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
江苏省徐州市纪委监委
仲崇森 徐曼妮
贪污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虚增中间环节型贪污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模式，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增加无必要的交易流程，实现截留公共财物的目的，对此，要透过现象识别本质，精准定性。
有这样一起案例。王某，某市国有独资公司A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5月至2023年5月，兼任B集体企业破产清算组组长。
B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停产后，将部分厂房对外租给他人后分租，租金收益用于支付部分职工生活费。2018年5月，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B企业破产申请，并根据该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建议，成立B企业破产清算组，指定王某任破产清算组组长。
王某发现B企业地段位置较好，整租后分租利润空间可观，遂借用朋友李某名下C公司名义，沿用2012年的每年50万元租金价格整租B企业厂房，再分租给他人经营。为方便在幕后操控租赁流程，王某整租B企业厂房后，自行制作租赁合同模板，发布招租公告，雇佣相关人员和意向租户谈判，并用个人实际控制的李某银行卡接收租金。后王某利用担任破产清算组组长的职务便利，隐瞒事实，故意不安排资产评估组进场调查厂房实际租赁情况，故意向清算组隐瞒其系B企业厂房实际承租人、获取巨额租金差价等事实，仅向法院汇报了李某租用厂房的情况，并未向清算组、法院报告合同真实履行情况。其间，王某借机多次上调分租户租金，如2020年至2022年，其收取租金分别为150万元、180万元、170万元，即使扣减缴纳B企业租金、水电费等，其平均每年获得的差价仍超过100万元。案发后经计算，扣除缴纳B企业破产清算组租金，以及水电费、物业费等费用，至2023年5月，王某累计获利500余万元，用于个人购买房产等支出。经查，B企业厂房所处位置距离市中心较近，人流量大、地段较好，多年来出租市场行情呈上升趋势。
另外，B企业破产清算期间，王某故意伪造《补充协议》，添加C公司投资搭建的设施征收拆迁补偿归C公司等内容。2022年，王某考虑即将退出清算组，遂自行制作清算组与C公司的无固定期限租赁合同，将租赁终止期限明确为土地移交政府拆除收储之日。
本案中，对于王某在担任B企业破产清算组组长期间，以远低于市场价格，通过整租后分租获利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构成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理由包括：一是B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停产后，将部分厂房对外租给他人后分租，租金收益用于支付部分职工生活费，王某只是整租后分租；二是王某雇佣多名人员收租、管理厂房，并按时向B企业清算组缴纳租金等，其投入了人力、财力、时间等成本，存在实质性经营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构成贪污罪。理由为：王某在担任B企业破产清算组组长期间，利用管理、处分破产企业财产的职务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虚增中间环节整租后进行分租，截留集体企业应得利益，该行为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为500余万元。
一、从主观故意看，王某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清晰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设立了企业破产管理人制度，第二十五条规定了管理人的职责，包括“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等。王某作为法院指定的破产清算组组长，代表法院对B企业资产行使保管、处理、分配等职权，其在从事破产管理人工作期间，系从事公务，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认定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需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
本案中，王某明知依据《企业破产法》、B企业破产清算内部制度文件等规定，对外租赁厂房属于资产处置重大事项，应向法院如实报告承租人、租金等情况，并提交破产清算组集体研究，相关收益亦应纳入破产财产管理，报请法院裁定后，进行清偿分配。但王某根据个人职业及多年整租经验判断，如向清算组、法院报告真实租赁情况，必然丧失承租后分租获益机会，在多次将对外分租租金上调的情况下，为侵吞巨额租金差价，王某利用担任B企业破产清算组组长的职务便利，隐瞒事实，故意不安排资产评估组进场调查厂房实际租赁情况，故意不向清算组通报其为实际承租人的情况，将本应属于B企业所有且可确定的利益，个人予以占有，实现占有公共财物的非法目的。
二、从侵害对象看，截留的租赁差价款属于破产企业应得收益
贪污罪一般以单位的公共财物为侵害对象，不仅包括单位现有的财物，还包括所有权已经确定但尚未到手的财物，比如单位应得的收入等，《刑事审判参考》第275号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属于本公司应得的利润款据为己有，构成贪污罪的裁判要旨。
本案中，王某作为B企业破产清算组组长，与清算组之间本应形成一种信任关系，严格履行依法监管处置破产企业资产、维护公共资产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但其却利用组织实施破产事务、管理处分破产企业财产等职务便利，违背这种信任关系，在B企业厂房租赁环节中，人为增加整租后分租环节，实施向清算组、法院隐瞒自己为实际承租人并分租获益的行为，剥夺了清算组对B企业厂房是否出租、选择出租人、采取何种方式出租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并导致清算组丧失对租赁收益的控制权，截留了B企业本应获得的差价利润，严重损害了B企业集体财产利益，公共财物受损与王某担任B企业清算组组长的职权和职务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三、从行为本质看，虚增中间环节不属于正常的市场租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