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刘禹锡还是大唐文化部一名副厅级干部（礼部郎中），时常与河南省长（河南尹）白居易在洛阳附近浪荡，时不时赋诗唱和。
就在二人两年前还时常游荡的扬州城，一艘开往大食（阿拉伯）的货船，已经离港出发，沿着长江进入了东海。
刘禹锡在广州见过各国商船，有“波斯舶”、“南海舶”、“狮子舶”、“婆罗门舶”等等，有诗为证：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此船长约54尺（18米），或建造于波斯，由大食商人购入，常年往返于阿曼与大唐航线，名曰“黑石号”。
“黑石号”载有六万多件货物，有碗碟、铜镜、香料罐、水罐、明器和镀金银盒等，其中瓷器产于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等大唐知名厂牌，其中以长沙窑出品最多。
阿曼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造了等比例复建的“马斯喀特之宝”船，陈列于位于圣淘沙的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
瓷器纹样非唐人所爱之人物花鸟，而是桫椤纹、胡人表演图案和阿拉伯文字等花式，而其中巩县窑所制作的釉下彩青花瓷极为珍贵，巩县窑自开元年间便作为贡窑烧制宫廷用器。
话说这艘“波斯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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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补给之后，进入南海，往满刺加（马六甲）海峡航行。在此地，将部分货物卖出，补充一些香料便可进入孟加拉湾，绕过印度之后，就可抵达阿拉伯海。
然而，这艘满载大唐瓷器与金器的宝船，最终也未能抵达目的地。或是遇到了风浪，或是与当地土著发生了冲突，“黑石号”向南到达了爪哇海域的勿里洞岛附近，全船沉没。
直到1000多年后，“黑石号”才被打捞上岸，重建天日。并于2017年于美国纽约亚洲学会博物馆首展，向公众开放。
此“黑石号”上唐代宝物的发现，被纽约大都会艺术馆南亚和东南亚艺术馆馆长约翰·盖伊（John Guy）称为“最大和最丰富的9世纪早期中国南方金器及陶瓷货物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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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如此，此发现还颠覆了史学传统意义上的看法，即认为欧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才有的“环球贸易”概念。更是将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所强调的中西方交往，往前推早了近600年。
“丝绸之路”被誉为是中国与西方（西亚）交往的重要通道，而海上的“丝绸之路”重要性被提及的则较少。在此“唐代宝船”沉没之前，想必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海上贸易来往，已经形成惯例并有了固定航线。
本文主要以艺术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唐代的陶瓷艺术，如何通过阿拉伯人，进而影响到了西班牙当代的建筑样式和艺术风格的。
一、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交流
自默罕默德起，阿拉伯人从半岛疾速向外扩张，至唐代开元年间（713年—741），阿拉伯的军队已经向东进入了帕米尔高原，与大唐相对峙。而在西线，阿拉伯人征服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跨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已经进入西班牙，占领了比利牛斯山以北、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已经将首都从倭玛亚王朝（白衣大食）时候的大马士革，迁都至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的统治核心，也从原本以阿拉伯人为主，转变为以新近征服的波斯人、突厥人等。
唐玄宗天宝十年七月（公元751年），大唐就与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有过一役，史称“怛罗斯战役”。两个东西方大国之间的交手，以唐军失败告终。阿拉伯军捕获唐军俘虏无数，其中一名叫做杜环的俘虏，被虏至中亚、西亚及地中海等大食占据的地区停留十多年，直到阿拔斯迁都巴格达的那年，即公元762年，才得以放回。
杜环所著《经行记》一书，便记载了在阿拉伯13国所见所闻，虽原书遗失，但史学家杜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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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引有数段，后王国维集录成书《古行记校录》。其中对于阿拉伯帝国之繁盛富裕多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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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郛郭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
二、瓷器引起的碰撞
那艘满载唐朝宝物的“黑石号”，正是阿拔斯王朝与世界各地贸易的冰山一角。除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还有热带的硬木和各地的奇异动物。
中国的瓷器在阿拉伯帝国内成为一种奢侈品，宫廷与富商们以拥有这种奢侈品为荣。虽然中国瓷器产量之大，加上长途贸易的繁荣，却并没有降低瓷器到达阿拉伯帝国达官贵人手中的价格。
需求量的提升就必然产生了经济学所谓的“进口替代”，这就一方面刺激了当地的能工巧匠去模仿中国的工艺，另一方面当地瓷器生产也能够满足中低等收入人群的需求。与后来英国出现了此类对于中国瓷器模仿和改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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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帝国内的工匠也开始了“进口替代”过程，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所说：
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陶瓷工匠开始模仿进口的白瓷，用碱、锌甚至石英去仿制透明的、高质量的、看上去很像中国瓷器的器皿。
青花瓷就是在这种模仿与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创新产品。青花瓷是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钴这种原料，以生成其中的蓝彩。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使用钴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阿拉伯征服这些地方后，当地的能工巧匠就将在瓷器中融入了“钴”，此后这种工艺就流传至了远东，并“成了近代早起中国瓷器的标志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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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人可能不同意“青花瓷”工艺来自于阿拉伯的说法，毕竟这属于我们的国宝级产品，被视为“中华民族审美理念的代表”。据研究称，将钴料添加助熔剂，造出了釉上蓝彩，至8世纪初，高档蓝釉唐三彩已经较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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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从钴矿产地和工艺传承历史上来说，毋庸置疑的是，正是中国的白瓷传入到了阿拉伯之后，当地的工匠才恢复了源自古埃及的锡白釉陶技术。
9世纪，唐白瓷（左）与伊拉克锡白釉陶（右），大英博物馆藏
三、锡白釉陶在欧洲
源自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钴”，在中国瓷器的传入后，进行了碰撞与融合，一方面这种技术传入中国，成为了“青花瓷”的工艺；另一方面，中国的白瓷，激发了西亚地区重新“发现”了锡白釉陶（Tin-glazing），并使其在阿拉伯帝国内的传播，最终在欧洲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
仿制中国瓷器而来的锡白釉陶，我们掠过技术上的细节不谈，这种瓷器从9世纪起，从阿拉伯帝国境内伊拉克地区开始向外扩散，沿着帝国的征服路线，传播至埃及、波斯，此后又经过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传入到了意大利，最后在16世纪传播至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地。
锡白釉陶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字，在西班牙称之为西班牙-摩尔陶瓷（西班牙语是Cerámica andalusí），传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陶器被称之为马约利卡（Maiolica），一说是通过马略卡岛（Majorca）传入的，也有说是马拉加（Malaga），但肯定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锡白釉陶无疑。
因此，英国人则直接称之为马约利卡（majolica），荷兰人后来称之为代尔夫特蓝（Delftware，产自代尔夫特），在法国则变成了彩陶（Fa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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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后来意大利、荷兰和英国以及法国的锡白釉陶技术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西班牙-摩尔陶器，因此这里不再详述其发展变换，而是着重看看西班牙的这个锡白釉陶。
四、西班牙-摩尔陶瓷风格
西班牙-摩尔陶瓷风格餐盘，瓦伦西亚，1430-1500年
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是从711年至1492年间的将近八百年时间，因此阿拉伯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由于宗教中，阿拉伯信仰的圣训中，禁止使用黄金和白银的饮酒和餐具，而基督教派则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表现在艺术风格上，阿拉伯人就将陶器和玻璃用于餐具，而基督教的精英们喜欢金属的餐具。前者的陶瓷被称之为“光瓷”(lustreware)，后者才称之为“锡白釉陶”（Tin-glazing）。两种陶瓷工艺上稍微有些区别，但都属于西班牙-摩尔陶瓷风格。
瓦伦西亚的马尼塞斯出产的餐盘，1430-1450年
西班牙这种陶瓷的产地，起初主要是马拉加，这里生产的陶瓷多含有阿拉伯风格的纹饰，后来在15世纪，产地主要来自于瓦伦西亚，在后来的“重新征服”（又称光复运动）时，一些逃避战乱和迫害的工匠来到了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巴塞罗那也成为了西班牙-摩尔陶瓷风格的主要产地之一。
西班牙-摩尔陶瓷风格的主要特征就是繁复的几何花饰和釉上彩，针对基督教徒的产品则也有动物图案和描绘圣经故事的彩绘。从马拉加到巴塞罗那，产地的变迁，也反应在艺术内容上，面向被西班牙的天主教所“重新征服”了的地区，其艺术表现也多和基督教有关。
五、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
来自于西班牙-摩尔陶器和其他阿拉伯建筑装饰的这种风格，被称之为穆德哈尔风格（Mudéjar）。
在1492年，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征服格拉纳达后，强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不同信仰的人，更改信仰为天主教，否则被驱逐出境。
而穆德哈尔一词就是指留在了西班牙，却秘密地没有更改信仰的那群穆斯林群体。后来这个词用于指称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西班牙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地方建筑、音乐，其他手工艺品中尤其受到欢迎，其中就包含了上面所说的西班牙-摩尔陶瓷。
萨拉格萨的穆德哈尔风格教堂外立面：耶稣救主主教座堂
除了上面陶器中提到的几何纹样，在建筑中的穆德哈尔风格，喜欢使用红砖和蔓藤花纹作为装饰。这种风格并没有随着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统治的结束而告终，而是在西班牙各个地方，持续发扬光大，其中尤其以西班牙-摩尔陶器更是畅销欧洲各国。
因此，在19世纪末期，西班牙政治形式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皇权控制较弱的时候，一种穆德哈尔的复兴之风，从马德里开始，传遍各地。被称之为新穆德哈尔风格，或新摩尔风格。
19世纪末的政治动荡，也导致了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的抬头，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
《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让巴塞罗那不同于巴黎，伦敦和柏林》
一文中，我详细说过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出现。来自于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提出者路易斯·多明尼克（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1849-1923），正是他定义了什么是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建筑。
新穆德哈尔风格之风刮到加泰罗尼亚的时候，引起了加泰罗尼亚艺术家们的共鸣，原本西班牙-摩尔陶器的主要产地巴塞罗那，也在各处保留着穆德哈尔的遗迹和传统。虽然经历过一些迫害和挫折，西班牙-摩尔陶器的质量有所下降，已经不如后来居上的意大利马约利卡（Maiolica），但1800年前后，瓦伦西亚的产地马尼塞斯（Manises）仍有30座陶器窑炉，到了19世纪末期，陶瓷的产品质量已经能够和早期的产品相媲美。
在加泰罗尼亚寻找民族主义建筑和艺术的时候，不同于马德里王权对于新古典主义的热爱，他们自然而然地从传统中，从“征服”（指光复运动）前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求支持。新穆德哈尔或新摩尔风格的重新发现，并将其运用到基督教传统的纪念碑建筑中去，例如上图中，巴塞罗那在1888年修建的凯旋门，就是新摩尔风格与欧洲纪念碑建筑结合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