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准中心”地位——确立“中心一准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新理论

本文在阐述国外“中心一外围”“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外贸、金融、对外投资和援助、综合竞争力、“一带一路”等指标及其国内外数据分析，说明中国虽然与主要中心国家尚存差距，但其取得的长足进步，明显区别于外围或“半外围”国家，须用“准中心”这一新概念来客观描述和界定2012年以来的新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准中心”概念是对“中心一外围”二元理论的补充和创新，形成“中心一准中心一外围”或“中心一准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三层结构或四层结构新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向富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而引发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发展地位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其讨论的问题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如何界定和衡量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或地位?如何评估中国角色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中国未来如何通过“一带一路”等框架与其他国家进行共赢式合作?在国际激进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中心外围”理论阐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详细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发展地位和发展关系，有着较为广泛和重要的理论影响。但是，一个由劳尔·普雷维什(Raid Prebisch)创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弗兰克(Frank)、巴兰(Baran)、阿明(Amin)、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于20世纪后半叶不断完善的理论，其解释力是否完全适用于研判现在中国的发展地位，是存在疑问的。究其原因，如果按照“中心一外围”理论的原意，在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体系里，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固化的等级关系，而中国作为一个“外围国家”，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的异军突起，显然出乎“意料之外”。即使是沃勒斯坦将该理论发展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析模式，也没能预料到中国如今的发展地位。此外，他虽然承认处于半边缘地带的国家有可能上升为中心，也可能会沉沦为边缘，可是他声称从半边缘上升为中心的“追赶式”发展不应该被提倡，外围国家应该做的是发展经济进而反对世界体系。这一说法显得不够完美。既然同中心国家存在较大经济差距，需要通过经济发展为博弈和反抗积蓄力量和资本，那么外围国家就无法避免“追赶式”发展，而且通过这种发展，一些国家比以前要富裕，人均收入正在不断提高。因此，本 文主张外围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改变经济发展依附于中心国家的态势，实现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有效结合的科学发展，并积极促进世界体系的公正化和合理化治理。

首先，本文将对“中心外围”理论内涵进行梳理和评价，进而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对于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的解释力需要完善，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可定义为“准中心”国家，而不再是外围国家，但也未成为中心国家。其次，在贡德·弗兰克(Gunde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提到的指标基础上，重新确立若干重要衡量指标，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进行重点比较，力图说明需要用“准中心”的新概念来定义现阶段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中国完成从“准中心”到中心国家过渡的时间节点和战略要点。

“中心外围”理论由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论证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经济体系是如何分工和运作的。他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全球分工是按照经济结构来划分的，也就是说一部分国家由于拥有明显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从而成为经济和工业的中心，而其他一些国家依赖于外部投资，技术落后，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异质性和单一性，客观上成为世界经济的外围。外围国家由于仅仅依靠出口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制成品严重依赖出口，处处受到中心国家的剥削和占有。“中心外围”理论对不同国家的二元划分，其分析工具在于“比较优势”，目的是指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存在的极大不平等和不平衡，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存在剥削和占有的普遍情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学者巴兰、阿明、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根据“中心外围”理论来批判资本的全球扩张，指出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衡。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外围国家没有重要技术、资金，只能依靠自己的原材料和能源等和中心国家进行贸易交换。由于始终依附于中心国家，必然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占有。譬如，阿明认为，外围国家的经济特征是其资本主义部门一开始就是被从外部引入，而且以依附于国外市场的形式发展，在经济方面从属于中心部门的再生产，外围资 本积累具有对中心的依赖性。 弗兰克则指出，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认为外围的发展是正处于目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内的，也注定是不发达状况的有限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沃勒斯坦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发展格局，认为世界经济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两者之间是半边缘地区，这些地区过去曾经是中心或者边缘地区，是世界经济结构不可缺少的区域。他指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得中心国家获得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获得剩余价值，实现对边缘地区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占有。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外围国家所面临的出路要么是推翻这个体系，要么就是在这个体系内谋求地位的上升，即从边缘上升为中心。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中心外围”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换言之，是对其固化的二元结构进行细化分析，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从始至终都处于中心或外围地位。但是，沃勒斯坦还是没能跳脱出资本主义体系，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崛起的趋势。阿明(2011)也指出，“中心一外围”结构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是第一个统一了全球的体系，“中心一外围”的二元制结构严重扭曲了现实，忽视了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选择，其宣传的是一种欧洲中心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这些变量的存在，多极化应该被提倡。他还认为沃勒斯坦关于三个等级的划分其实还不如“中心一外围”的两极分析结构，因为三级结构无非是掩盖了和转移了中心国家对于边缘国家的直接剥削和掠夺。不过，布兹加林认为“半外围”概念还是可以使 用的。

冈萨雷斯一维森特(Gonzalez-Vicente) (2011)进一步提出用“制造业中心”的概念来定义中国当前的发展。他指出，由于中国仍缺乏明显的技术优势，并非常依赖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因而可以把中国定义为“制造业中心国家”，但他也指出外围国家的分类已不足以定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技术方面的投人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合作更是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例如，中国在南美洲、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西方无法媲美的作用。加拉赫(Gallagher) (2016)对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他指出，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崛起促进了拉美经济GDP增长了3.60%，人均GDP增长了2.40%，而在之前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20年里，这两项数据的增长分别为2. 4%和0.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不同国家划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虽然IMF根据这一分类，指出中国是新兴市场，但是在分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时，它又将分析数据分为三个类别：大宗商品出口国、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大宗商品出口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将中国的数据进行单独统计，原因无非是中国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过于突出。将中国简单定义为新兴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轻视了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影响力。事实上，正如普里(Puri) (2010)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强调的那样，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德夫林(Devlin) (2008)则更加鲜明地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的主宰。因此，不管是从客观现实还是从以上理论观点来看，都印证了卡多索(Cardoso) (1982)早先的评论，即“中心一外围”理论的缺陷在于二元制结构无法解释当代的结构偏离和变量。而德赛(Desai)(2013)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高度等级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所统一的世界市场是一个需要霸权和主导力量的市场”，“新兴的多极力量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力量。”

国内学者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做了研究，但缺乏对其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准确定位。张宇燕、田丰(2010)指出作为11个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角色究竟如何与其他新兴国家进行区分并在世界体系中予以定位，还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王跃生、马相东(2014)曾经就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了双循环结构，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第一层循环，以全球产业价值链为基础，通过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循环圈。第二层循环是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第二层循环不免给人以中国复制第一层循环，即原来的“中心外围”模式之嫌，目的是在获得优势地位后，对拉美、非洲等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和占有。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中国的发展和对外贸易遵循的是平等互利的原则。诚然，中国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不像原来占据世界经济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那样，廉价或超低价攫取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初级产品;相反，是中国对于原材料等的迫切大量需求，导致了价格的上涨，使得这些国家获益大大增加;况且，中国的对外投资从不附加政治条件，也不存在通过借贷转移金融危机的情况，所以这一层发展合作关系不能归结为“第二层循环”。此外，如果按照双循环模式发展的观点，似乎西方中心国家原来和那些拉美、非洲外围国家的联系就不复存在了，两层循环之间出现了断层和割裂，但是现实的情况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尽管“中心一外围”“中心半外围一外围”这两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世界体系的发展特征，也有利于不发达国家摆脱外围或依附或边缘的地位，不过，固化的二层或三层等级描述难以全面动态地定义和解读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终极，但中心国家的全面优势不断相对缩小，中国等新兴国家不断崛起，这使以往“中心一外围”“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层次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变化。既然已有的中外理论研究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新概念来加以精准定位，而“准中心”概念也许可以达到这一研究目的。

贡德·弗兰克(2008)在《白银资本一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指出，欧洲从来没有处于世界的中心，反而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曾经处于中心位置。他通过以下几项指标对比了欧洲和亚洲当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一是数量指标，即人口、生产力、贸易;二是质量指标，即科学与技术(此外还有一个机制问题)。下面我们在此书提到的指标基础上重新确立若干重要衡量指标，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进行重点比较，试图说明需要用“准中心”的新概念来定义现阶段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量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表现，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二是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三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2018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对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最新预测，相较于G7国家，中国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以平均6. 6%的速度，显著高于美国以及其他中心国家(见表1);根据世界银行以当前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中国在2017年的GDP总量又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G7国家(见表2)，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见表1);而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 2018年中国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增长极(见表3)。

中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通过人均GDP来确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史蒂夫·巴内特(Steve Barnett ) (2014)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规模很重要，其对全球需求和需求的贡献将会大于从前。对于出口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将继续是未来的重要客户来源。而且，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实际上仍将略有增加，从1.0个百分点(2003-2007年)上升到1. 1个百分点(2015-2019年)。

除了经济规模，人口总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值得一提的是，人口总量和经济规模之间的正向关联。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支持了这种关系，认为“亚洲之所以有如此高的人口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才能支持这种人口增长”。“占世界2/3的亚洲人口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而占世界人口1/5的欧洲人口仅生产出其余1/5产值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是非洲人和美洲人的贡献。因此在1750年，亚洲的平均生产力大大高于欧洲人!”同样，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人口与增长的情况也印证了弗兰克的观点。依据世界银行1960年到2017年间GDP和人口总量(见表2)的数据，中国人口增长了约1. 08倍，但是GDP则增长了203. 9倍;美国人口增加了0.8倍，GDP增长了约34. 69倍;欧盟地区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了0. 25倍，GDP增加了47. 12倍;拉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人口增长了1. 89倍，GDP增加了72. 36倍。可见，中国的人口总量虽然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印度除外)，但是从GDP的高速增长可以看出，增长的人口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增长的人口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

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GDP增长不仅有效支撑了人口的增长，同样地，新增的人口也保证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按1960年的中国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20.19%，创造的GDP仅为世界GDP总值的4.4%，而2017年，中国以世界人口的18.4%，创造了世界GDP总量的15.2%，这无疑说明中国的人均生产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况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后，美国自身经济疲软，还拖累了许多国家相应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则顶住了压力，不仅取得了自身的经济进步，更是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

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说明中国的生产力进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一影响不亚于中心国家所发挥的作用。

(二)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不断增大，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积极的正能量。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 4亿美元，在2013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的基础上，跃升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此外，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 98万亿美元，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由2002年的第25位升至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荷兰。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流量占全球比重连续3年超过一成。中国的对外投资持续为投资的地区和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强劲稳定的动力源。世界银行在分析2018年国际债务数据时指出，2016年金砖五国承诺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双边借款额翻了一倍，达到840亿美元，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及“一带一路”战略举措下，建设的环绕多个地区的60多个国家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走廊。在拉丁美洲经济低迷时期，美国从拉美地区回笼投资，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总额则在不断增长，到2016年的非金额类直接投资达298亿美元。在成为拉美的第三大投资来源国的同时，中国的投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由传统的能源类转向金融、制造业、信息产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等，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对外投资涵盖欠发达的外围国家和发达的中心国家。以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格外引人瞩目，“非洲大陆上共有60个国家，截至2017年底，中国一共投资了除加那利群岛、塞卜泰、留尼汪、索马里、梅利利亚、斯威士兰、马约特、西撒哈拉之外的52个国家，投资覆盖率达到86. 7%。对非投资领域的不断拓宽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根据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对北美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两倍多，创下9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对北美的投资金额达4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9%，对欧洲投资460亿美元，增长90%。报告称，民营企业引领中国对欧美投资，交易完成量超过总量的70%。投资主要流入了房地产和酒店服务、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消费品和服务以及娱乐行业。同时，国有企业的投资重点由纯金融投资转向实体经济。以中国对欧洲投资为例，将近70%的投资流向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以及工业机械制造行业。毫无疑问，中国的对外投资促进了各国共同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了更多机遇，其影响是深远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为受援国的发展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机遇。首先，从对外援助的原则来看，与美国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的最大区别的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以拉丁美洲为例，在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各国际金融机构向拉美提供援助时，所附加的条件是各国必须进行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调整和改革;在非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美国政府也对受援国提出了广泛的西方人权和民主式的改革要求。而中国则坚持采取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开展对外援助。两国不同做法的影响是直接且显著的，就是受援国能否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发展。其次，从对外援助的领域来看，中国2010-2012年对外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经济基础设施，约占44. 8%，然后是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约占27.6%。而根据OECD国际发展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48. 2%的ODA用于社会和公共管理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仅占10.3%。显然，中美两国对外援助的不同侧重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包括推动当地民生改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包括为这些国家谋求自主发展创造了可能。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和援助来看，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肩，甚至可以说是超过美国这个“中心国家”的作用的。

(三)中国外贸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报告(见表4)，中国的出口货物总金额逐年上升，其中工业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的金额不断攀升，而初级产品的出口金额，经历过从1980年到2011年的逐年递增后，趋于稳定。这不仅说明了中国正在改变出口货物类别、结构，更体现了出口货物中工业制成品等产品的世界竞争力增强了。

从全球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不仅是自身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如日本、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许多区域组织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根据中国商务部2017年的贸易国别报告数据来看，一是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中国同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的进口和出口贸易规模都大于美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见表5、表6)。二是从出口的角度来看，日本(16. 7%)、韩国(14. 2%)、澳大利亚(25. 6%)对中国的出口额同比增长，都明显高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出口额的同比增长，其同比数据分别为3.6%，3.2%，0.8%。三是从进口的角度来看，日本(24. 5%)、韩国(20. 5%)、澳大利亚(22.2%)对中国进口额的占比也明显高于这三个国家与美国进口额的占比，数据分别为10. 7% ,10. 6%和10. 3%。以上贸易数据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正在逐渐超过美国，中国在全球的贸易竟争力不断提升。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表明，中国已成为电子商务等前沿行业的全球数字领域领先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显示，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全球最大，其交易额占全球总额的40%以上，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11倍，且拥有全球1/3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初创公司)。可见，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数字经济腾飞迅速。

(四)中国金融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倡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性金融合作组织，以及通过“一带一路”等经济发展合作框架，吸引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引领世界金融、贸易、投资和援助的新制度构建，成为世界体系中“准中心”国家的重要经济标志。

在金融层面，中国发起和倡议的国际金融组织，不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范本。近年来，中国倡议并发挥积极作用的金融组织主要有：1.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201年7月，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金砖国家宣告成立新开发银行，规模为1000亿美元，五国各占20%的份额。加上2014年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共同体现了金砖国家试图加强合作，发挥凝聚力和自身金融资源，来弥补IMF、世界银行等世界金融机构等功能缺失的努力。此外，金砖国家内部不断提升本币结算的比例和货币互换协议规模。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也是挑战美元霸权的基石，为今后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主要的多边发展银行打下基础。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对印尼访问时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以缓解亚洲长期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面临的难题。这是缘于由西方中心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和无意于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的紧迫需求。这一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于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截止到2019年9月24日，亚投行的区域性成员国有44个、非区域性成员国30个、潜在的区域性及非区域性成员国26个。亚投行的成员国遍布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其中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占四席：中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G20国家占15席：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南非、俄罗斯、加拿大;七国集团占五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金砖国家全部加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中国在亚投行成立和发展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之大，是任何一个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外围国家和大多数中心国家所无法企及的，其发挥着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 行有所不同的重要作用。 已通过的13个国家的39个贷款或投资项目，总额达到75亿多美元，也是中国金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此外，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的第五大篮子货币。这不仅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进展，对推动国际结算使用人民币具有重要作用，坚挺的人民币进行货币互换，也有助于打破美元的垄断和金融制裁，提升人民币话语权，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五)中国综合竞争力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

目前，中国以科技和制造业为核心的综合竞争力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升较快。

首先，中国科技优势日趋明显。中国的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系统、5G通信、人工智能、可燃冰开采、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技术均领先世界。有的技术已“领跑”世界科技届的地位。比如，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我国诞生，这一技术不仅使得我国在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实现了世界“领跑”，更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脑疾病研究带来了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