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的探讨，要以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参与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重塑过程中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思考重心：就发展目标而言，无论是引领学术创新、发表学术成果、培养学术人才，还是国际学术交流，始终都要依循“综合刊”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任务的总体定位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就具体路径而言，关键之点在于，如何促进“综合刊”群体的自我觉醒和联合行动，如何以“综合刊”群体为枢纽构建“亲清”刊刊和刊学关系，如何恰当把握“综合刊”数字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限度等。
在切入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路径的具体探讨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这一类型期刊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进行一番预先的讨论，以免后文的具体探讨陷于空洞和盲目。
笔者所谓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根据具体语境有时简称为“综合刊”），首先指的是由全国各地社会科学院（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公益性事业单位主管主办的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其次也包括部分高等院校主办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报。相对而言，前者的办刊水平比较整齐或平均，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1—2本品质较高的这一类型的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高校文科学报的情况则千差万别。纳入我们的思考和探讨范围的，仅限于入选所谓“ABC”刊的那些头部刊物（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期刊评价机构评选出的核心期刊），其总量大约在120种左右。以下的所有讨论，主要以这一范围内的期刊为预拟的目标和对象。
接下来要追问的问题是：本文所谓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是否自成一体或别具一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进而如何自成一体或别具一格？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从历史和现状的维度，其次是从使命和未来的维度。下文的具体探讨将表明，前者恰恰要通过后者得到深入的理解，并从而获得本质性的规定。
众所周知，所谓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主要创办于两个历史时期：其一是195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催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其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带来学科学术的空前繁荣，出于学术交流和公开发表的实际需要，更多的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前面提到的120种左右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头部期刊，就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期刊品牌建设方面所累积的成果，是历史沉淀的结晶，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科学术期刊集群（国外的社科学术期刊几乎都是“专业性”的，几乎没有中国这种类型的“综合刊”）。
当然，尽管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期刊”品牌，但对于这些期刊实际成效的评价始终是褒贬不一的，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仍然是批评大于褒扬。其中，最为流行的批评，也是对这类期刊基本性质的否定性认定是“全散弱小”和“千刊一面”。前者是就单本刊物而言，后者则是就刊物之间的对照而言。所谓“全散弱小”，指的是单独一本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其年度发文量是极其有限的，因而对学术论文的消化能力和对学术发展的引领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并且，这极其有限的发文量、论文消化能力和学术引领能力，还由于刊物对“全”的追求而被进一步分“散”了。因为绝大多数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走的都是“全科”发展道路，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的文、史、哲、政、经、法、社等大类几乎网罗殆尽，虽然也有部分特别偏重人文学科或者特别偏重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但迄今为止主流的倾向仍然是“全”而“散”，既在学科领域上包罗万象，又在单一学科领域的发文体量上进一步分散和稀释。再者，这些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行量普遍不大，受学术传播信息化和数字化冲击，纸版发行量还呈现逐年递减趋势，目前平均发行量大概在1—3千份不等。因此，就单一刊物而言的确是“全散弱小”，就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总体情况而言，则的确是“千刊一面”，并且是“全散弱小”意义上的“千刊一面”。
上述批评，应当说反映的是一些基本事实。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基本事实”还只是触及了事情本身比较表浅的层面。也就是说，“全散弱小”和“千刊一面”，尚不足以作为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基本性质的最终认定，而恰恰是有待从其基本性质出发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解释的表面现象。那么，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基本性质究竟如何，或者说应当从哪里得到更根本的认定呢？笔者的回答是，
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基本性质，应当从其所承载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任务得到规定、理解和阐释。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同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客观来看，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对这一重要讲话的落实程度甚至是领会程度，都还远远落后于事情本身的需要程度。就落实程度而言，迄今为止，所谓“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就领会程度而言，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以及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和历史任务缺乏足够清醒自觉的认知。由于事关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基本性质的判定，下面就此稍作展开。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学科或超学科性质，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推进上不够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无产阶级进行世界历史变革的理论，不仅侧重于从感性生活领域（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等）出发来把握社会生活形态（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变迁，而且，伴随其“改造世界”目标的彻底性而来的，是其“解释世界”视野的总体性。类比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或“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现代社会及其学科门类基础之上的“非”或“超”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当前的困难在于，尽管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批准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务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同时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推进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但从具体效果来看，无论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还是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其“实然”状态还难以支撑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应然”需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在所谓“专业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其覆盖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和辐射哲学社会科学全领域的“总体性”并没有得到同步增强。
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和历史任务。这里，同样存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反差。首先，从“应然”的角度讲，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当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将从经典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运用和内化于自身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但从“实然”的情况看，伴随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不断加强的，并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的稳步增强，在“专业化”的名义下继续开展所谓与价值无涉的“纯事实”研究还比比皆是，更多的情况则是，或有心无力，或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际上严重脱节，具体学科研究和指导思想“两张皮”。其次，从“应然”的角度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提出要创造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历史任务，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产生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但从“实然”的情况看，许多从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还在“精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上自觉不自觉地拒绝应和时代发展需要的“宏大叙事”。
不过，所幸的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性迟滞，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世界历史自身的前行步伐，也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进取和理论创新。近年来，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诸多重大政治论断和重要战略筹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通过“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
在笔者看来，我们恰恰应当着眼于当今中国发展道路所承担的世界历史使命和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着眼于这条道路所托付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任务和学术使命，尤其是着眼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然”目标和“实然”状况之间的明显落差，来深入领会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特殊使命以及依此特殊使命而等到确定的基本性质：
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社科学术期刊集群，不仅在起源上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然的指导地位、和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定向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有着内在而必然的联系，而且在助推当今中国发展道路顺利开展和承担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使命上责任重大，也前途远大，应当凭借其天然的“综合性”而成为主动承担当今中国发展道路托付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任务和学术使命的急先锋，应当成为实际弥平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然”目标和“实然”现状之间具体落差的主力军。
由此，我们可以对前文提到的关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流行批评作性质上的重新估价：一方面，尽管从单本期刊着眼，“全散弱小”似乎是由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出身和现状所规定了的、难以摆脱的“宿命”，但从承担当今中国发展道路托付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任务和学术使命出发，恰恰要求必须摆脱就单本期刊看单本期刊的狭隘视野，从而重新发现和高扬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集群在实际弥平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然”目标和“实然”现状之间具体落差上所应当和所可能发挥的整体性作用；另一方面，既然应当首先立足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群体特性来理解其基本性质和发挥其独特历史作用，那么基于同样道理，“千刊一面”的批评也就自然而然失效了，因为这类学术期刊的重要职责和远大前途首先并不在于发展各自之间的多样性或差异性，而在于面向当今中国发展道路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承担共同责任。当然，就时代需要和中国学术的实际产能而言，“千刊”的确太多，因此下文的探讨仍然局限于我们业已申明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中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学术品质和较为显著的期刊品牌的那120种左右头部期刊（入选所谓“ABC”核心期刊是其外部标志）。
《历史：思辨与实践（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差别）》
二、“综合刊”必须围绕自身定位理解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
上文的探讨，意在为展开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分析奠定一个初始的基调：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应当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要求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任务而得到恰当的理解，从而避免一开始就误入“全散弱小”和“千刊一面”等表浅批评的窠臼，并由此避免对“综合刊”提出与其自身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相背离的“专业化改造”等发展方向的设想和建议。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如何从积极的方面或者说立足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自身特殊的性质和使命，来切实探讨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呢？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如何办好社科学术期刊提出殷切期望。就本文所探讨的主题而言，这一回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指示意义，因为它一方面印证了我们关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的总体性理解，另一方面为我们思考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问题提供了纲领性的线索。
就前者而言，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毫无疑问，这里提到的“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和“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等命题，与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要求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任务是内在相通的。同样毫无疑问，回答好这些重大的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任务，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由于其“综合性”在这些工作中可能而且应当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就后者而言，习近平在回信中写道：“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在笔者看来，
这段话虽然并非只针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却言简意赅地提示出了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所应当承担的四种基本功能：引领学术创新、学术成果发表、学术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下面将主要围绕这四种基本功能，同时始终结合上文关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的总体性理解，来阐释笔者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之基本目标的具体观点。
首先，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应当而且必然在引领学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更加基础和长远的作用。
学术期刊能否引领学术创新，乃至学术期刊是否应该引领学术创新，这在学术界和期刊界都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老话题。为省去不必要的口舌之争，这里将讨论的对象严格限定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与引领学术创新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能否引领学术创新是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生命线。换句话说，“综合刊”要作为“综合刊”存在就必须引领学术创新，而“综合刊”之所以为“综合刊”正在于能够引领学术创新。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谓引领学术创新，决不是在抽象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指的主要不是一般知识累积意义上的学术进步（尽管并不排斥这一点），而主要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内在目标或历史使命的积极回应，是所谓“坚守初心”。其中的关键点至少应当包括：发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主知识体系主阵地的作用，深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研究及体系性阐释，在指导思想研究、社会现实研究和学科学术研究之间建立真正内在的有机联系；以“综合刊”的“综合性”守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和贯通性，恰当应对由于专业化分工日趋细密和学术发表愈演愈烈的竞争性机制等因素导致的日趋严重的学术生产“碎片化”倾向；在坚持“综合刊”之“综合性”的基础上，与“专业刊”、与学术界、与学术生产的评价和管理机构等方面建立良性的互动关联，共同致力于当代中国学术生态的根本性改善，促进学术批评与评价体系的革命性重塑，等等。
其次，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能否持续组织刊发具有学术性、思想性、时代性和典范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抽象地看，任何学术期刊都追求发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高水平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概括地说，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所追求发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首先是符合“综合刊”客观定位的，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并因而可能在引领学术创新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研究成果。分解开来说，以本人有限的办刊经验而言，
笔者认为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所追求发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应该具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学术性、思想性、时代性和典范性。
所谓学术性，指的是不输于“专业刊”的专业性，这是一切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所谓思想性，指的是思想上的穿透力，一篇“综合刊”的好文章不能仅仅展现较好的学术功底，还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要有足够的思辨性和学术张力，在行文过程中真正解决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较大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所谓时代性，意味着“综合刊”上的好文章要更加自觉地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回应时代的主题和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所谓典范性，意味着若干年之后，也许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过时”，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仍然是一篇好文章，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甚至在学术发展史上能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所谓学术性、思想性、时代性和典范性，始终都要依据“综合刊”之“综合性”得到规定和理解，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言。在此，要特别指出一种关于“综合刊”之“综合性”的流行误解：以为“综合性”强的学术论文，就是可以随意地进行所谓“跨学科”的研究或一味追踪社会热点话题的研究。据笔者的观察，当前绝大多数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开设的少数专题性栏目之外，绝大部分学术论文仍然是分配到各具体学科栏目中去发表的。一篇论文投到编辑部，首先会遇到适合哪个学科栏目的问题，这时最忌讳的情况就是“非驴非马”，经不起任何一种学科学术规范的检验，或者达不到相应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深度。也就是说，综合刊的“综合性”并不是以低于专业刊的“专业性”为代价的。但反过来说，绝大部分适合在“专业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综合刊”往往还看不上，也就是说，“综合刊”看重的学术论文，在专业性上不能低于“专业刊”的要求，却不能仅仅满足于具有专业刊的“专业性”，而必须比这种“专业性”拥有更多的内容。因此，“综合刊”上的好文章，往往是学者们在某一学科研究领域精耕细作多年之后提炼出来的精品力作，比一般的“专业性”论文具有更强的思想穿透力，同时因为研究得足够“深”而可能拥有对周边领域甚至周边学科产生重大启发的学术辐射力。
再次，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必须致力于培养和扶持与自身学术使命及论文风格相匹配的核心作者群，并以此推动中国学术流派的繁荣与发展。
学术期刊成果发表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生产过程，尤其是本文所谓的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头部期刊，每一篇论文的发表都必须经历严格的审稿和编校把关。因此，学术论文的甄别、遴选和发表过程，同时具有明确而重要的成果评价功能，也因此对于学术人才的发现、培养和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编辑和作者之间、期刊和学界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成就的学林佳话。不过，这一点当前似乎正在经历某种危机或困境：无论是“综合刊”自身还是“综合刊”的作者，都存在一种扁平化或均质化趋势，单个作者和单本期刊的“个性”似乎越来越模糊，作者和期刊之间的个性化关联看起来也越来越弱，“学林佳话”渐趋绝迹。如何摆脱这一危机或困境，是“综合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笔者看来，首先还是要端正对这一危机或困境的理性认知，关键之点是摆脱局限于单本期刊和单个作者之间传统关联的狭隘眼界，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学术界和中国期刊界的共同历史使命来重新定位二者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具体而言，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的基本目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关注优秀学术人才的个体性成长之外，应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发表空间向助推当代中国学术流派的成长、兴盛与繁荣倾斜。
最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要重点通过集中呈现当代中国学术“拎得起来”和“看得见”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以有效推动中外学术交流。
由于当代中国仍然处于一个非常特殊而关键的发展阶段，对外人文社科学术交流相应地承载着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而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因其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关键平台，必然首当其冲要担负起相应的历史使命。概括而言，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对外学术交流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核心内涵：一是继续消化吸收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二是在深刻领会和把握现代中华文明来龙去脉的前提下，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何为中国道路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既对内增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又对外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相信中国和支持中国；三是以学术的方式具体而总体地把握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实质，从而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学术思想和学术新知方面为人类做更大贡献。与上述三方面的核心内涵相应，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应当自觉将自身建设成一个汇聚古今和融贯中西的学术生产与交流平台，建成一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学术汇聚和创新平台。
三、“综合刊”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自我觉醒和自我革命
基于我们对“综合刊”基本性质和历史任务的总体性理解，上文已经就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作了粗浅的探讨，接下来将视线进一步下移，更加经验地讨论“综合刊”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和破解路径。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始终是，究竟如何在具体办刊过程中坚持“综合刊”之为“综合刊”的“综合性”。
显然，上文对综合刊的基本功能及其高质量发展基本目标的探讨，始终是从目标导向出发，依循“综合刊”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任务的总体定位来展开的。而当我们进一步探讨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时，还需要做一个重要的背景性补充，那便是如何从问题导向出发，深入领会和把握当前中国学术生态调整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批评与评价体系正在经历一次革命性重塑的基本事实及其内在要求。
自2018年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在倡导科技人才评价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变革。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的问题，认为“人才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提出“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重申，“在人才评价上，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要明确‘破四唯’后怎么‘立’的评价方式和标准，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上述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中宣部等部委先后下发了不少文件，进行具体工作部署。据观察，其动向有一个从人才评价向整个教育系统评价扩展，从科技领域优先向人文社科领域辐射的大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件主要包括：（1）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俗称“破四唯”，重点针对还是科技人才、项目和机构的评价问题。（2）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俗称“破五唯”，评价体系改革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目标。
与社科学术期刊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件主要包括：（1）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更为具体地提出从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设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高度，坚决纠正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平台评审、科研奖励、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导师遴选、学位授予、绩效分配、学校考核、资源配置等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唯论文”现象。（2）2021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重点强调要“完善学术期刊相关评价体系”，明确提出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防止过度使用基于“影响因子”等指标等定量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同时提出要引导相关单位在学术评价、人才评价中准确把握学术期刊的评价功能，防止简单“以刊评文”、以“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评价学术期刊及论文质量，反对“唯论文”和论文“SCI至上”等不良倾向等。
上述文件精神和政策举措，无疑将对中国学术生态的系统性改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契机和强大动力，因为一旦真正做到不再简单以发表论文期刊级别、数量、引用率、影响因子、转载情况等作为主要的学术评价指标，那么一方面，受非学术因素牵引和推动的发表冲动将会得到极大遏制，真正潜心研究和创新创造的学术成果在比例上会极大提升，从而给学术期刊提供更加优质的稿源；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自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承载的被评价和被排行的压力同样也会极大减轻，从而有望开展出一个更加贴近中国学术进步的实际需要而各显神通的新发展空间。
但对于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特殊的困难在于：如何在自身的办刊实践中，将承担时代所赋予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学术使命和自觉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这样两个历史任务一体担负起来。表面看来，这样两个历史任务肯定是相互促进的，或者说，后者一定是为前者服务的。但仔细想来，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正在展开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是“破四唯”还是“破五唯”，核心之点都是破“唯论文”，而论文生产恰恰是所有学术期刊的核心业务，对于几乎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资金投入而生存的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内容，那么，“综合刊”究竟应当怎样通过自觉参与破“唯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重塑过程来发挥自己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力军的作用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笔者这里提出来的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破四唯”和“破五唯”的政策主张提出之后，学术生产和学术评价的具体实践已经一再表明，破“唯论文”并不等于不要论文，破“唯论文”，“破”的是简单“数”论文数量，学术论文作为学术研究最新最前沿成果公开、权威、快捷和集中发表的形式本身并没有被否定，相反，破“唯论文”的实质性目标之一恰恰是要让真正优质的论文被发现、被认可和被尊重。再者，“唯论文”现象的产生，似乎完全是学术评价和学术评价采信过程的结果，专门的学术评价机构尤其是作为学术评价采信主体的学术管理部门应当负主要责任。但在笔者看来，其实不然：学术期刊作为整个学术生产和评价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方面，在“唯论文”现象产生和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同样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学术评价体系革命性重塑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发挥枢纽性的积极作用。
就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亦即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而言，全社会“唯论文”现象尤其是“以刊评文”风气兴起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这些期刊形成稳定品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120种左右的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头部期刊，本身是过去学术评价体系的受益者。而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些品牌性的“综合刊”，面向过去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向将来则更可以积极有为，是因为：说到底，“唯论文”或“以刊评文”之所以成为一种弊病，乃是因为论文的形式和内容、名义和实质、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走向了事情本身应当所是的反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品牌性期刊应当自觉从过去沉湎于“以刊评文”的惯习中解脱出来，并且通过真正做好做实每一篇每一期论文的出版工作来尽可能纠正论文形式和内容、名义和实质、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偏差，让“以刊评文”等同于“以文评文”（亦即排除任何一篇论文“搭便车”的可能性），从而立足自身实质性地做到“破‘唯论文’”——就其实际状态而言，真正做到杜绝一切“人情稿”，让每一篇论文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取得公开发表的资格，让每一篇论文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接纳和认可。
由此，当我们将关于“综合刊”高质量发展具体路径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为究竟如何一体承担时代所赋予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和自觉参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革命性变革时，笔者立刻想到的是“综合刊”如何在承担这双重历史任务中重新定位自己，或者说，如何进行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以本人目前十分有限的工作经验和初浅的行业认知而言，笔者认为这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或许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促进“综合刊”群体的自我觉醒和联合行动。
从大处着眼，确立“综合刊”群体的学术自信，准确把握“综合刊”之为“综合刊”的根本特性和历史使命，通过同行之间的切磋琢磨和相互砥砺，一方面，要树立“综合刊”论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意识，以与专业刊论文、专报内参、报纸文章和专门著作等相区别，并在行业之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论文遴选、监督和反馈机制；另一方面，集体抵制和杜绝形形色色的“人情稿”。在笔者看来，举凡不是真正凭借文章本身的内容质量而获得发表机会的稿件都是“人情稿”，而无论影响此类发表的因素是权威性的推荐意见还是“老作者”的人情面子，或者学术名家自带的潜在“引流”效应（比如更容易被转载、被引用、被公众关注等），甚至编辑部对“弱者”（比如可能因为发表不足而错失学位或教职的年轻作者）的“同情”，等等。
其次，以实际行动努力构建“亲清”刊刊和刊学关系。
“综合刊”在守自己的学术门户和质量标准方面应当培养起杜绝一切“人情稿”的铁石心肠，但绝不等于自我设限、画地为牢或闭门造车。相反，除了“综合刊”之间要形成日益稳定、规范而紧密的联系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在“综合刊”和“专业刊”之间，在“综合刊”和学术界之间，在“综合刊”和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机构之间，在“综合刊”和重要学术管理机构之间等，建立“亲清”的协作关系，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接触交往，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共同致力于优秀学术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培养能够撰写符合“综合刊”特性的学术论文的核心作者群），共同推动良性的学术批评与评价，共同促进当代中国学术流派的形成、兴盛和繁荣，等等；所谓“清”，就是要清正廉洁，清清白白，坚持君子之交淡如水，自觉杜绝一切谋私或寻租等交易性行为。据笔者所知，现在不少优秀期刊出版单位都在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和探索，比如对内尝试建立编辑出版人员“从业负面清单”，对外则将那些行为可能有悖于“亲清”原则的机构和个人列入“另册”，自觉“敬而远之”。
再次，恰当把握“综合刊”数字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限度。
数字化和国际化是当代中国所有学术期刊必须面对的共同历史背景。但当我们从数字化和国际化方面来探讨“综合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时，仍然要基于“综合刊”的独特性质和特殊历史使命来展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学术生产和学术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条件，“综合刊”的数字化，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新兴信息技术条件在促进“综合刊”实现符合其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方面可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而不能将“数字化出版”简单化为“数字化传播”，甚至以牺牲其学术品质的特殊性和严肃性为代价来片面追求“大众化”的传播效果。虽然“综合刊”由于其“综合性”而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具有独特历史地位与作用，因而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理应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对“综合刊”国际化的推动同样要避免陷入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在我看来，尤其是要谨守“内容为王”和“中文为本”这样两条基本原则：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提是有真材实料可以交流，做好内容生产始终是基本前提；国际学术交流应当是平等互助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寻求承认，今日中国的文化自信，应当不仅限于相信中国学界同仁可以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而且也应当相信中国学者可以实现陈康先生在20世纪初所倡言的“让洋人以不懂中文为恨”的夙愿。
总而言之，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确是一种中国特色，不仅在历史上渊源有自，而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甚至在影响人类社会未来前进方向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精神气质上来说，“综合刊”始终具有紧跟时代步伐，贯通人文和社科领域，整体性地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学术抱负。
尽管学术研究的精细化和学术论文的专题化始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趋势，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问题领域又往往是综合性的、复杂多面的。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并且由于时代托付的构建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相匹配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的特殊历史任务，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然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一种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性思考和把握的综合性取向。“综合刊”之为“综合刊”的“综合性”，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重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特质相契合，而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当前阶段特别重视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这些方面决定了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和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重塑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反过来，这种无可替代性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深化探讨“综合刊”高质量发展的当然前提和重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