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耽搁，我去本地最好的医院看医生、做活检。几天后，那位医生拿着病理报告看了看说：“宫颈上皮内瘤变，不是癌。”她叫来护士，给我安排椎切手术的时间。
都说中国病人自己就是专家。回家的路上我不放心，边坐车边拿手机百度：宫颈上皮内瘤变是一组与宫颈浸润癌密切相关的癌前病变的统称。
什么叫癌前病变？这会变成癌吗？我惴惴不安。
好在闺蜜认识这家医院的一位专家。他帮我重新看了病理切片，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你不是宫颈上皮内瘤变，而是宫颈癌。”
这时，我才真的蒙了。
后来回想，如果没有这个老专家，我就被误诊了。
我逼迫自己不要沉浸在恐惧、慌乱的情绪里，既然遇到癌症，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渐渐我就发现，在国内想要找到靠谱的解决方案真的太难了！我无法完全依靠医生、护士，我还不得不靠关系、靠网络，最终一切只能靠自己。
你不光要面对病情，还要面对难以抉择的治疗方案、难看的脸色和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托了一位同学，我去见了一位妇科专家，听说，如果自己挂他的号，排队都要好几周。而在他几平米的诊室里，我才发觉，在中国当病人，你就不要指望一点点隐私。7、8个病人在候诊，诊室里内诊区和医生的诊台只靠帘子隔开，医生与我的所有对话，别人都能听见，她们听到我是癌症病人，全都盯着我。
害怕、同情、怜悯、嫌弃各种情绪，混杂在他们的眼神里。
有了第一次与误诊“擦肩而过”的经历，我开始尽可能多地咨询更多的医生，更多的专家，虽然我清楚，人永远没有办法穷尽所有选项。不过多方了解，再做出选择总没有错。
然而，这反而让我更加混乱。
因为我的病灶位置特殊，正好在阴道壁边缘，有的医生说是阴道癌宫颈侵犯，有的医生说应该是宫颈癌阴道侵犯。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癌症，治疗方案也完全不同。
即便认为是宫颈癌的医生，他们对我的分期也有不一样的判断，有人说是IIa期，有人说是IIb期。分期不同，治疗方案也不同。
我把各大医院的专家看了一圈，甚至同一家医院，不同的医生方案也不一样。最后，总结起来，共有3种不同的治疗方案。
有医生说，可以直接做开腹手术，但难度高、风险大；另一个医生认为，应该先放疗，缩小病灶后，再手术；还有医生说，手术后，保险起见，应该再做化疗。
一个医生一种说法。面对三种方案，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拿出哪怕二十分钟的时间和我详细分析一下，每一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哪一种对我才是最好的。甚至有一位医生不耐烦地说，“我就是这个方案，相信别人就去找他看。”那医生，看起来和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却没有那个年纪该有的耐心。没办法，她的诊室外还坐着一大堆病人。我，只不过是那么多那么多人中的一个。
可是，现实很残酷：病情没有完全确诊、分期不明确、治疗方案无法确定……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摆在我面前，生死攸关，我该如何抉择？
一天一位在私人银行工作的同学打电话给我，建议我考虑到国外试试，并推荐了一家红杉资本投资的中介机构。
现在想起来，这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很快，在盛诺的协助下，我开始准备所有出国看病的材料。这家机构告诉我，治疗宫颈癌最好的是英国和美国。两国宫颈癌的五年生存率几乎相同，分别是67%和67.5%，比国内的45.4%高出很多。不过英国治疗费用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绝大多数普通白领也可承受。经过考虑，我决定去英国最好的医院试一试，毕竟我们不是亿万富翁。
联系医院、办理签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和丈夫飞赴英国。到了不久得知宫颈癌HPV疫苗在中国被批准上市了。要知道，这个疫苗已经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10年之久。这10年，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中国女性。
到英国后，除了西餐实在不能恭维外，其他都很顺利。
按照预约的时间，我和丈夫坐在古色古香的医院候诊，20分钟后，大夫出来叫我们进入诊室。中国妇科是男士止步的，但在这儿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家属是否陪同。我希望丈夫能陪在身边，我不想独自面对癌症。
第一次见到D医生。那是一位50多岁的英国绅士，腰板笔直，没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得体的西装，一口自带贵族范的纯正英式口音。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很仔细地询问我在国内看病的情况，告诉我他已经认真研究过国内提交的MRI和其他病历资料，又非常仔细对我进行了妇科内诊。“宫颈癌IIa期。”他明确地告诉我国内一直难以确认的分期，并微笑着告诉我：“别担心，你的疾病完全有可能手术治愈。”
由于我的病灶小，D医生告诉我，到底采取根治性子宫全切，还是只切除病灶的手术，还需要多学科专家根据病情会诊后决定。
第二天，再见到D医生时，他已经为我安排了手术时间，是腹腔镜手术，手术由外科医生L进行。我紧张起来，国内的建议一直是开腹手术啊！我本能的想：是不是开腹手术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切得更加干净呢？
我很着急，在国内，我请了好几个专家帮我内诊，有的认为我的分期可能是宫颈癌IIb期，所以我很担心英国医生内诊时，没有查到右侧穹窿的结节，才选择了腹腔镜手术。
D医生告诉我，他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也做了非常详细的内诊，而且这个治疗方案是由宫颈癌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我的情况最适合做微创的腹腔镜手术，不要考虑创伤更大、感染可能性更高的开腹手术。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手术医生L说，他从1994年就开始做腹腔镜手术，2007年开始进行应用机械人辅助的腹腔镜手术，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最后他说：“请放心，如果你是我的妻子，我也会让她选择做同样的手术。”他的无可置疑的语气、他的幽默和可信，让我不再纠结不安。一切都听医生的！
手术安排在一周后，我和老公报了一个当地旅行团，去苏格兰玩了一圈。
手术前两天，我做了SPECT检查，将近一个小时，又做了CT。开门时，我惊讶地发现，门把手居然是温热的。盛诺一家的翻译人员告诉我，这是医院担心病人怕冷，特意做的。
手术前一天，我居然来了大姨妈，我和老公都觉得，手术肯定做不成了。但L说：“完全没有问题。”要知道，在中国月经期拔牙，都是不可能的事啊。
手术当天，因为我是那天的第一台手术，我在家洗好澡，凌晨5点，老公就陪我到了医院。
护士告诉丈夫，应该在哪里等待手术，我的衣服会存放在哪里，“不要担心，每两个小时，会有护士出来告诉你手术进展。”
随后，我便和盛诺一家的翻译一起去了准备室。知道我在月经期，护理员为我送来了弹力短裤和卫生巾。她还让我穿上弹力袜，是电动按摩的，据说这是为了预防手术中出现血栓。
为了让我有足够的隐私，准备室的百叶窗一直关着。当我打开百叶窗，护士就知道我已经换好手术服，他们才会进来，一切有条不紊，没有丝毫慌乱。
手术医生的助理们，陆陆续续过来看我，和我打招呼，给我鼓励，几乎每个人都在说：“你的手术医生非常出色，他会照顾好你。”
护士为我测量了基本生命体征，还有一个研究机构人员询问我，是否愿意把手术切下的组织，交给研究室研究。
这些细节让我深受触动，没想到医院原来可以这样尊重患者的一切权利，很多权利我甚至从未想过。
手术室护士重新核对了我的个人信息，询问我是否知道手术医生的名字、手术的名称，要切除的是什么。她给我一一讲解他们会如何把我推进手术室、如何移动到手术床上、如何放置监护器，在手术室清醒15分钟后，我会进入麻醉状态……充分的知情权，让我感到自己不仅是一个病人，更是一个被尊重对待的人。
另外一名护士，为我建立了输液通道，查看我是否有松动的牙齿或假牙。
麻醉医师对我说：“我昨天看了你的病历，你很健康，应该没有问题。手术后我会给你多一些麻醉药，你会去恢复休息室，不会痛。我很荣幸和这些护士一起服务和照顾你。”
最后，手术室的两个护士和准备室的护士再次核对我的姓名、医疗号码。我便被推入手术室……
醒来后已经过去了7、8个小时。医生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
英国手术真的好神奇，这样一个大手术，术后一片抗生素都没吃，在国内肯定要卧床休息一周，而在英国我只是留院观察了一晚。
当晚，护士便让我点餐，不像国内还要通气后才能吃饭。一个打着领结的男生推着餐车来到病房，给我送来营养套餐。
医生也叮嘱我，多运动才能更快恢复。当晚一定要下床活动至少1小时，回家后，至少要去活动半天。这在强调术后静养的国内是不可能的。
一周后，再次去医院，我是自己走过去的，我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这一个星期里，我还走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把鲜花放在客厅，我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了。
L医生告诉我：手术后，进一步肯定了我的分期就是宫颈癌IIa期。病灶被全部切掉，淋巴没有发现癌细胞，阴道壁边缘组织也没有发现癌细胞，不需要任何后续治疗！
我反复和医生确认，不需要放、化疗吗？医生坚定的告诉我，目前完全不需要。
一个月后，我又做了一次妇科检查便回国了。在临走前最后一次见面时，D医生给了我一个英国式的“含蓄”拥抱。他笑着说，以后你只要定期复查就好，在中国做也可以。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当时，这个“贵族范儿”罕见地做了个伤感的表情。我一下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心想这就是英国人的幽默吧。
我们一共花费了大约40万人民币，我和丈夫都是普通的上班族，算是中产之家，钱花掉了，未来再挣就是，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在刚得知患癌时，我马上想到我只有3岁的可爱女儿。我无法想像，如果我消失了，她的生活会是怎样。
不得不说，不管有没有神或上帝，冥冥之中，当人生的门被关上时，老天会在某个地方为你留扇窗。
我就是这样不幸中的幸运儿吧。
读书是我的一大爱好。在得知患癌后，我看过很多涉及医学的书，从《医学的真相》到《医生的精进》，再到《最后的告别》。在《最后的告别》里，身为哈佛医生的阿图·葛文德描绘了三种医生：
第一种是家长型医生，非常强势，患者什么都不需要知道，听医生话就行了。可是，从我的经历来看，面对癌症这样的疾病，病人和家属都特别恐惧，太想知道病情到底怎么样，应该怎么治，为什么要这么治，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等等。但是国内患者实在太多，医生往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第二种是资讯型医生。他告诉患者有哪些治疗方法，手术、放疗还是化疗。“患者说了算”。患者和家属自己商量，想怎么治就怎么治。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下，这也许是医生保护自己的一种无奈之举吧。
第三种是顾问式医生。他会让患者和家属参与到对病情和治疗方案的讨论中，最终拍板的还是患者，但是医生会给出专业的建议，帮助患者做出最优的选择。
很幸运，我遇到了第三种医生。对病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医生站在病人的立场上，为病人设身处地的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更重要的呢？
想起D医生,在讨论是否需要切除子宫时，他问我是否有孩子、是否想要冻卵等等，他考虑了我真正想要什么、怎样才能让我的未来更好。
我想，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说，医术都不仅是学术，更是心术。医生不仅是权威人士，更是可以带领患者前行的医者。这就是医学的境界，医生的境界。
最后，我还想感谢一个人，那位劝我出国看病的同学。人一生的故事由很多重要决定组成，感谢她在我经历重大磨难的时刻，给了我做出正确选择的建议。
希望分享我的亲身经历，能帮到更多的人，给还彷徨在病痛中的朋友，多一点希望。
拓展阅读
《我在美国捡回一条命》
回顾这一切时，按媳妇的话说，我又活蹦乱跳了，一口气上四楼的办公室都没问题。
我是一个医生，家在山东，三代家传正骨，治病救人习以为常，却没想到在38岁时我成了病人——肺癌晚期。我很不幸，美国医生也感叹“在美国你这个年纪患癌的也不多啊”。我又是幸运的，具有医生的专业知识，在发现癌症晚期后旋即赴美治疗，在美国最终找到了“救命药”。
曾经我特别绝望，以为最多能再活半年。大家都说，癌症晚期就相当于等死，离地狱仅一步之遥。一年多赴美求医问药，却让我重燃生的希望。我仍然在跟病魔赛跑，但是我的经历让我相信，在一代代不断更新的药物面前，很多癌症病人其实可以不用死。这是自己的感悟，也是给各位病友的鼓励：绝望之时再坚持一下，前方就是希望。
肺癌4期：瞬间我就成了绝症病人
当一个医生被另一个医生判定死刑时，是什么心情？
我深有所感。
中秋佳节，全家吃完团圆饭在外遛弯。我又感到左胸有点疼，就到附近同学的医院那拍了个X光片。这下可好，右侧肺部有一个大的结节，大约3、4公分。马上又做了个CT，晚上11点，片子出来心里就基本有数了，癌。
家里都是学医的。一分钟没有耽搁，次日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北京著名的一家3字头医院。到了医生办公室，看着片子，普外科的主任皱了皱眉：“肺癌4期，只能保守治疗，没有机会手术。”
“没有机会手术”短短六个字让我瞬间拉近了与死亡的距离。
我不死心地问：“能活多久？”医生认真地看了我一下，叹了口气：“不好说，也许半年。”
半年！我呆呆地坐着，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60多岁的老爹还是不甘心，又回去追问医生，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告诉老爷子我的肋骨、胸椎和腰椎都有病灶转移，半年就是客观估计。
做病人，做绝症病人，原来如此残忍。
“正骨慢慢来，癌症不能等”
得知我肺癌4期，医生圈众哥们炸开了锅。第一时间就有一位帮我联系了肿瘤医院，当天我就住进了三环的分院。
下午，一位在沾化行医的发小打来电话，说要不考虑去美国看病，他提到了国内最大的一家出国看病机构。巧的是，一会儿我二哥也打电话来提到这家，说他们和美国哈佛最大的附属医院签约合作。老爹一听二话不说，转身就去了那家机构在北京的办公地。我还记得晚上老爹回来，坐下来就说：“儿，别担心，定了，去美国最好的医院。你那么年轻，啥事没有！”
老爹从事正骨40多年，慢功出细活。没想到在我的事情上不到一下午的功夫，就定位到了美国。据那家机构的人后来说，他们也惊讶于老爹的高效，经过和我父亲的沟通讨论后，那家机构迅速“定位”美国排名第一的医院。
用老爹的话说：“正骨可以慢慢来，癌症不能等。”
天无绝人之路
得了癌症，才发现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打针，打化疗针。
为了控制病情，去美国前我先在肿瘤医院开始了两个疗程的化疗（一个疗程三周，中间休息一周，最后痛苦到没能坚持完）。
从早上8点开始打吊瓶一直到晚上6点，总共13袋液体，最小的250毫升，最大的500毫升。前两天还没觉得特别难受，输到第四天就不行了。恶心，不停地吐，吐到胆汁都吐没了还想吐，到第5、6天浑身跟散了架一样，完全没力气，想翻身都得靠媳妇帮忙。
回想我这个体格，以前连感冒都很少，平常上午门诊，下午手术，平均一天两三台手术，6到9个小时都没事，几天的化疗我就崩溃了。老爹、媳妇天天陪着我，我还得死撑着。到了深夜，有时候我真忍不住哭了，甚至想过：还什么半年，直接一刀算了！
伴随痛苦的化疗，我又去做了活检和基因检测。一周后拿到结果：EGFR19基因突变。
2/3癌症的发生是由自身引起，也就是自身发生基因突变。在国内，这种病的确基本没治。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在国内肿瘤科当医生的老同学告诉我，该基因突变在国外有药可治，建议我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尽快到美国就医。当时，美国已经有了针对EGFR19基因突变的特效药阿法替尼，而且疗效相当好。
我不敢再多想。大洋彼岸，可能是最后的希望……
（麻省总医院的一隅陈列着各种历史荣誉，包括全美第一的排名，看着让人安心）
赴美后的第二天，我就在媳妇和盛诺当地员工的陪同下去了那家哈佛附属医院。由于刚在国内做了化疗就去，我身体很差，走个两三百米就喘得不行。到了医院，坐下缓了好一阵，推车走来一位白人护士，很温柔地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推车上摆着饼干、饮料。虽然我没有心情吃，但是很惊讶于有这么漂亮的护士和这么好的服务。
医院很大很整洁，连卫生间也是干干净净，让媳妇感叹“这保洁是怎么做的”。诊疗区很安静，由于全是预约制，病人很少，大厅就4、5个病人，反倒显得工作人员很多。不管是医生、护士见到我们，都会递来一个温暖的笑容，有的还会用中文说上一句“你好”。
（医院内景，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人……）
在国际部办完注册，采血，半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大名鼎鼎的A医生的办公室。推开门，A一见到我们就立刻站起来，走过来握住我的说：“Hello, Dr. Li（你好，李医生）！”
这一点让我感触颇深。在国内，病人见到医生多半毕恭毕敬，极少有医生会站起来主动迎接病人（包括我也是这样，病人太多，哪有这样的功夫）。
自从这天起，每次见面A都会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叫我“李医生”，认真的表情常常把我和媳妇都逗笑了。每次结束，他还给我深深的鞠个躬，我连忙也回敬一个，心想这也太客气。
（A医生的诊疗室，不大，但“五脏俱全”）
一坐下来，A医生开始详细询问我发病以前和治疗以来的情况，对国内的化疗方案予以了肯定。尽管国内化疗实在痛苦，但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随后，我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最关心的问题：“我能活多久？治疗的可能性有多大？”A笑着说：“你的生存期多少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你有很大希望能治疗。”
“下一步怎么治疗？”我问。
“已经找到EGFR19基因突变，口服靶向药最有效。”他很肯定地说。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A医生又为我专门约了一位胸外科医生，讨论之下确定按A医生的方案先实行靶向药物治疗，剩下的原发病灶再行手术。
在整个看病过程中，当我问到无话可问时，美国医生最后还会来上一句：“Do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还有问题吗？）”作为医生的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医院、医生、病人就应该是这样“三位一体”。医院有好的设施，医生爱护病人，病人尊重医生，正向循环，这样才有良好的医患关系。
有药才是王道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药，可就是要命的事情。这会儿才知道：美国针对各种基因突变的药物有10多种，每年还有新的药物不断上市，但我国只有4种，最新的都是美国5年前上市的“旧药”。
作为医生+肺癌患者，普及一下关于肺癌治疗的知识。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2000年以前，治疗方式主要是手术、放疗和化疗。对于晚期肺癌患者，一般化疗的有效率只有20%-40%，平均生存期也就1年左右。真正改变肺癌治疗的是靶向药的问世，被称为“开启了肺癌精准治疗的新纪元”。美国的医疗数据显示，使用靶向药，晚期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有效率可达70%-80%，平均生存期为2-3年，一些患者的生存期达到5年以上。
自2003年以来，美国肺癌靶向药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而目前我国还停留在第一代，一旦发生耐药，病人就无药可用。此外，美国在2015年还批准了2个肺癌免疫药物，即PD-1抑制剂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而免疫药物是目前医疗界公认的最有希望彻底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法。
不少媒体曾经报道过，由于复杂的审批流程，国外新药进入中国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重症病人根本等不起……
终于在11月6号早上，我口服了第一片阿法替尼，这是2013年年底美国上市的，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19号基因突变。
腰疼，竟然是好的征兆……
想起国内化疗时的痛苦，吃药前我详细询问了副作用的问题。如医生和护士所说，吃了一个星期，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脸上、胸部和背部一些地方长了皮疹，脚的两个大拇指甲沟炎，轻微腹泻。
两周后，有一天我感觉腰特别疼，当天就去见了A医生。没想到他很高兴，说这是好变化。“你脊柱上的病灶缩小，会有空洞，在支撑你身体重力的情况下，你会疼十天左右。”
这家伙真准，我就疼了差不多两周，每天吃止疼药。针对止疼药的副作用医生也开了药，我心理上踏实了许多。
身体的改变很明显。我们住在医院附近的盛诺公寓，周围就3、4栋楼。开始，我连绕着这几栋楼走一圈都不行，慢慢地我不仅能绕上一整圈，后来还能沿着附近的查尔斯河散步。再后来，我每天在河边能跑上五公里。
肿瘤缩小60%，多处骨转消失
服药五周，惊喜来了！
PET-CT显示，我脊柱和肋骨上的转移都消失了，左侧髂骨还有，但骨皮质长起来了，肺部原发病灶缩小了60%！
那天是1月14号（重要的事情我都会记在手机里），媳妇别提有多高兴，抱着我一顿眼泪，比知道我得癌症时哭得还厉害，晚上她给我煮了一顿饺子。那顿饺子，真是特别香。
接下来，比较悠闲，每天吃一片药，然后就是电脑电视吃饭散步。出去之前，我以为肯定还要打吊瓶，要放疗，没想到这么简单。我有点不放心，A看我不放心的样子，笑着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话：你可以接受放疗，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我看到的，而是看不到的（比如淋巴转移、血液转移，这些CT核磁共振都看不到）。看到的我都可以用药物消灭，所以我不建议放疗（因为放疗不能用靶向药物）。
不过，好事多磨。每五周，我会做一次PET-CT。但连续三次下来复查结果都差不多，治疗出现了停滞。7月20号，A说你可能出现了耐药，要考虑给你换药。后来穿刺检查显示，我果然出现了耐药基因突变。9月15号，我开始服用AZD9291，也是每天一片。这是第三代靶向药，当时还没有上市，我参加了A推荐的另一家哈佛附属医院的临床试验，享受了三个月的免费药。A说这个药马上要上市了，临床三期都过了，对你没有副作用。服用下来果然，只有轻微的皮疹和甲沟炎。
12月3号，全身PET-CT和磁共振显示，髂骨转移病灶和肺上原发病灶均在缩小。之后服用9291略有咳嗽，其它一切正常。31号，我们决定带药回国。走之前，A说如果你下次来做检查还是咳嗽，可以考虑换药，列了四个方案。他建议EGF816，是正在临床试验的第四代靶向药，并说只剩一个病灶的时候，就可以做手术。
这会儿我才明白，原来A并不担心耐药的问题。美国近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肺癌靶向药面世。新药研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耐药的时间周期。回想国内有些伤感，目前最新的肺癌靶向药，还是美国5年前上市的。
美国治病的利弊
人命关天，出国看病到底好不好？一年多下来，我想可以一句话概括：有利有弊，但利肯定大于弊。
一、如上文所说，有药就是王道。不再赘述。
二、医患沟通。病人可以尽情发问，医生也实事求是。A的亲切也是让我感到舒服的一部分。临走时，他还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私人手机号。一年下来可以说，他不仅是我的主治医生，也是我的朋友。
三、技术水平。美国的基础医学很扎实，A不到50，光读医就读了十几年，严格遵循循证医学的要求，一丝不苟。一些检查也比国内先进。以查肝功为例，不用空腹也相当准确。服务也好，每次做CT差不多45分钟，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护士先来交待所有细节，不时问我有哪里不舒服。国内通常就是一句：躺下、别乱动，坚持会儿。不过，国内医生经手的病人多，经验丰富也是值得肯定的。
四、费用。我只记了大头的花费，倒是没有我想像中多。我一共做了6次PET-CT，平均一次1万刀（全身加强不到1万1），3次磁共振，一次不到4千刀。服用了10个月的阿法替尼，一月6700刀；2个月的9291，一月1.3万刀（前3个月因为是临床试验，所以免费）。每次见医生，大概600刀、700刀。房租一个月2000多刀。其它的吃和行都是小头，略去。总计大概20万刀。当然，接下来可能还要手术，费用还会增加，所以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病友来说，还是需要全盘考虑。
五、心理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离家万里，语言不通。我比较幸福，一是媳妇一直陪在身边，二是老爹坚持每晚与我跨洋视频，传递给我很多信心；三是入住盛诺公寓的几乎都是来看病的病人，大家没事串门聊天互相鼓励，也是心理安慰。邻居中有一个从一期临床就开始服用9291的70岁老太太，本来脑转肝转，去之前都快不行了，结果一年多下来活得好好的，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不是想给医院和盛诺做广告，尽管我非常感谢他们；我只想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与我同样不幸的癌症病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一分钟都不要犹豫、一刻都不要停留，赶紧去美国。美国有很多癌症的救命药，国内根本没有，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为什么国外的救命药进不了国内，你们可以自己去百度。现实就是：很多国内无药可治的癌症，在美国完全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