干部短缺”几乎是地方党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提及最频繁的实际困难。要解决“干部短缺”问题，自然不能一直指望外部输入。由于冀豫晋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不断向上级诉说干部不敷用、希望派干部之类想法，北方局代表彭真曾明确回应：“干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靠上级组织来供，干部的来源，只有靠各级组织自己定出一定的干部政策来培养和提拔。”这实际上是要求冀豫晋省委在本地选拔、培养新干部。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迅速扩展的治辖区域、繁冗复杂的地方工作使得选拔、培养本地干部更成为当务之急。
其实，早在太行根据地之孕育期，已有一些本地干部得到提拔、重用，他们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李雪峰等人刚刚入晋时发现的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发展入党并提拔起来的新干部。江西人彭涛原本在天津地下党工作，抗战爆发之初被刘少奇派到山西，组建了名义上隶属于地下党山西省委、实际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正太特委。在统一的太行党组织尚未正式组建前，彭涛在晋冀交界的地区选拔了一批进步青年。比如平定县的青年学生池必卿、周璧即是在抗战前被彭涛突击介绍入党的。同样是在平定县，周璧、张慧如、池必卿的同学王谦先前已被地下党介绍入党，但并未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抗战爆发前，彭涛刚好在这一带活动，王谦便也开始接受正太特委领导。李雪峰等人到山西后，最初就驻足于平定县境内的阳泉镇，随着正太特委改由李雪峰等人领导，王、周、张、池等人成为最早一批可以依靠的本地干部，迅速被提拔到县级领导岗位。此外，李雪峰、陶希晋等人在省委最初活动的和顺县、昔阳县也零散选拔了一些干部，如赵武成、陈敬贤等。
这类干部数量不多，但基本是在太行党孕育期即参加工作的干部，他们是根据地领导人初来乍到时提拔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年轻知识分子，历史也不复杂。因此，这些年轻人在政治上得到李雪峰、彭涛等人更多的信任。应该说，他们中不少人获得较为快速的提拔，成为太行根据地本地干部的代表人物。
另一类是地方老干部在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后，自己提拔起来的一些本地干部，以冀西、晋东南居多。比如，在冀西元氏县，农民出身的老地下党员苏鹤楼在抗战初期担任了县委书记一职，他便将一些亲朋好友发展为党员，其中很多人还被提拔为各区党组织和农会组织的主要干部。而在地下党力量更为深厚的晋东南武乡县，徐子荣在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便把县委交给武乡籍的王玉堂（冈夫）、高沐鸿来领导，这样一来，武乡县委迅速把新老地下党员们又聚集在一处，恢复武乡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武乡县工委。他们以牺盟会为掩护，将党员以牺盟会会员身份分派各村镇，分委、支部也普遍建立起来。本地著名的“红色家族”（武氏家族），就有十几个家族成员被提拔为县里和区乡党政机关的干部。
这类干部党龄或长或短，个人历史则普遍较复杂，参加过地方帮会、枪会组织甚至国民党的数量不少。这类干部虽较早担任县、区级干部，但他们和党组织的关系比较松散。他们多与那些老地下党员有亲缘、业缘方面的关系，阶级成分往往也较多样。应该说，这些干部后来并没有遭遇刻意排斥，他们中很多人也获得提拔、重用，但在后来的各种整党整风运动中往往成为严查个人历史的对象。同时，在既有材料中，尚未发现他们中有人如王谦、周璧、池必卿那样在解放战争时期即担任地委主要领导人。
总的来说，在1938年春季之前，提拔新干部的力度是比较有限的。干部短缺问题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晋中地区是太行根据地中巩固最早、干部最充实的区域，但晋中特委在1938年2月也认为目前最为突出的困难是“干部的缺乏”。在晋中榆次县，县委成立后在各乡建了几个区委，但后来不少干部被八路军、上级政府、游击队抽走，以致区委大多成了空架子。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日军的“六路围攻”，还因为抗战初期中共在此区域内发展迅猛，干部的数量确实赶不上治辖区域、工作任务的激增。同时，初上太行的共产党人，受过去秘密工作思维的影响，在党员发展、干部队伍建设上仍然采取某种程度的关门主义态度。当时，各地党的领导人并非没有发展党组织的愿望，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们在发展党员上并不敢放手去做，甚至还担心“党员发展过多，没那么多工作给他们，也教育不过来，工作就不能保密”。本地新党员发展数量有限，本地新干部自然也难“规模生产”。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张闻天、毛泽东和刘少奇还在3月24日给朱瑞及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要“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冀豫晋省委立刻响应，召开了特委书记和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专门布置此事。嗣后，太行根据地的党组织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1938年夏，太行根据地设了5个特委（晋冀、晋东南、冀豫、太岳、晋豫）、20多个县委，党员人数激增至1万人。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自然需要从中选拔一批干部。总括而言，这批本地新干部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来源：一是“训练班干部”，二是“牺盟会干部”。
先看“训练班干部”。他们大多是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择优选拔出来的干部，大多是工农干部（以农民居多）。
干部训练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并不陌生，先前在南方的革命根据地中就曾普遍举办过各个类型的训练班，既有各级党组织开办的一般的干部训练班，也有土地革命训练班、电讯干部训练班这样的专项班。此番在太行根据地则多为前一类型之普通班，而少有专项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大多是短期的，有时直接从民众中挑选积极分子组成训练班，在介绍入党后很快安排其走上干部岗位；有时是在党员中举办训练班，根据表现提拔部分人；有时则是将一些中下级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之后分派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上，从中寻找重点培养对象。
其实，训练班本该是干部教育的一个载体或形式，但在形势日新月异、各项政治施设尚不健全的情形之下，训练班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能让党组织领导了解下级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平台，通过训练班实现训练、培养、选拔等多项目标，堪称“一站式”解决办法。比如，冀西沙河县的农民党员王占国，在入党没几天的情况下，就参加了训练班，因表现好又是初小毕业，训练结束后直接当了刚成立的县自卫队大队长，自己都感到纳闷。大多数人虽未被破格提拔，却也在受训后逐渐得到上级信任，而担任了中下级干部。晋东南武乡县的党员姜一，在1935即由自己练武拜的师傅（老地下党员魏名扬）介绍入党，在抗战初期只是普通的村游击队员，但到县委受训后很快当上区干部。这样，在1938年春夏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大批“训练班干部”从太行山区的乡村中脱颖而出，李雪峰等人后来在分析太行根据地的干部来源时指出“主要的大部分是从训练班出来的，他们一般的都是新的纯洁的干部。”
再谈“牺盟会干部”。他们大多是从牺盟会等组织内被吸纳、拣选出来的干部，学历层次要高一些。在抗战爆发前后，牺盟会无疑是山西省境内发展最为蓬勃的一支力量。作为一个植根于山西本土又较为开放的官办组织，牺盟会吸引数十万青年人投入其间。在这里面，自然山西本地人占据大多数，他们分布于各个层级的牺盟会组织。如前所述，由于大量共产党员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牺盟会，牺盟会被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薄一波等领导人以牺盟会（包括被统合后的公道团）、决死队等为载体，大大促进了境内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就上层来说，牺盟会及公道团与中共组织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但到了基层却是另一番光景。在晋中、晋东南地区，许多干部均先受抗日救亡热潮感召，在乡加入牺盟会，后来才入党。中共地方党组织也有意识地从基层牺盟会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介绍入党或选调为干部。
考察太行根据地本地干部来源，我们很容易看到1940年前参加革命的山西籍干部十有七八有牺盟会背景。可是，若具体分析，晋中和晋东南两地出来的“牺盟会干部”的内涵是有明显区别的。当时，冀豫晋省委与牺盟会组织大致以辽县为界，以北由冀豫晋省委领导，往南则以牺盟会为主，通过统一战线组织来推动各项事业之发展。因此，在晋中一带，从外部进入的晋中特委组织力量强固，便可以将牺盟会、公道团等组织纳入自己的领导之下，大批吸纳牺盟会骨干参与党的工作。比如，晋中特委在和顺县发现的群运领袖陈敬贤、在榆次晋华纱厂工人游击队中树立的典型郑鹤龄，均先在牺盟会中做基层工作，后来被直接选拔做了县委、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在区乡一级，这种跨组织的选调则更加频繁，到1938年夏天，平定县新提拔的几个区委书记、区长已全是从原来牺盟会区乡支部中遴选出来的。这样一来，晋中的很多干部看似有牺盟会背景，实则在牺盟会中经历短暂，即使稍久也大多已直接从属于地方党。而且，他们与牺盟会的领导人也大多关系较浅。但是，在牺盟会发挥主导作用的晋东南，地方党多由原来的牺盟会组织孕育、分化出来，牺盟会中的部分负责人被安排做了地方党的领导，部分基层牺盟会工作人员也随之转岗到地方党组织中。比如，抗战爆发后刚刚参加沁县牺盟会工作的年轻人刘岳峰，因县委缺人便被牺盟会领导黎颖安排到县委工作。两相对照，虽然结果貌似一致，即大量牺盟会骨干被选拔为党的干部，但实际上在晋中与晋东南的“牺盟会干部”有着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成为意欲反客为主的晋中地方党与深植本土的牺盟会之间产生冲突的诱因之一。
以上两部分干部是有交集的。因为一些牺盟会干部在进入党务、政权、武装等机构后，也参加过党组织开办的干部训练班，但这些干部大多并不是因“训练班”而被中共所吸纳，严格说来，他们仍不能归入“训练班干部”之列。同时，这两个来源的归纳并不与在工作中挖掘、选拔干部的标准相矛盾，比如有些干部在参训前已经进入领导的视野，其获得提拔重用并非靠训练班，所谓的“训练班干部”其实更多的是对抗战初期地方党组织自己吸收、培养的本地干部的指称。只是在上级催促大批培养干部、本地也确实急需的情况下，“训练班干部”往往是突击产出的，再加上文化水平较低，其质量常常不及“牺盟会干部”。
要言之，本地新干部的提拔最初是由上中层领导人在周边点状拔擢，随后逐渐发展为由接上关系的老地下党干部凭借私人关系发展、提拔起来的一些干部。先是以某个老党员为起点接引出一条条线，随后又交错成网，因此这些新干部群体往往也依托于本地既有的社会网络。“训练班干部”与“牺盟会干部”则是规模化的、组织化的对干部的吸纳，是更大面积的吸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