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自然界“八卦”的人

▲当摄影师顾莹靠近临死的藏羚羊时，她意识到自己是“杀死藏羚羊凶手的同类”。（顾莹/图）

拍，还是不拍？

距离顾莹五米开外，躺着一头垂死的藏羚羊。它在迁徙途中穿越青藏公路，被疾驰而过的汽车撞伤了后肢。

顾莹已经为它拍了一张“全身照”，她还想拍一张面部特写，记录下藏羚羊濒临死亡时的眼神。

难题在于，顾莹意识到，当她走近，近得足以捕捉藏羚羊的眼睛时，也意味着一息尚存的藏羚羊能看见她。而她是谁？她是人，是“杀死藏羚羊凶手的同类”。

为拍摄藏羚羊，顾莹在2016年“潜伏”可可西里十日，进食、排泄、观察、拍照，一切行动都必须隐蔽在帐篷里。一旦走出帐篷，这一天就报废了，藏羚羊不会再现身。这个物种是这么恐惧人类，顾莹不忍它再增痛苦。

每一个持续将镜头对准动物的拍摄者，迟早会面临顾莹的困境。当他们拍摄动物时，他们在拍摄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有时靠领悟，有时靠传承。

2016年10月，“云上中国影像自然保护计划”在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了一整周。这是今年的第三期。来自北欧、台湾地区及中国大陆的知名摄影师当起了讲师，学员中有摄影爱好者，主角则是20名从各自然保护区来的巡护员。

唐家河巡护员马文虎显得有点窘迫。有的营员扛来了25公斤重的拍摄器材，而他的全副家当只有一支入门单反。“相机不好，我拼的就是离动物足够近。”

十年前，马文虎还不玩摄影。一次巡山到密林深处，他看见一只小麂蹿过丛林，身后跟着毛冠鹿的小崽。小毛冠鹿还没断奶，似乎是和母鹿走散了，也走饿了，就在小麂腹部拱来拱去。小麂认出不是自己的孩子，用后蹄蹬它。

马文虎念念不忘这一幕，叹息没能记录下来。休假时他进省城，花九个月工资买下相机，这还引发了一场“家庭战争”。

从此，马文虎每次巡山相机都不离身。身在号称“动物天堂”的唐家河，他对拍动物有着集邮一样的兴趣。其他摄影师想的是拍到了什么，他盘算的是还有什么物种没拍到、没拍好：豪猪、云豹、小熊猫、斑点金猫，所剩不多矣。

尽地主之谊带学员们外拍时，常有松鸦、白鹡鸰、红嘴蓝鹊掠过树梢，马文虎甚至不举相机了。在满分10分的评价体系里，他给这些“菜鸟”打两分。拍鸟爱好者心心念念的珍稀猫头鹰——黄腿渔鸮，在他心目中值8分。但他还不敢说拍全了唐家河所有鸟类，三跐鸦雀、长尾地鸫、小灰山椒鸟、栗背短翅鸫……他用照片证明这些区志上未曾记录的鸟类也在唐家河栖息。

巡山26年，马文虎四次邂逅野生大熊猫，都留下了影像。算下来，在林区待一天能遇见大熊猫的概率仅万分之四，有武汉来的学员默默将“拍到大熊猫”从愿望清单上划掉了。

一连几日阴雨，加上外拍时人多，前两日很少遇见大型野生动物，学员们只能拍点“菜鸟”、昆虫、菌类。

“大自然交给你什么就拍什么啊。我出野外从不预想要拍到什么，大自然自有安排。”虽然台湾讲师彭永松不断“灌鸡汤”，学员们还是有些沮丧。

有人问班主任、自由摄影师范毅，为什么不去动物园里拍动物。毕竟，在动物园遇见动物的几率是100%。

“去拍拍它们被囚禁的惨状倒是可以。”范毅在动物园拍过一组纪实，那里的藏羚羊毛发纠结、眼神黯淡；鸟像被糟蹋过一样，不似野鸟毛光水滑；动物园里的白眉长臂猿，比他在野外见到的足足小了一号。

许多关于动物园的报告里，都会提到动物来回踱步，左右摇摆的行为。彭永松曾在动物园大象区观察了30分钟以上，一头侏儒象几乎没有停止摇摆过，左右左右，地上都踩出了两个坑，还在不停晃着。

“是不是代表紧迫焦虑，我不敢随便说，但自然状态下是没有这种行为的。”动物园里的动物像模特一样被观看、记录，在训练员指挥下做出各种取悦人类的表演。2014年，印尼动物园里的一只狮子意外被钢索套住，像上吊一样死去后，彭永松写了一组微博，名叫“谁爱动物园”。

动物园里的动物没有灵动的姿态，野生动物又过于灵敏、不遂人愿。于是，有拍摄者声诱、饵诱、干扰、伤害野生动物，就为了追求具有特殊视觉张力的画面构图。

彭永松向学员展示了一张照片，一只白眉林鸲喉咙被大头针刺穿，针尖从鸟脖上扎出来。他断定，是某个卑劣的拍摄者用大头针把面包虫钉在树干上诱鸟，结果鸟吃虫时连针一起吞下。这只白眉林鸲被彭永松无意中拍下，很快钻进林子再未出现，无法救助。

曾有跟彭永松学摄影的学生，有一次兴冲冲地告诉他，新学到一种拍摄蝴蝶的“好方法”。用特殊手段降低蝴蝶的行动能力，但蝴蝶还活着，可以摆弄出想要的各种姿态，想拍多久就拍多久。彭永松从此和他断绝往来。

▲一只白眉林鸲喉咙被大头针刺穿，摄影师彭永松判断是某个卑劣的拍摄者用大头针把面包虫钉在树干上诱鸟导致的。（彭永松/图）

“拍动物”这件事，得有个严肃的名称。除了野生动物摄影，国际上更多称之为“自然摄影”，而培训班讲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陈建伟力主“生态摄影”。

陈建伟是大陆最早提出“生态摄影”理论的人，这个名字，借的是“生态文明”的东风。1980年代，陈建伟在林业部调查规划设计院工作，主持过全国荒漠化调研。那时候，“荒漠化”还很新鲜，很多专家看到调研材料不相信西藏也出现了荒漠化。

陈建伟拿出照片，冬天的雅鲁藏布江水位下降，大片沙地裸露出来，甚至爬到山坡上。“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1990年代，拍摄野生动物的先行者奚志农在滇西北森林拍下了一张照片：滇金丝猴生活在茫茫林海中，云杉林上垂挂着滇金丝猴最喜爱的食物——松萝，一个滇金丝猴家族正往这边张望着。当时，这片森林就要被人类砍伐掉，奚志农通过镜头将栖息在森林中的滇金丝猴呈现给世人，呼吁人们关注森林及其中生存物种的命运，最终促成了云南白马雪山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陈建伟开始思考，这类影像应该叫什么，它和其他摄影门类追求的价值似乎有些不一样。

一次，他向著名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请教，什么是生态学。他得到了一句精辟回答：生态学就是“关系学”。

这句话启发了陈建伟，他一直在摸索、倡导的这件事该叫“生态摄影”。将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为了讲述生态故事，讲述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的种种关系。人也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奚志农的照片就揭示出森林中人与滇金丝猴的紧张关系。

野生动物纪录片导演耿栋也是培训班讲师，他的理解更为通俗——去拍点自然界八卦吧。一种生物怎么繁殖，“家庭”关系怎么样，它吃什么又被什么吃掉……拍纪录片时，他总在操心怎么把自然界的八卦讲得有意思，讲得让观众愿意传播。

“现在的科普片也换了说故事的方法，决不会照本宣科。”耿栋说，“动不动还讲我们这里有植物1200种，野生动物180种，谁关心呢？只能报给上级主管部门。”

耿栋拍动物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哦，原来这一棵树还和别的这么多物种有关系，不是一千两百分之一。”

不过，当拍动物从爱好变为职业，耿栋必须遵从商业逻辑。要拍观众感兴趣的动物，投资回报与市场需求就是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他正在拍摄一部《王朗森林纪事》，“我要是上王朗拍个老鼠的故事，你感兴趣吗？为什么老虎、狮子的故事拍了又拍，观众喜欢看大型猫科动物。”

耿栋同时在制作一部《熊猫列传》，立项前他试图说服兴趣索然的制片人：我们要拍的熊猫不一样，是野生的。“对于市场而言，野生还是圈养的有什么区别呢？在他眼中就是熊猫。”耿栋只好说，他看遍了拍熊猫的纪录片，这次还能讲出不一样的故事。

当然，最具杀伤力的说服理由是，大熊猫无论被拍了多少遍，就是有人看。

▲学员们“围观”一只路过的猴子。（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如果当年引起全国热议的周正龙拍下的华南虎照片是真的，价值几何？在动物摄影的比赛中，该不该得奖？

陈建伟为这个问题，在一次摄影大赛中和评委激烈争吵起来。有评委认为那张照片没有清晰对焦，艺术价值实在不高。

陈建伟从来不这么想。他以前在原林业部担任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时，曾组织一支由中美科学家组成的调查队，专门寻找华南虎。调查队得出结论，野生华南虎已经在中国功能性灭绝。

既失望又怀着一丝侥幸，陈建伟在一次林业系统会议上说，谁能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的照片，奖励20万。几年后，“正龙拍虎”事发，陈建伟听到汇报，正是这20万太诱人。

“可惜照片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陈建伟至今仍对这张现在被认定是伪造的华南虎照片念念不忘，他最看重动物摄影的科研价值。

几天过去，营员们拍到了打哈欠的藏酋猴，露出尖牙仿佛要咬断桥上的铁索；拍到了十来只长尾山椒鸟停在一棵枯树上，羽翼斑斓如焕发的新叶；拍到了生性机警的小麂隔着树丛张望，相机焦点从枝干缝隙中对实在小麂眼睛上。

而最终夺得这次培训班大奖的照片，看起来却有些平淡无奇：隔着山谷，一只扭角羚在对岸的悬崖尖上吃草。照片下半部是嶙峋的山岩，上半部是茂盛的植被，扭角羚小小一点，只能看出毛色雪白。

讲师们给出了让人信服的评奖理由。照片既交代了唐家河没有人为干扰的生态环境，又体现了这里的明星物种——扭角羚在环境中自然生活的状态与行为。

这也是讲师们不断向营员灌输的拍动物的“品味”：不应追求把动物拍得美或拍得有趣，满足人的观赏乐趣；拍摄动物，应尽力体现物种与环境的关系。

顾莹最终还是给被撞伤的藏羚羊拍了特写，她想告诉更多人，人类的行为给藏羚羊这个物种、这头藏羚羊个体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走近时，她能感觉到藏羚羊的抗拒和挣扎。“在藏羚羊健康地活着的时候，我不可能离它这么近。现在我能这么近距离地拍它，是因为它就要死了。”

成片未经裁剪，瘫在枯草上的失去生气的藏羚羊头颅占据了整个画面。在藏羚羊的眼睛里，顾莹看见了自己。按下快门的一刻，她陷入沉思：“这头藏羚羊，它是怎么看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