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陪你玩了 | 人间

《漂亮主妇》剧照

大学时，最让我烦躁的就是父母的电话。一天一个，风雨无阻，无论我怎么暗示、明示，让他们不要打得这么频繁，第二天，电话照旧。

“儿子今天咋样啊？”

“挺好。”

“嗯……”

三分钟之内，肯定又挂掉。

我从小就住校，很多年了，他们都不怎么挂念，反倒是大学期间勤快起来，尤其是我妈。

她一直是家里唯一赚钱的人——我爸爸开过烧烤店、塑料厂、早餐店、快餐店，做过工程，无一例外，全部亏本。我妈就在她稳定的洗衣店内，朝六晚九，全年无休，赚出了全家的生活费，赚出我爸亏掉的生意本金，赚出我读书、生活的费用。我一度觉得，她是因为忙，所以中学时没怎么给我打过电话，结果到了大学，她打的比我爸还多。

“儿子，今天咋样啊？”

“挺好。”

“哦，那个裤脚边明天来取。熨衣服？先等会儿。”

“妈，你先忙吧。”

“没事，妈不忙，儿子今天咋样啊？”

整个大学，她都这样打着。毕业工作了，稍微少了点，但每周也有四五个电话。

我问她，怎么中学没怎么惦记，成年了却总惦记？她说，中学离得不远，也没那么担心。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她曾经的朋友都搬走，说话的人少了。

●   ●   ● 

我们住的小区，是油田的一片家属院，周围五公里都是芦苇荡。小时候，她和我爸有一拨认识的人，经常打扑克。后来油田效益不好，一个单位倒闭，很多人慢慢搬走了。我大学时，新盖了一片三矿的家属楼，迁来一拨人，我妈就在新区盘了店铺，生意虽然好，但都是新人，交心的不多。

有时候接到电话，我也觉得无力。我从出来住校，就和父母没有太多交流，感情上陪伴也越来越稀薄。

我幼儿园读的寄宿制，学校里餐食好，有好多没见过的，我都揣在兜里，周末回家，哗啦一下，掏出来一堆烂菜、饼干，说带给妈妈吃。父母就嘱咐我别揣了，裤兜都弄脏了。

小时候，我最盼望周末到来，最害怕周日中午，那意味着又要赶车返校。每天晚上想家，我都窝在床上，对着自己的手表说话，假装那是一个什么特殊的通讯设备。说完一天做了什么，再说一句“妈妈晚安”，才能睡着。

到了初中，我住在姑姑那，一两个月才回趟自己家。慢慢地，我不再那么想家了。后来的高中、大学、毕业后，我都拿出令他们惊讶的独立性，别人夸赞，说你家孩子真能照顾好自己。其实只有我心里清楚，这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和父母说什么、怎么说，所有的交流都紧巴巴的，像那三分钟的电话。

我劝过我妈，去跳广场舞，或者参加家庭教会，她都推说没时间，“孩子，交朋友也得有空啊，妈每天起早贪黑，哪有空啊。”她不打麻将，也不喝酒，偶尔在后屋抽烟，被我爸撞见还没好脸色。电视也没法看，今天早回来点，瞄了半集电视剧，过几天赶活儿，没看，剧情就落下，也就追不上了。

去年年底，我妈的电话忽然少了。有两三周，我起了疑心，最后打给她。她说，“哟，儿子开始给我打电话了啊。”

她开始学会发微信朋友圈，我看到圣诞节那天，她发一组小视频，五六个阿姨在健身房里玩闹。另外几张图片是在我家店里，她们戴着面具，弄了一点蜡烛，摆了小蛋糕，像是假面舞会。

有一次电话里，我问她，“这些阿姨是谁？”我妈哈哈大笑，说这是闺蜜团，我们的小组织。都是你几个小学同学的家长，洋洋妈妈，江阿姨，孔阿姨……我说，“挺好啊，终于有人陪你玩了。”

一天，几个阿姨正好在，我妈打给我，让我打个招呼，我客客气气地说，“几位阿姨好，谢谢你们带我妈玩儿。”江阿姨说，“啊呀，这不是因为孩子们本来就关系好嘛，我们也就沾沾光，熟络了。”我顿了一下，“啊，对。阿姨们好好玩啊，有空回去一起吃饭。”

放下电话，我摇了摇头，孩子关系好吗？那些小学同学初中开始就没啥联系，现在他们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成了让她们“沾光”呢？不过我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有没有人陪我妈玩，小学同学或者中学同学，由头都无所谓。 

小学时，我妈和这些家长根本谈不上关系好、关系坏，他们压根没有关系。

最直接的差别就是，他们都是油田职工，我家则是外来户。如果不是大姑成为村里第一个中专生，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我爸也没可能来做合同工，也就不可能在我三岁的时候，让我妈也到大庆来。

我妈出生在齐齐哈尔的一个农村，她和我说过很多次，小时候，就羡慕那些去城里的人，不用烧炕，不用捡柴，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一点灰都不沾。后来真的来了大庆，却只能住在城中村，还是得烧炕。一年后，姑姑通过单位关系，在这片孤零零的家属区找到了一间平房，免费住，这才有了集中供暖。这时候，他们也回老家把我接了过来。

最初的日子，我只有零碎的记忆。我记得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是因为我每天趴在窗户上，透过缝，看隔壁人家的电视，拽都拽不走，爸妈鼻子一酸，咬咬牙，买了那台熊猫彩电，一直用到我小学毕业。我记得我喜欢吃泡泡糖，一块钱三个，那是我唯一的零食，一路过杂货铺就嚷着要，妈妈拉我回家，认真地说，“一块钱能买三个泡泡糖，也能买三口人一天的米饭，孩子，咱们不吃好不好？”

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嚷过了。

我爸做合同工，一个月700-800块，无法负担全部家庭开销，我妈最开始捡过垃圾瓶子，给别人缝补衣服，后来在小区唯一的“商场”，盘了一个小位置，做熨烫。直到我上小学，才租了街边的店铺。我们搭了阁楼，一家人挤一个床垫，后来接了棚子，勉强放下另一张床。钱真是紧张，我走在路上，看到钉子，瓶子，都像捡到宝贝。一个瓶子五分钱，比我弯那一下腰贵得多。

所以，我们和油田职工、住在楼里的人能有什么交集呢？那时，我家开了一个烧烤店食杂店，除了顾客，我家来往的都是做生意的：隔壁狗肉馆的老郑，一家都是朝鲜难民，一张嘴就露出金色的门牙；游戏厅的小梅，总来我们这换零钱；还有民营食品厂的一群员工，穿着白大褂一样的工服，黑白两班倒，上班前来抽烟，下班后来喝酒，一个个精疲力尽，赊账是最常见的要求。

后来，因为几个年轻职工和我爸打牌，成为朋友，才有了一些楼区的朋友。楼区的人是真有钱，双职工，日子美滋滋的，听起来都馋人。

我倒是有一些同学，也在一起玩，因为店里没有闭路电视，只能收到4个台，有些动画片我就要去同学家看。到别人家，要脱鞋，坐沙发，很拘谨。他们也来我这儿玩——当然了，烧烤店食杂店，来了就来了。有一回，有个小朋友在我家点了烧烤，我还挺热心地帮着拿串，他忽然说，“我有烧烤吃，你有吗？”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转身走到屋里，正好有一桌客人离开，盘子上剩了十几串，我抓起几串就出门，对他说，“看，我也有。”我爸看到，把我拽了回去。他没生气，只是告诉我，孩子，以后别这样。

●   ●   ●  

小学那几年开家长会，家长都一拨一拨地去，只有我妈是自己去，自己回，没什么能打招呼的人。幸运的是，我成绩好，所以她觉得脸上有光。她现在闺蜜团的几个，洋洋妈妈，江阿姨，孔阿姨……我小学时候都没什么印象，哪有什么来往。

现在可不同了，她们亲密得很。圣诞节后，我留意起这个小团体的行踪，打电话，也问问我妈近况。一说这些，她都很高兴。江阿姨单位澡堂大，她们晚上一起去泡澡；孔阿姨拿了哪家商场的体验券，一帮人开车去做了美容。偶尔，我发现她在朋友圈发饭店折扣券，邀请点赞那种，就知道她们又去聚餐了。

我家的洗衣店，正好在新旧楼区的交界处，每晚她们散步，八九点钟总能到店里，这里成了小据点。我妈说，她们都很随意，自己玩儿，不耽误我妈做事，忙的时候，就帮着做缝纫活，为了一起遛弯，还主动帮店铺扫扫地。

过年前，我妈和我聊天，又说起这些阿姨。她说，“几个阿姨总提起你，在外面四处跑，多累啊”。她又说，“几个阿姨商量，想等你回来，几个孩子一起吃饭。”我说，“妈，说实话，这些同学我都没联系了，都不如你们家长亲。”她说，“嗯，确实。但是大伙都拿孩子们说事儿呢。” 

我想了想，也对，有这么个借口，亲密点也不坏。于是顺嘴说，“那这样，等我回去，请你们一起吃饭，也算谢谢几位阿姨帮衬。”这句话把我妈高兴坏了，连说好好好，这事儿这么定了。

过年前，我从云南回到家，昏昏沉沉的。我妈给我做饭，揉肩膀，看着我傻笑，再晚点，她提醒我，“别忘了招呼这些同学和阿姨吃饭啊！”我翻了翻白眼，说招待啥呀，我根本就不熟。她站起来，瞪大眼睛看我说，“这你不能开玩笑啊，我都和她们说好了，等着你呢。”

我忽然觉得这比接了一个新项目还累，但又不忍心让我妈失望。我说，好，行，等初五之后吧。

我妈说，好嘞！

我就没组织过这么困难的饭局。

最开始，我逃避这件事儿。初五还很远，过完三十儿再说，等到初三，我妈问我，“准备在哪吃啊？”我还烦得很，说不急，我安排就行。到了初五，她又催，我才开始翻电话本，结果没有一个小学同学的电话，只在微信里有江阿姨儿子的联系方式——那还是前年暑假，在小区打球碰到的时候加的。 

这怎么弄啊？我把希望寄托在闺蜜团上。她们不是经常聚么？随便牵个头就好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妈，她说也行。

下午，我正在打游戏，我妈打电话问我，问希不希望阿姨们参加？我没听明白，就说都行啊。没一会，她告诉我，说那大人们就不参与了，江阿姨说，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她们又不会，就让孩子们自己耍吧。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阿姨们已经完全相信了她们平时的借口，真以为我们像兄弟姐妹般亲近。

晚上，我和我妈说，“这事儿这么组织不了。”她说，“那就试着联系吧。怎么着也得攒局啊，而且说好了大人不参加的，你就尽量办吧！”

我硬着头皮，给唯一有联络的江阿姨儿子发了微信。聊了几句，又要了洋洋电话。我本来想一个连一个，但发现，他们互相之间好像有的亲近，有的却生疏，把握不准内部关系，只好又求助于江阿姨儿子。这么折腾一天多，才凑了四个人，明显不够，又打电话，让阿姨们参加。

推让来推让去，终于约在初七晚上，定在了家附近的一个饭店。最后四个同学，五个家长，凑成一桌。我妈长舒一口气，提前关店铺，吃饭。

●   ●   ● 

到了饭桌上，我就拿出职业习惯，暖场、聊天，活跃氛围。一桌名义上亲近，实际上陌生的同学，用生人的客套勉强维持气氛。菜上齐了，江阿姨建议，每个孩子讲一讲在外面的情况

我不知道从什么说起，就含混过去。三位同学也没啥话，一个女孩在油田做巡视员，每天绕着十六口井走一圈，就是全部工作；另一位在机关写报告，说的最多的都是班车怎么调整的事儿；江阿姨儿子本来在公交公司，找关系进的，没想到油田不堪重负，把公交系统转让给市政府，裁退冗员，他只好转到钻井队，做维修，我们开玩笑叫“扛大管的”。说完了，我坐在那里想，天呐，接下来要怎么聊。

还好，阿姨们自己聊开了。她们开始说最新流行的保健仪，要去哪里尝试，还有谁谁家长没来，好久没见过。她们回忆起小学一起接孩子的事儿，惊叹说，“哎，杜修琪妈妈好像没怎么印象呢？”我心里想，当然没印象了，根本就不认识嘛。

八点半，大家说撤吧，我就想，终于结束了。没想到阿姨们是去澡堂，留我们几个孩子面面相觑。最后我妈说，“那去店里吧！你们几个打扑克也行啊，好好唠唠。”于是去店里，开灯，拼桌子，又打了两个小时，能聊的不多，终于撑到闺蜜团回来，一拍而散，各回各家。  

我妈到家之后，长舒一口气，说好歹这局算组起来了，没出啥岔子。我“哦”了一声，她开始数落我，说大家也都是试探，看看到底是不是真心请客，谁谁本来在新村逛街，犹犹豫豫，谁谁说来不来，最后看都来了就又来了。

她说，“你啊，还好饭桌上表现不错，最后也算是圆满。”我一直 “嗯嗯嗯”。

第二天我爸从奶奶那里回来，说，“听你妈说昨天吃饭还不错？以后多找这些人吃个饭啥的，没少帮咱家忙。”我说，“嗯，好啊，下次回来再请。”他说，“对嘛，就该这样。还有你接电话也多说点话，别老‘嗯嗯嗯’的，是不是？”

我说，“嗯。”停了一下，马上意识到不对，又补充说，“知道了，嗯嗯，好啊。”

我回云南后，再也没和小学同学联系，闺蜜团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密切了。她们一聚会，就发朋友圈。我妈给我看她们小群的截图，商量组团养老，在南方买房什么的。有一次，我看到她们严肃地讨论，说广西有个国家级新区，特别好，靠海边，还有政策，要不然一起去那。第二天又换了，说成都也有个新区，开发可好了，房价还能升值，也不错。

我开始主动给我妈打电话了，至少今年，我打给她的，比她给我多。我除了问家里情况，还特意问这些阿姨们的动态。聊多了，才意识到原来内部也有麻烦事儿。

其中一个阿姨，是离家出走的孤儿，为了获得城市户口，嫁给了小区里一个残疾人，现在政策不行，又被单位办了提前退休，经济条件不好。我妈就总想撺掇另外两个条件好的，帮带一下。她还让我帮她出主意，也让我听听她的办法怎么样。后来，她们一起帮这个阿姨找了两份兼职，还教她卖一种保健仪器，听起来挺红火。

三月底，又是打电话，她忽然问我去过海南没有，椰子好不好买？我去年去了三次海南，就说还行啊，七八块钱一个。她就让我有空给她买几个，寄过去。我噗呲笑了，到黑龙江啊，这邮费比椰子都贵吧，问她怎么忽然想要这个，她说是江阿姨，前一阵子从海南回来，背了一个椰子。她们四五个人每人拿根吸管，坐在店里一人一口，喝完了，觉得挺好喝。

我一想那个画面，就忍不住了。我说妈，没事儿，我给你买点寄过去。于是在淘宝上下了一单，邮费和椰子一样贵，买了十个椰子，半个月才到，给她高兴坏了，说这下子几个人都喝饱了。

我说，好啊，我多给你买点。

她说，不用了！我们已经商量一起去海南旅游了。

真好，我心想。

生活让我们熟悉的关系此消彼长，重新组合。我们不再是被漠视的外来人，她们也不是界限分明的油田职工，反而抱团取暖，坐在一起。我妈愿意出门了，也接触了更多新事物，再也不会每天打给我，只为了听三分钟“嗯”“哦”了。我为闺蜜团感到开心，也为自己的贬值而欣慰。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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