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主妇》剧照
每天晚上想家，我都窝在床上，对着自己的手表说话，假装那是一个什么特殊的通讯设备。说完一天做了什么，再说一句“妈妈晚安”，才能睡着。
大学时，最让我烦躁的就是父母的电话。一天一个，风雨无阻，无论我怎么暗示、明示，让他们不要打得这么频繁，第二天，电话照旧。
“儿子今天咋样啊？”
“挺好。”
“嗯……”
三分钟之内，肯定又挂掉。
我从小就住校，很多年了，他们都不怎么挂念，反倒是大学期间勤快起来，尤其是我妈。
她一直是家里唯一赚钱的人——我爸爸开过烧烤店、塑料厂、早餐店、快餐店，做过工程，无一例外，全部亏本。我妈就在她稳定的洗衣店内，朝六晚九，全年无休，赚出了全家的生活费，赚出我爸亏掉的生意本金，赚出我读书、生活的费用。我一度觉得，她是因为忙，所以中学时没怎么给我打过电话，结果到了大学，她打的比我爸还多。
“儿子，今天咋样啊？”
“挺好。”
“哦，那个裤脚边明天来取。熨衣服？先等会儿。”
“妈，你先忙吧。”
“没事，妈不忙，儿子今天咋样啊？”
整个大学，她都这样打着。毕业工作了，稍微少了点，但每周也有四五个电话。
我问她，怎么中学没怎么惦记，成年了却总惦记？她说，中学离得不远，也没那么担心。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她曾经的朋友都搬走，说话的人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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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小区，是油田的一片家属院，周围五公里都是芦苇荡。小时候，她和我爸有一拨认识的人，经常打扑克。后来油田效益不好，一个单位倒闭，很多人慢慢搬走了。我大学时，新盖了一片三矿的家属楼，迁来一拨人，我妈就在新区盘了店铺，生意虽然好，但都是新人，交心的不多。
有时候接到电话，我也觉得无力。我从出来住校，就和父母没有太多交流，感情上陪伴也越来越稀薄。
我幼儿园读的寄宿制，学校里餐食好，有好多没见过的，我都揣在兜里，周末回家，哗啦一下，掏出来一堆烂菜、饼干，说带给妈妈吃。父母就嘱咐我别揣了，裤兜都弄脏了。
小时候，我最盼望周末到来，最害怕周日中午，那意味着又要赶车返校。每天晚上想家，我都窝在床上，对着自己的手表说话，假装那是一个什么特殊的通讯设备。说完一天做了什么，再说一句“妈妈晚安”，才能睡着。
到了初中，我住在姑姑那，一两个月才回趟自己家。慢慢地，我不再那么想家了。后来的高中、大学、毕业后，我都拿出令他们惊讶的独立性，别人夸赞，说你家孩子真能照顾好自己。其实只有我心里清楚，这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和父母说什么、怎么说，所有的交流都紧巴巴的，像那三分钟的电话。
我劝过我妈，去跳广场舞，或者参加家庭教会，她都推说没时间，“孩子，交朋友也得有空啊，妈每天起早贪黑，哪有空啊。”她不打麻将，也不喝酒，偶尔在后屋抽烟，被我爸撞见还没好脸色。电视也没法看，今天早回来点，瞄了半集电视剧，过几天赶活儿，没看，剧情就落下，也就追不上了。
去年年底，我妈的电话忽然少了。有两三周，我起了疑心，最后打给她。她说，“哟，儿子开始给我打电话了啊。”
她开始学会发微信朋友圈，我看到圣诞节那天，她发一组小视频，五六个阿姨在健身房里玩闹。另外几张图片是在我家店里，她们戴着面具，弄了一点蜡烛，摆了小蛋糕，像是假面舞会。
有一次电话里，我问她，“这些阿姨是谁？”我妈哈哈大笑，说这是闺蜜团，我们的小组织。都是你几个小学同学的家长，洋洋妈妈，江阿姨，孔阿姨……我说，“挺好啊，终于有人陪你玩了。”
一天，几个阿姨正好在，我妈打给我，让我打个招呼，我客客气气地说，“几位阿姨好，谢谢你们带我妈玩儿。”江阿姨说，“啊呀，这不是因为孩子们本来就关系好嘛，我们也就沾沾光，熟络了。”我顿了一下，“啊，对。阿姨们好好玩啊，有空回去一起吃饭。”
放下电话，我摇了摇头，孩子关系好吗？那些小学同学初中开始就没啥联系，现在他们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成了让她们“沾光”呢？不过我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有没有人陪我妈玩，小学同学或者中学同学，由头都无所谓。
小学时，我妈和这些家长根本谈不上关系好、关系坏，他们压根没有关系。
最直接的差别就是，他们都是油田职工，我家则是外来户。如果不是大姑成为村里第一个中专生，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我爸也没可能来做合同工，也就不可能在我三岁的时候，让我妈也到大庆来。
我妈出生在齐齐哈尔的一个农村，她和我说过很多次，小时候，就羡慕那些去城里的人，不用烧炕，不用捡柴，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一点灰都不沾。后来真的来了大庆，却只能住在城中村，还是得烧炕。一年后，姑姑通过单位关系，在这片孤零零的家属区找到了一间平房，免费住，这才有了集中供暖。这时候，他们也回老家把我接了过来。
最初的日子，我只有零碎的记忆。我记得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是因为我每天趴在窗户上，透过缝，看隔壁人家的电视，拽都拽不走，爸妈鼻子一酸，咬咬牙，买了那台熊猫彩电，一直用到我小学毕业。我记得我喜欢吃泡泡糖，一块钱三个，那是我唯一的零食，一路过杂货铺就嚷着要，妈妈拉我回家，认真地说，“一块钱能买三个泡泡糖，也能买三口人一天的米饭，孩子，咱们不吃好不好？”
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嚷过了。
我爸做合同工，一个月700-800块，无法负担全部家庭开销，我妈最开始捡过垃圾瓶子，给别人缝补衣服，后来在小区唯一的“商场”，盘了一个小位置，做熨烫。直到我上小学，才租了街边的店铺。我们搭了阁楼，一家人挤一个床垫，后来接了棚子，勉强放下另一张床。钱真是紧张，我走在路上，看到钉子，瓶子，都像捡到宝贝。一个瓶子五分钱，比我弯那一下腰贵得多。
所以，我们和油田职工、住在楼里的人能有什么交集呢？那时，我家开了一个烧烤店食杂店，除了顾客，我家来往的都是做生意的：隔壁狗肉馆的老郑，一家都是朝鲜难民，一张嘴就露出金色的门牙；游戏厅的小梅，总来我们这换零钱；还有民营食品厂的一群员工，穿着白大褂一样的工服，黑白两班倒，上班前来抽烟，下班后来喝酒，一个个精疲力尽，赊账是最常见的要求。
后来，因为几个年轻职工和我爸打牌，成为朋友，才有了一些楼区的朋友。楼区的人是真有钱，双职工，日子美滋滋的，听起来都馋人。
我倒是有一些同学，也在一起玩，因为店里没有闭路电视，只能收到4个台，有些动画片我就要去同学家看。到别人家，要脱鞋，坐沙发，很拘谨。他们也来我这儿玩——当然了，烧烤店食杂店，来了就来了。有一回，有个小朋友在我家点了烧烤，我还挺热心地帮着拿串，他忽然说，“我有烧烤吃，你有吗？”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转身走到屋里，正好有一桌客人离开，盘子上剩了十几串，我抓起几串就出门，对他说，“看，我也有。”我爸看到，把我拽了回去。他没生气，只是告诉我，孩子，以后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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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那几年开家长会，家长都一拨一拨地去，只有我妈是自己去，自己回，没什么能打招呼的人。幸运的是，我成绩好，所以她觉得脸上有光。她现在闺蜜团的几个，洋洋妈妈，江阿姨，孔阿姨……我小学时候都没什么印象，哪有什么来往。
现在可不同了，她们亲密得很。圣诞节后，我留意起这个小团体的行踪，打电话，也问问我妈近况。一说这些，她都很高兴。江阿姨单位澡堂大，她们晚上一起去泡澡；孔阿姨拿了哪家商场的体验券，一帮人开车去做了美容。偶尔，我发现她在朋友圈发饭店折扣券，邀请点赞那种，就知道她们又去聚餐了。
我家的洗衣店，正好在新旧楼区的交界处，每晚她们散步，八九点钟总能到店里，这里成了小据点。我妈说，她们都很随意，自己玩儿，不耽误我妈做事，忙的时候，就帮着做缝纫活，为了一起遛弯，还主动帮店铺扫扫地。
过年前，我妈和我聊天，又说起这些阿姨。她说，“几个阿姨总提起你，在外面四处跑，多累啊”。她又说，“几个阿姨商量，想等你回来，几个孩子一起吃饭。”我说，“妈，说实话，这些同学我都没联系了，都不如你们家长亲。”她说，“嗯，确实。但是大伙都拿孩子们说事儿呢。”
我想了想，也对，有这么个借口，亲密点也不坏。于是顺嘴说，“那这样，等我回去，请你们一起吃饭，也算谢谢几位阿姨帮衬。”这句话把我妈高兴坏了，连说好好好，这事儿这么定了。
过年前，我从云南回到家，昏昏沉沉的。我妈给我做饭，揉肩膀，看着我傻笑，再晚点，她提醒我，“别忘了招呼这些同学和阿姨吃饭啊！”我翻了翻白眼，说招待啥呀，我根本就不熟。她站起来，瞪大眼睛看我说，“这你不能开玩笑啊，我都和她们说好了，等着你呢。”
我忽然觉得这比接了一个新项目还累，但又不忍心让我妈失望。我说，好，行，等初五之后吧。
我妈说，好嘞！
我就没组织过这么困难的饭局。
最开始，我逃避这件事儿。初五还很远，过完三十儿再说，等到初三，我妈问我，“准备在哪吃啊？”我还烦得很，说不急，我安排就行。到了初五，她又催，我才开始翻电话本，结果没有一个小学同学的电话，只在微信里有江阿姨儿子的联系方式——那还是前年暑假，在小区打球碰到的时候加的。
这怎么弄啊？我把希望寄托在闺蜜团上。她们不是经常聚么？随便牵个头就好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妈，她说也行。
下午，我正在打游戏，我妈打电话问我，问希不希望阿姨们参加？我没听明白，就说都行啊。没一会，她告诉我，说那大人们就不参与了，江阿姨说，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她们又不会，就让孩子们自己耍吧。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阿姨们已经完全相信了她们平时的借口，真以为我们像兄弟姐妹般亲近。
晚上，我和我妈说，“这事儿这么组织不了。”她说，“那就试着联系吧。怎么着也得攒局啊，而且说好了大人不参加的，你就尽量办吧！”
我硬着头皮，给唯一有联络的江阿姨儿子发了微信。聊了几句，又要了洋洋电话。我本来想一个连一个，但发现，他们互相之间好像有的亲近，有的却生疏，把握不准内部关系，只好又求助于江阿姨儿子。这么折腾一天多，才凑了四个人，明显不够，又打电话，让阿姨们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