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的是一篇旧文，多年前在云南旅行见到的人事，和想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在，不知道文章里的人物都怎么样了。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文 | 郭玉洁
1
“你不是靠心灵行走的人，你永远都在用双脚行走！”吴家英用食指指着我，偏过头打了个酒嗝，脚下乱了一步。他喝多了，匆匆忙忙赶到宾馆，是为了拦住我们，继续喝酒。空旷的宾馆大院，停着一排车，几个陌生的年轻人坐在台阶上，笑嘻嘻地旁观。海拔2240米的宁蒗县城，暮色纯净。
彝族个个都是诗人。吴家英戴着眼镜，看上去和汉族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后来我听说，他原来写诗，现在在县城做生意。“生意是不好的生意，但人是好的。”阿尔说。阿尔的样子和吴家英相反，粗莽、豪放。他汉话不好，但是很动人。
我被吴家英诗意的指责心里一动，又想，真有人靠心灵行走吗？现实就是背在肩上的行李。我说，今天必须赶到丽江，才能转车去下一站和同事会合。
“丽江那个烂地方，有什么好去的？你是不是不喜欢宁蒗？”
我只好解释，我不是去丽江，是路经丽江，要去工作——而且，我也不喜欢丽江。
“工作有那么重要吗？比跟朋友喝酒还重要吗？”阿尔皱着眉头，他是真的不能理解。
“要是工作妨碍了自由，还要这种工作干什么？”吴家英的酒气喷出来。
但我坚持要走。我原本收拾好东西，就赶在他们来之前逃离。没想到被他们拦截了。
最终阿尔和吴家英还是拗不过我。他们帮我叫了一辆小面包车。吴家英握着我的手，大声对司机说：“一定要安全送到，不要给我们彝族人丢脸！”阿尔没有走过来。暮色里，他的胡子和大肚子都显得有点低落。
第一次见到阿尔，是在丽江古城口。他穿着橙色T恤、白色裤子，下巴留着一圈胡子，黑，胖，腆着机关干部的肚子，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我有点怀疑地想到嘉日的短信：“我表弟阿尔可是凉山第一勇士。”阿尔话很少，到宁蒗后，他径直带我和摄影师到宾馆订了房间：“你们去休息吧，吃饭的时候给你们打电话。”
其后的两天，吃饭都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县城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阿尔说，每天上班以后，大家就开始商量去哪里吃饭，“工作算什么？”阿尔是县城教育系统某部门的主任，也是可以在各餐厅、宾馆签字的人物之一。
那几天正是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宁蒗县城街道上拦街挂着红色条幅：“热烈庆祝宁蒗一中高考上线人数到达历史最高水平”。阿尔自豪地告诉我，宁蒗的教育很先进的，比丽江更好。这教育，当然以全国统一教材为基础，以高考升学率为标准的。
为了庆祝高考、中考的成功，教育系统的同事们去一个卡拉OK厅唱歌。参加的大都是彝族人，也是宁蒗教育系统的中坚力量。我也受到了邀请。一个彝族小伙子、招生办公室主任听说我对彝族文化感兴趣，非常激动。在嘈杂的汉语流行音乐声中，他端着酒杯忧伤地说，对我来说，彝族传说就像密码，我解不开。
大约在600年前，一支彝族从四川大凉山迁到宁蒗，繁衍至今，也被称为小凉山彝族。阿尔、嘉日都是彝族人，他们生活和交往的圈子也大都是彝族，不是兄弟就是姻亲。“我们彝族人”，面对我这个汉人，他们经常骄傲地把自己的民族挂在嘴边。
彝族的传说就像密码，又是诗一样的句子。但我又想，这怪谁呢？如果在教育部门工作的他们，都无法帮助彝族人探索、了解自己的文化，喝酒，唱歌，完成升学率，准备升官，都只会加深这种无知吧。
每个人都来敬酒，中间间歇不超过两分钟。阿尔说，每天晚上兄弟们都会醉倒。喝醉以后，阿尔变得很可爱，他摸着痛风的腿说：“我不知道王子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我就是王子，我就是小凉山王！”
此时我们已经从餐厅，转到茶馆，转到卡拉OK厅，又转到烧烤店，从下午5点到午夜12点，漫长的晚餐让我痛苦。这些浪漫、义气的兄弟们，和在机关工作、没有效率、用公款吃喝的年轻官僚是同样的人；热爱自己民族的，和加速自己民族被同化过程的，是同样的人；热情、好客的宁蒗，和时间变得无边无际的宁蒗是同一个地方。
宁蒗呆了两天，诗一样的谈话，让我的心时时柔软，却又一再坚硬离开的决心。我喜欢彝族的朋友们，他们有不同于汉族的热情、诗性，他们强悍，动起情来毫无防备。可是除此之外，这个县城和中国大多数县城，和我少年时想要逃脱的地方一样，糟糕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精力充沛又无所事事的机关里的年轻人，每天晚上漫长的晚饭和酒宴。
从宁蒗到丽江，有一段路是石块铺成，车颠簸在上面，轰隆轰隆，噪声和黑夜一起，封锁了外部世界。
吴家英说，工作妨碍了自由，但我想要的自由绝不是七个小时的晚餐。我这个靠双脚行走的人，在寻找什么呢？
2
嘉日和阿尔所属的家族是姻亲，他们也是最好的兄弟，朋友。嘉日全名叫嘉日姆几，因为“姆几”和“母鸡”谐音，同学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公鸡”。“嘉日公鸡”在宁蒗很有名，第一，他读书时从来不换洗衣服；第二，他很聪明，成绩好，是宁蒗县走出的博士之一；第三，他很好斗。
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嘉日。一个堂弟抱怨说，这个人太喜欢出风头，只要有他，一桌人都不要想说话了，“你就不能少说点，让别人也说说吗？”嘉日在昆明读大学的时候，堂弟在昆明当兵。每到周末，嘉日就去堂弟的部队玩，不光自己去，还带上十多个同学朋友，堂弟不多的津贴全部用来请他们吃饭了。“他太自我，不会为别人考虑。”
阿尔说，嘉日以前经常喝酒，“不喝酒的时候是好的”，喝醉就打架，骂人。让阿尔佩服的是，后来嘉日发誓戒酒，果然从此滴酒不沾。可是这不代表他戒掉了打架。前段时间，因为博士资格的问题和学校学生处处长发生争论，他把处长揍了一顿，如果不是导师力保，他就拿不到学位了。嘉日的兄弟们十分惋惜，以嘉日的学历、头脑、家族背景，如果回到宁蒗，一定会受到重用，一定也是可以在餐厅、酒店签字的人物，到时候大家联合起来，宁蒗就是兄弟们的天下。可是嘉日非要呆在学校读书，做老师，这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事。
我在北京见到嘉日，他的T恤领子松松垮垮，短袖卷起在肩膀，据说中学的时候一个学期都不换洗衣服。他喜欢发表意见，给在座的汉族讲彝族的历史，彝族人的血性，彝族女人的温顺，夹着烟的手随着语速大幅度挥舞，衣服上落满烟灰，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嘉日家族是宁蒗最大的家族之一，在彝族这样重视团结、家族观念的民族，家族大就意味着有势力，没有人敢欺负。而且，彝族的职业、阶层是按照家族世袭的，嘉日家族出武士，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当地的厉害角色，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嘉日又受宠爱。也许这是他自我、暴烈的原因。
没有人否认嘉日很聪明。他本科读英文，因为想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开始学习彝语，读彝族历史，现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书。他和阿尔、吴家英一样，有诗人的禀赋。不同的是，他了解彝族的传统，并以此为生。
嘉日的博士论文是彝族的自然法，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调解纠纷的方式。彝族人内部发生纠纷之后，并不找官方解决，而是求助于“德古”，即族内有德望的人。德古会按照此部落处理同类纠纷的案例裁决，一般而言，都能服众。嘉日的叔叔万格就是当地的德古。嘉日给我讲了许多例子，有的涉及人命，也在德古的调解下得到解决。但是不用说，彝族的传统已经衰落得相当严重。
就在传统在逐渐侵毁的宁蒗，前几年出了一件有名的事。1990年代，宁蒗毒品泛滥。万格讲起当时的情形，仰望了一下天空，说：“那时候的毒品啊，就像漫天大雪一样。”万格所在的宁蒗跑马坪乡，是嘉日家族聚集的地方。1999年，嘉日回到家乡，和家族的长辈们商量说，这样不行，必须要管管了。当年1月，近半个世纪没有开家族大会的嘉日家族举行禁毒仪式，规定家族吸毒人员不准外出，并召回其他外出人员；宣布该家族的辖区戒严，并以倡议书的方式向外界发出信息，任何个人、团体不得以任何理由携带毒品入境。
由于仪式在虎日举行，所以称为虎日禁毒。彝族的虎日一般是宣布战争的日子，嘉日说：“禁毒和戒毒，我们理解它的背景、它的底色、它的语境是战争。”结果是，60％以上的人戒除了毒瘾，没有人复吸，也没有贩毒者再进入跑马坪乡。万格说，现在这是一片净土。因为这一成效，2002年，另外两个家族联合嘉日家族又举行了一次仪式。嘉日的导师、人类学者庄孔韶带领学生以此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虎日》，这件事作为民间禁毒的成功案例，逐渐传播开来。
我问阿尔，这样禁毒真的有用吗？他肃然，有用啊，挖了牛心，涂了鸡血，这么隆重的家族大会，戒毒没有成功的人，会被族人看不起的。
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仪式的最后，伴随着誓词，人们把鸡血涂抹在石头上。誓词是：“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我们的誓言，像顽石一样永恒！让我们的脚像石头一样的结实，让我们的眼睛像太阳一样的明亮，让我们团结起来向毒品斗争。祈望神灵赐予力量，抓着所有吸毒的人员，愿我们的族人永远平安。”
一个彝族男孩，学习了汉族文化，学习了英文，他用来自西方的学科——人类学反观自己民族的传统，并介入其中，用传统伦理解决实际的问题。有人质疑虎日禁毒，它改变的范围极小，只是小小一个跑马坪，但它却是一种新的可能，从传统中寻找力量的可能。
3
7月的昆明，温度适宜得可以忽视空气的存在。茂盛的花草和蚊虫，构成良好的生态系统。仅仅天时地利就足够使云南成为天堂。青年旅店的露台上，都是来昆明闲逛的外国人。这些年，很多人来到云南，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没有目的，无所事事。
1938年，年轻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来到昆明附近的禄村调查，他发现这里的村民和曾经调查过的江村不同，喜欢享受而不勤做。有一个细节，禄村的宦六爷要掼谷子，和他30多岁的儿子说：“明天你不要上街，帮着掼一天谷子罢。”他儿子却回答：“掼一天谷子不过3毛钱，我一天不抽香烟，不是就省出来了么？”第二天，他一早又去城里鬼混了。
费孝通发现，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动力，大部分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和城里的茶馆里。他把这种经济形态定义为“消遣经济”，少收入，少消费，贫穷的闲暇。作为对比的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础、拼命赚钱拼命消费的资本主义经济。费孝通并没有做价值判断，他指出，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匮乏经济特有的经济态度，“他们不想在消费上充实人生，而似乎在消遣中了此一生。”“ 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然而，西方工业文明在侧，很难保持这样知足、安分的经济状态了。
将近70年后，这段话仍然相当准确，这就是中国内陆农村的状态，这也是中国人的气质。只是今天，商业文明压境，“消遣经济”的危机更大了。人们如过江之鲫去往沿海、大城市逐利，云南人似乎还保持“消遣”的气质，包括我在宁蒗县城见到的彝族年轻人。当都市的人们在“消费经济”中感到疲惫盲目，“消遣经济”作为另一种可能性被发现了，有钱有闲的人们到这里天天发呆。这是云南在小资们中间的意义。
但是，云南不应该只是一个休闲胜地，一个可供幻想的异地。生物、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它不同于中原地带的地方。在单一文化统治的今天，云南丰富的色彩，可以带给我们多重的视角。它是沉思的起点。
在翠湖边的一个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云南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郭净。他干瘦，留一点山羊胡子，目光极其智慧。他走路很快，这是经常出门调查的结果。郭净说，云南学者的特点是都很野，不重理论，重实践，喜欢到处走，喜欢喝酒、唱歌。
“野”的另一个解释是不喜欢被规矩束缚，跨学科、跨领域是很自然的事。郭净在198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研究民族学，后来做人类学研究，他不甘心被绑在学术战车上，和另外几个学者开始为人文地理杂志写作、摄影，后来又拍纪录片，办影展。2004年，郭净和一帮年轻人成立了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他把这个组织定义为“研究－行动组织”。郭净说，云南学者大多都和社区有感情，所谓客观中立的研究经常会变成介入式的帮助。他们希望社区能够分享研究成果，而不只是研究对象。
德钦卡瓦格博文化社的藏族年轻人给他的启发非常大。这几个藏族年轻人发现自己不懂藏文，更不懂藏族文化，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学习藏文，学习民族歌舞。没想到活动很受当地的欢迎，规模逐渐扩大，原来已经失落的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活力。这件事给郭净的启发是，只有社区找到自己的传统，重新建立和传统之间的联系，才能抵御全球化的未来。因此做社区教育，帮助人们找回文化自信，成为郭净这几年的工作重心。
“云南是汉文化、藏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交汇点。我有三个参考的背景，在思想里面。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容易从非主流的民族思想里吸收营养。”郭净说，“人类学家从现代文明出发，到达原始文明，却总是会被原始文明俘虏。”
而人们之所以出发，总是因为自身的问题。少数民族被汉化，汉族的传统同样断裂了。人们试图寻找不同的精神资源，但是谁能抵御全球化？旅游业已经改变了云南，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于以前了。一两个人，纵使几百几千人，又能做什么呢？
与其说是为了拯救世界，更不如说为了拯救自己。任何文明都可能消亡，只是当时当地，个人如何选择。
郭净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连那些以人类学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满足谋一个衣食饭碗，而试图去远方、到他人的文化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就应当属于朝圣者之列。由于经常形单影只地外出，这类人难免渐渐远离华丽的学术殿堂，像溪水，汇入到为朝圣而远行的人群当中。既然是远行，那么无论何种形式的朝圣，都必须以地理上的‘异乡’为目的地。真正吸引朝圣者不停地往前走的，是对于陌生之地的幻想。”
4
在去德钦的路上，山路反折缠绕。夜里降下大雾，汽车灯光只能照亮一轮之地。我想到马骅，这个汉族诗人，厌倦了都市的生活，由郭净介绍到这附近的乡村小学教书。有一天，他坐拖拉机去县城买书，在回去的路上车翻入澜沧江，再也没有音信。在他翻车的路边，常有鲜花，香烟。
在马骅最后的岁月，他曾写诗说：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 也没替他醒， 索性回屋拿出另一把伞， 在虚无里冒雨赶路。”
在云南处处有人提起他。“马骅你知道吧？”诗人吴家英说，“他才是真正用心灵行走的人。”
—— 完 ——
题图为2016年
，凉山的阿土勒尔村。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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