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著名历史考据学家。史称他“家贫性介”，佣书为生，虽“负绝人之资，笃好读书”，“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却“居家事母，不乐仕进”，只是“为生计所迫更为科举时代大环境所裹挟”，人到中年后才去奔竞科场，只可惜才高运蹇，“数困公车”，而对此学界妄说误解不少，主要有：
一是俞正燮参加科举考试，有“五次”、“三次”、“二次”说；二是俞正燮中举的那一年，大多数学者主张在道光元年（1821），但也有认为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三是俞正燮参加曹振镛和阮元主持的礼部考试，一说是道光元年的“次年”即道光二年（1822），另一说是道光十三年（1833）。
首先，需要考辨的是：
其一，俞正燮中举是在道光元年（1821年），荣华堂的“嘉庆二十五年”之说误。俞正燮弟子程鸿诏《俞理初先生遗像题记》云：“道光元年辛巳，中式江南乡试举人。”《皇清敕授文林郎已故举人捡选知县俞公祟祀乡贤事实十八条》亦云：“俞正燮，安徽黟县民籍，道光辛巳科，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而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俞理初乡试红卷”的记载则可进一步佐证此说：
黟县俞理初正燮博学久困，道光辛巳江南乡试，监临苏抚某谕十六同考官，谓某字号试卷必留意，盖红号试卷，外帘有名册可稽，故监临知之也。是科正主考为汤文端公金钊，副主考为熊遇泰，同考某呈荐于熊，并述监临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摈弃不阅。同考不敢再渎，默然而退，以为卷既荐，吾无责焉矣。填榜日，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中丞问两主司，某字号卷曾中式否？汤曰：‘吾未之见也。’熊莞尔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盐商之子耶？’监临曰：‘鄙人诚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县俞正燮，皖省积学之士，罕有伦比者也。’熊爽然，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见俞正燮参加乡试，一开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为由，答卷被“摈弃不阅”，后得知是“皖省积学之士”俞正燮的，就“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举人，失而复得，实在是侥幸，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惨遭黜落，则是非常不幸了。至于许苏民认为俞正燮“直到47岁（道光六年，1821年）才中举”，“道光六年”应是“道光元年”，因为1821年是“道光元年”，“六”、“元”字形相近而误。
其二，陈东辉说“48岁的他在中举的次年赴京会试”，且确指是“道光十三年（1833）礼部主持的会试”的这种说法有误。查王立中纂辑、蔡元培参订的《俞理初年谱》，俞正燮“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岁”，“道光十三年癸巳，五十九岁”，故而陈东辉所认定俞正燮参加的那一次会试，要么是道光二年（48岁），要么是道光十三年（59岁），两说不能同时并存。
其次，笔者认为，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俞正燮一生共参加三次科举考试，而曹振镛和阮元主持礼部考试则是在道光十三年。
第一次，道光元年，参加乡试，详情参见上述。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榜上无名。这次恩科会试，史载“总裁：尚书英和、汪廷珍、侍郎汤金钊、李宗昉。”虽然俞正燮参加此次考试详情已不得而知，为何落榜也没有说法，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曾去拜谒过主持上一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也是这次会试主考官之一的汤金钊，了解到自己当年中举的一些内情。戴熙《习苦斋笔记》中有《俞正燮》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先生为壬辰孝廉，尝告我曰：予初次入都会试，遏副主考，则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谒正主考（汤金钊），则又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骇问其故，曰：“尔卷监临属副主考，宜细阅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阅。揭晓日，先拆尔卷，见黟县人，问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县俞某，则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则中矣！’其实我两人均未见尔文，故曰一读耳。”
不过，“查《年谱》，乡试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已，笔记误作壬辰，又题名亦错写为俞廷燮”。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岁俞正燮又一次参加会试。史载“三月丁丑。以大学士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铭为副考官”。
这次会试，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时运不济的他再次名落孙山。关于这次春闱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俞正燮的试卷为曹振镛所淘汰，而这也最有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如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为道光十三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毂矣！”闱文出，穆为效写官之役，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而汰其繁缉缛也。榜发，竞报罢。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初未之见也。
又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二云：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验之，果然。
周作人对此有感而发说：“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多磕头，少说话。据云即此曹振镛所授也。有此见识，其为文正公也固宜，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阮元在此次会试中力荐俞正燮却未能如愿以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镛在取士用人标准上大异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云：“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清史馆臣所言“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虽没有明说因何事不合，但从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们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俞正燮会试“未中”是汪廷珍所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礼部为同考官，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办。”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诞，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折节与论友朋，不敢以师礼自居。
此说虽为野史笔乘所记，影响却很大，广为学者所称引。然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无中生有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汪廷珍一生曾两任会试总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还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礼部尚书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鹤舫）”。而这两次会试，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没有参与其事。至于阮元为主考、王藻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会试，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总裁”，更不会对俞正燮考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经去世了。
这次会试时任房考王藻在《癸巳类稿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黟县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试所得士也，与同门久而不相识。癸巳春闱，余忝于分校之役，得理初卷，异之，意其为皖省宿学无疑也。既又得徐卓荤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时并荐，荤生得隽而理初下策矣。比荤生来遏，询以皖省知名士，则首举理初。因撮闱文中一二语，趣荤生亟往询之，果理初也。
并发出“荤生之与理初，遇不遇各有命”的感叹！
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仅王藻百感交集，即事赋诗云：“东风消息判春城，华国文章自有声。如是我闻真识曲，最难人说旧知名。夜光岂合山辉，丹液终期鼎转成。得失楚弓何能料，筵蒪心苦索分明。五色斑斓到手披，珠光恐或海中遗。雌黄过后反成误，皂白从头转自疑。真气自亏河岳秘，寸心上诉鬼神知。低徊十二年前事，惭说朱衣点头时。颊上纤毛掌上纹，丹青倏忽化烟云。有时豕亥刊成谬，容易珠鱼混不分。夺命偏争填海石，登坛始识背嵬军。输他黎阁星光炯，翥凤翔莺已出群。鼓应桐鱼石引针，众材森立尚如林。明珠一掬蛟人泪，流水三弹海上音。眼底新阴栽欲遍，帘前落叶扫何深。冥鸿已分翔寥廓，暮雨潇潇识此心。”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与人谈起此事，“犹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国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
对于俞正燮“数困公车”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镛所谓“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不喜欢考据文章之外，后人还有其它猜测之词。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关；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题内容有关，如萧箑父、许苏民认为：“俞正燮的情理观，多借发挥经义、就事论事来表达。《癸巳类稿》中有《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论》等文，分别对传统的‘节烈观’、‘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纳妾、强迫妇女裹足等罪恶的制度和习俗作了激烈的批判。仅由此看来，他的仕途不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