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凯：苏轼诗作的副空间｜202501-27（总第2954期）

感谢韩凯老师赐稿

原文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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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作的副空间

文 / 韩  凯

晋中学院中文系

魏晋南北朝发现田园山水，发掘人的自然性情，诗作与地理空间开始产生密切联系。文学地理学的地理空间不妨视为地点空间、场域空间的统合。场域空间相对于具体微小的地点空间而言，诗人所注目、描写者并非具体的景观风貌，往往只是地域宏观印象。苏轼之前，地点空间与场域空间基本上是实写的，即诗人实在此地而书写内心感受。以苏轼为肇端，带有副空间色彩的地点空间与场域空间大量出现，成为创作风尚。相比前代，苏轼笔下的副空间不再只是追忆往日居所，寄寓情志，构成文化心理记忆，成为空间情感感知的“注释性资料”，组成异时文本组。这是苏轼作品副空间的突出新变。

法国学者巴什拉明确提出“空间的诗学”，张三夕较早专题探讨苏轼诗作空间感，主要指向实际居处空间，并未明确涉及副空间。国内学者中，葛晓音探讨陶渊明之前诗作中“意中之景”，费秉勋关注到黄庭坚诗作“虚笔”，祝振玉讨论黄庭坚题画诗中联想描写，初步涉及“副空间”议题。副空间是近年来空间诗学研究的新议题。空间感受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相关成果大多聚焦于居处、差旅空间，对副空间关注不足。苏轼诗作的副空间需要引起我们的留意，以之探讨苏轼空间记忆与感知是一个值得挖掘的话题。本文拟围绕相关概念的界定、苏轼笔下副空间的具体表现及与创作心理的多元互动展开论述。

“副空间”借鉴自“副文本” ，是一种解释、理解诗人在特定空间所思所感、作品风貌的空间注释“资料”。这种空间注释“资料”与现有文本的关系往往表现在四个维度：征引、接续、呼应与自注。副空间既可以与诗人所处实际空间同一，诗人故地重游时昔日在此的经历体会、情感认知成为今日所思的补充资料，也可以与诗人目前所处的实际空间不一，诗人居现地而思彼地，居住地的作品中带有理想地的色彩与影子，理想地成为诗人居处地之外的创作副空间。

副空间相对于实处空间而言，并非诗人所处的实在地域、实际居所，而是存在于诗人脑海并表现在作品的意识空间，与诗人实处空间构成互文关系。副空间并不意味着妄想虚诞，承载过往与现实。副空间或在诗人人生经历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或是诗人向往的处所。

副空间可以追溯至《诗经》《离骚》。那位“在水一方”的窈窕佳人未尝不可理解为“君子”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形象，“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佳人并无实际固定所在，或许并非诗人所真正眼见的，那么此“在水一方”可视为“君子”所处实际空间之外的副空间 。屈原乘玉虬“上征”后，早晨从“苍梧”出发、傍晚便至“县圃”，诗人还在“咸池”饮马、“扶桑”结辔，“苍梧”“县圃”“咸池”“扶桑”都是传说中地名，是诗人的副空间。

副空间在苏轼之前的演进状况，赅要而言，大致有二维度：或是道教仙山、福地在作品中的投射，葛洪、谢灵运、李白不乏这样的诗篇；或寄寓对恋人、家人的眷恋与思念，羁旅诗、闺怨诗、征役诗是其代表。嵇康《赠秀才入军》其一四：“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及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是这类副空间的千古名篇。苏轼之前，诗作中的副空间一方面不占创作主流，除了上述特定题材外，其他题材所涉的地理空间以实处空间为主，另一方面基本上不承载诗人价值追求与人格好尚，我们基本上无法从中探究作者的思想世界。

苏轼诗作的副空间有了较大发展，几乎出现在各类题材，既有与实处空间同一者，如《坐上复借韵送岢岚军通判叶朝奉》：“云间踏白看缠旗，莫忘西湖把酒时。梦里吴山连越峤，樽前羌妇杂胡儿”，“梦里”指叶朝奉之梦，承前句“莫忘”而来，叶氏梦中出现的“吴山”即副空间，另者，此是诗人想象友人离杭以后的梦境内容，为“梦里吴山”更添幻想色彩。苏轼诗作副空间用思覃微可见一斑,也有副空间与实处空间不一者，如《送子由使契丹》：“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以共照塞外与清禁、杭州的“月”作为连接“沙漠”“清禁”“武林”等副空间与实处的“湖山”之间的纽带，月随人动，诗人对胞弟的挂念就如这月亮一样伴随着苏辙出使路途，副空间看似与实处空间非一，却共同牵连起兄弟二人间深挚情谊。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首诗出现间性地理空间——“沙漠”：对于出使契丹的苏辙而言，“沙漠”是将要抵达的实处空间；对于创作者苏轼而言，“沙漠”是他想象胞弟出使契丹途中的副空间。兼具实处空间与副空间的间性地理空间，是苏轼在文学史上的首创。苏轼诗作深微精工，从中可见。

严羽评价宋调“以才学为诗”。苏轼诗作可谓代表。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苏轼诗作的故典所涉地理空间是否视为副空间？笔者所持的观点：如果用故典曲言其志，如“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以白居易晚年分司洛阳的闲适自得来寄寓其主政杭州的审美追求，白居易笔下的洛阳春景何尝不可理解为那水光潋滟的西湖美景？“洛阳春”可以视作副空间。但如果诗人用典只是为了语义上的蕴藉含蓄而并未寄寓人格好尚，如“仙人汉阴、马，微服方地行”，本文不视为副空间。

苏轼在京师与杭州均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经历。相比前代，宋代文人情感认知更趋敏锐细微。对于曾在故地任职时有过刻骨铭心记忆的宋代文人而言，看似寻常的故地重游承载不寻常的意味与色彩，熟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再度映入眼帘，难免唤起诗人的往昔追忆。在这种情况下，此地的昔日记忆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化为副空间，承载诗人的人生思考、仕宦感悟，往往可以作为诠解此时诗人作品产生变化的辅证材料。西湖对于苏轼而言，正具有这种意义。

地理空间承载人格精神与审美追求是文人自觉的鲜明标志。宋代文人营构的地理空间不只是居所空间，也是文化心理空间，或寄寓对前贤的钦慕，或寄托其价值好尚。

受此影响，地理空间成为宋代文人个体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实处空间中个体诗史的在场性、实地性、当下性，副空间可以联系现实与理想、此地与彼地、过去与现在，呈现文人情怀之异，内容张力往往比实处空间更为丰富。副空间可以让文人获得“地方感” ，相比实处空间情感感知有时不免复杂，宋代文人的副空间扮演着此心安处的角色，缓释失意者、客居者心理。以苏轼对西湖的情感感受具有代表性。

西湖对于苏轼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学界之前对此的探讨大多着眼于西湖实景，并未过多关注西湖副空间。西湖不只是触于目的水光潋滟、山色空濛，还启发“此心安处是吾乡”随缘旷达的态度。

苏轼有一些视西湖为副空间的夫子自述，如“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刚到任杭州便迫不及待来到西湖，对于他而言，西湖更像是十五年未见的老友，湖光波澜与南屏鲫鱼勾连起西湖昔日情感记忆与今日实景感受。

苏轼一生的仕宦履迹可以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两次大循环。杭州恰是联结在朝与外任的首站。西湖的水光山色既承载官场失意的苏轼，也塑造诗意的苏轼，如《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湖上夜归》：“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篮舆湖上归，春风洒面凉。……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前诗作于熙宁四年（1071）初到杭州时，潋滟水波唤起的却是仕宦飘浮的慨叹，“钱塘游宦客”而非钱塘游客的自我身份体认，苏轼藉助“四时看不足”的西湖风光来“稀释”、调节熙宁在朝经历带来的心理阴影；后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西湖夜饮带给诗人的“异趣”指摆脱功名执念后内心悠然自得之趣。结尾两句尤堪玩味，西湖夜饮，春风拂面，青山碧波，恬谧安恬的景色让诗人内心安然憩息，诗人开始思考“人生安为乐”，不再视“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为主导价值追求。

碧波荡漾的西湖给予苏轼新的人生思考。“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标志着苏轼价值追求重心开始由功名转向乐事，苏轼重新思考人生意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苏轼可以将黄州、惠州、儋州的罪业变为“平生功业”，与西湖的心理映射关联密切。“人生安为乐”是苏轼西湖心理映射的主线。

苏轼离开杭州后，西湖的心理映射融汇、衍化为杭州记忆。杭州记忆是熙宁七年（1074）九月以后苏轼作品的重要主题 ，成为打开苏轼情志大门的一把钥匙。“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年迈的诗人贬谪惠州，“消未尽”的平生梦想并非功名之梦，而是浪漫憩息之梦，西湖化作情感记忆，作为副空间给苏轼以心灵慰藉。心灵慰藉之外，杭州记忆还承载着诗人对诗意憩息的最初探索，见证政治家的苏轼向生活家的苏轼转变。来看其作于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的《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以西湖为主要背景的杭州记忆作为副空间，提供给诗人闲地相留的隐吏心境。这是苏轼首次明确将“隐吏”作为价值追求目标。“隐吏”而非“吏隐”值得玩味：只是将“隐吏”“吏隐”解读为现代语法的定中结构与补语结构，不免泥西不化，并非所有古代诗词语汇均适合以西方语法框架来释读。“隐吏”与“吏隐”是文化心理之别，“隐吏”表明诗人在“隐”与“吏”之间更偏重“隐”，以隐士心态为吏人之事。相比熙宁在朝期间苏轼的价值追求重心，这种转变归功于西湖所带来的杭州记忆。

苏轼两任杭州使其杭州记忆逐步层累、加深。贯串其中的情感内核是疏离庙堂而亲近体认江湖。我们不妨对比苏轼元丰八年（1085）与元祐六年（1091）召还入朝时态度前后变化。元丰八年，阔别京师长达十余年的苏轼被召还，虽然流露“粗报君恩”的想法，但内心颇多喜悦，“共喜早归三伏近，解衣盘礴亦君恩”（《次韵刘贡父独直省中》）“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共喜”“君恩”“天香”等语汇莫不传达出诗人内心难禁的喜悦。作者将这种喜悦之情形象地比为“寒灰之复燃”“驽马之再驾”。元祐六年再度召还时，诗人笔下已不见这种喜悦之情，“老去心灰不复然，一麾江海意方坚。……群仙正欲吾归去，共把清风借玉川”，对比前述“寒灰之复燃”，诗人态度明显翻转，联系苏轼任职密州时“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夫子自述，“老去”不过是诗人解释“不复然”的借口，“心灰不复然”的真正原因在于“一麾江海意方坚”，杭州记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赅述之，西湖心理映射的情感意义在于“起居佳胜，少慰驰想”。作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早期样态，苏轼既藉以安憩肉身，也调和其志，平复云谲波诡的京师政争在内心掀起的波澜，思索人生意义，重塑价值追求。客观而言，西湖心理映射多多少少带有京师经历的印记。京师副空间由理想空间向疏离空间转变。

苏轼在京师只有约11年 。京师居处时间看似短暂，作为两度“在朝——外任——贬居”经历的起点，在苏轼生命轨迹中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对汴京的憧憬与回忆是其文学风貌演进变化的重要内在线索。

苏轼自幼“奋厉有当时志”。他也自述“早岁便怀齐物志”“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齐物志”并非道家所讲的“齐物”，而是“欲和南风琴”的奇志，是修齐治平之志。京师无疑是实现致君尧舜壮志的理想之所。对于年幼的苏轼而言，京师还是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杰”荟萃之所 。缘于对京师的向往，苏轼在《南行集》呈现出意气风发、发扬踔厉的自我形象。

京师理想之城受到冲击，是在熙宁二年（1069）苏轼还朝后恰逢王安石新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迩来忧患苦摧剥，意思萧索如霜蓬”，壮志难遂而产生“彷徨”“意思萧索”的心理。这使苏轼“此心安处”在庙堂与江湖间彷徨、犹疑而难以决断。

诗人个体诗史与空间情感感知关联密切，江湖与庙堂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与身在庙堂之上，眷恋江湖风光往往是兼有京师与地方任职文人的普遍心曲。

诗人因庙堂政争而外任江湖后的作品往往带有京师经历的留影，京师副空间存在于相关作品。“举名主于三代之隆”的昂扬壮志与“南床捃摭弹劾，……然孤危可知”的现实状况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张力，诗意的杭州与失落的汴京相融合，造就苏轼此时期诗作抒发情志的多元化、复调化，甚而表现在同一作品，如《次韵杨褒早春》：“破恨径须烦麹糵，增年谁复怨羲娥？……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既借酒“破恨”，也酣眠适意；《游径山》描写雄浑景色，却结以“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看似与前文内容龃龉，却是京师副空间投射于杭州径山实景的必然产物，“世路”非所行道路而指仕宦之路，“宽处”则指径山山路，诗人行于翠山幽谷，藉触于目的美景来缓释感于心的失意。不只杭州，苏轼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的作品，我们都可以找到汴京记忆的影子。

苏轼京师——外任——贬居的人生经历彼此并非绝缘，空间情感感知往往相互关联，地方州郡的实际居处体验难以完全割裂此前京师的仕宦记忆。熙宁外任地方州郡期间的汴京记忆主要承载的是政治理想失落后的不甘，苏轼一方面藉助江湖风景平息政争风波在内心掀起的波澜，另一方面功名执念较为强烈，难以完全舍弃对京师的眷恋。毕竟熙宁外任江湖看似其主动选择，却是被迫自保之举，据其自述，“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臣缘此惧祸乞出”，诗人乞出的原因并非“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而是“惧祸”。江湖实际居处空间与庙堂副空间相互交融，缘于诗人隐隐感到需要调整昔日价值追求重心却因为功名执念而难以下定决心，“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贪恋君恩”“知非不去”等夫子自述折射出苏轼在功名与自适间难以抉择，内心彷徨而矛盾，京师理想之城色彩虽然受到冲击却仍然占据主导。

随着与自我达成和解，功名失落后的不甘转为坦然接受，京师理想之城主导地位发生动摇，标志即元丰元年（1078）九月所作《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非”传达出诗人反思与调整昔日价值追求重心，由功名转向自适。此后，京师由理想之城逐渐变为疏离之地。元祐更化在苏轼京师副空间角色转换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致君尧舜终于由政治愿景变为政治实践，本来可以修复京师理想之城的色彩；另一方面，事实却截然相反。相比以前作品，“醉”“梦”成为苏轼此时创作心理的主流，“归来如一梦”“梦觉真同鹿覆蕉，相君脱屣自参寥”“钧天一饷梦中荣”等相关表述大量出现在其笔下，“醉”“梦”大多非指形体，指向功名如同幻梦。再度步入权力中心的苏轼面对实现政治理想抱负的康庄大道却怀疑它只是海市美景。

这样的心理在元丰八年（1085）末苏轼被召还时已露端倪。起知登州时所作《与王定国七首》其一中一段夫子自述呈现出喜归之外的另一情感面相——“坐生百忧”，“谪居六年，无一日不乐，今复促令作郡，坐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日耕百亩，负担百斤，初无难色，一日坐之堂上，与相宾飨，便是一厄”，使用言此意彼的曲语，真正让他“坐生百忧”的并非“促令作郡”，而是“促令作郡”后可能被召还入朝。

元祐更化期间苏轼京师理想之城“修复”失败之外，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留意：苏轼一生两任杭州与京师。两任杭州使杭州记忆层累、深化，苏轼不断加深对江湖美景的眷恋，以至元祐在朝而吟咏“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表明对江湖的体认；再任京师反而使汴京经验的情感产生结构变异，内心愈来愈疏离这一权力中心，理想之城由京师转向地方州郡。

细审古代文人内心世界，当其“前度刘郎今又来”，“又来”京师往往比“又来”江湖更容易激起内心波澜。昔日庙堂经历如魅影般始终徘徊游荡在再任京师的作者心中，推动他们重新思索往日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出处契阔”“在莒之戒”成为苏轼再入京师后的主要情感默认，正缘于熙宁在朝经历的心理留影。元祐在朝期间，京师兼具副空间与实处空间，构成彼时苏轼与今时苏轼的对话，对话的主要议题不再是政治上的雄心抱负而是在京师“再入都门万事空”“流落生还真一芥”的居处体验中如何诗意憩居。苏轼情感认知中的汴京已经失去理想色彩。

无论西湖，抑或京师，苏轼诗作的副空间具有一定“前视野”性质，承载他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思考，寄寓生命追求。苏轼作品的副空间还有一重要表现——藉助描写他人居所而呈现“此心归处”的心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