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学名文涛，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至祖父李锐时始徙居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亲李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银号，家财万贯。乐善好施，设立义塾，创“备济社”施舍衣食棺木给穷人，时人称其为“李善人”。李叔同为侧室王氏所生，时李世珍已六十八岁。五年后，父亲病逝，家境日趋衰落。母亲对其教育更是严格，五岁起背诵名诗格言，六七岁由仲兄文熙每日授《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等，并攻《文选》；八九岁时从常云庄读《孝经》《毛诗》和《唐诗》《千家诗》；十岁读《孟子》《古文观止》；十一岁读《四书》；十二岁习训诂，读《尔雅》《说文解字》，并开始临帖，攻各朝书法；十五岁读《左传》，是年即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之句；十六七岁从赵幼梅学词，又从唐静岩学篆刻书法。这仅是一份非常简略的“学历”，但我们可知其幼年即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方面广泛地学习，这也奠定他日后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厚实基础。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
李叔同的研究者陈星在《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一书中说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这和李叔同从小喜爱看戏、对中国戏曲有着独特的爱好与理解有关。他说：“早在少年时代，李叔同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他曾结识孙处（菊仙，即‘老乡亲’）、杨小楼（‘小杨猴’）、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更是欣赏，以致隔三岔五必去捧场。”因为彼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精通字韵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在艺术方面给她们以帮助，这是极有可能的，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李叔同工诗、善画、善歌唱、懂音律，对于传统戏剧的改良，曾经付出过不少心力。有人说他每天晚上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杨翠喜回家。不只是为杨翠喜解说戏曲历史背景，更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
另有论者说：“特别是后来迷恋梆子名伶杨翠喜后，更是经常到这些地方为杨捧场。……正因为杨翠喜的表演出众，对各种年轻貌美女性形象塑造的真切，包括扮相、化装等方面都给李叔同观察熟悉女性的形象特征以及日后男扮女装塑造女性形象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研究学者黄爱华在文中也指出：“李叔同出身于天津被称为‘桐达李家’的大家庭，他完全有机会从小接触戏曲，并迷上戏曲。……李叔同的家就坐落在三河岔口附近的粮殿后街，据说街上有山西会馆，馆内有戏台名‘春秋楼’，经常有戏曲演出活动。至于散在各处的戏园、茶园，更是举不胜举。这都为从小习文弄墨、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李叔同提供了看戏的条件和可能。应该说，正是李叔同在天津时期培养出了对戏剧的浓厚兴趣，才会有后来在上海的‘粉墨登场’，才会在东京创设春柳社演剧部，‘研究新剧戏曲，冀为艺界改良之先导’。”但黄爱华学者对于李叔同与杨翠喜的交往，提出质疑，她认为杨翠喜学演河北梆子，要在李叔同南迁上海两年之后，故可以断定，李叔同与杨翠喜根本无缘结识，又何来“迷恋于梆子名伶杨翠喜”，“隔三岔五必去捧场”？
但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叔同在上海因思念杨翠喜，还填了两阕《菩萨蛮·忆杨翠喜》：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晚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沉。
此两阕词，最初见于《南社丛刻》第八集，1914年3月版，署名李凡。据学者徐正纶的《弘一大师诗词全解》认为，该词以《忆杨翠喜》为题，一个“忆”字，可以推见李叔同认识杨翠喜当在1905年之前。陈星说李叔同早在少年时代，就欣赏杨翠喜的演艺，“隔三岔五必去捧场”云云，是不确的。李叔同1898年8月就自天津迁至上海，当时杨翠喜尚未来到天津，杨翠喜是1901年才迁来天津，1903年在天津各戏园演戏。词中“额发翠云铺”，形容杨翠喜留有“额发”，也就是俗称的“刘海儿”，并称杨翠喜“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也与她当时的年龄相吻合。徐正纶指出，1903—1904年间，李叔同虽已定居上海，但偶尔也回天津。这是有例在先的。如1901年春，庚子事变之后第二年，他就曾乘船至天津探访，作有诗词多首，收入《辛丑北征泪墨》。因此，此后二三年间并不排除他返回天津的可能性，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如果这个分析站得住脚，那么当他返津之时，闻知当时天津剧坛有杨翠喜其人，唱做俱佳，对戏剧一向爱好的李叔同前往观赏，并与杨翠喜结识，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看来与杨翠喜的结识，给李叔同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以致后来想起这位坤伶，还写了两阕词，寄托他对杨翠喜的怀念，“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李叔同表示愿将自己的一腔痴魂，化成穿花的蝴蝶，昼夜伴随在他所欣赏的这位女伶的身边。
杨翠喜，本姓陈，小名二妞儿，杨翠喜是艺名。
而当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病逝上海，他即率妻眷护柩回到天津，举办西式丧礼。李叔同自谓“幸福时期已过”，于是改名李哀，安置下妻儿，就在同年秋天自天津东渡日本留学了。临行前填《金缕曲》其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漛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翌年李叔同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专习绘画，旁及音乐，其间并与留日同学曾孝若、吴我尊、谢抗白、李清痕、欧阳予倩、马绛士等，创立“春柳社”于东京，研究西洋戏剧，他扮演《黑奴吁天录》的爱美柳夫人，颇着声誉。旋再演《巴黎茶花女》，自己置备了好些头套和女子服装，那是不惜工本的。加之他演艺的超脱，于是相得益彰，博得一位日本戏剧学家松居松翁的赞叹：“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成为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李叔同回国后执教于杭州，担任音乐、绘画老师，培育出不少艺术界的尖兵，如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作的《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至今仍在传唱。在个人声誉日隆、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将届不惑之年的他，却毅然奋身走入了佛门，1918年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吃素念佛，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弘一大师为振兴律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他是近世佛教界备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廊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前半生的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金石等多种天赋于一身，开文艺之先河；后半生的弘一，意志坚定如一，为正法久驻世间发愿：“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他将失传七百余年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清苦修行，被后人誉为第十一代律宗祖师。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对李叔同的评价是：“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而反观杨翠喜在李叔同东渡日本不久，早已经被段芝贵量珠聘去，送到北京孝敬载振小王爷去了。《菊影录》说杨翠喜“后为富商王益孙、道员段芝贵所赏。会贝子载振奉节东省归，道出津沽，置酒高会，一见翠喜，颠倒不置。段方有求于贝子，乃托王益孙名，以万金购翠喜为使女，即车送之京，进之贝子，翠喜则年十九矣”。后面引爆了什么样的政治斗争，是下面的章节所要逐一探讨的。但不管如何，杨翠喜与李叔同虽有过短暂的交会，但两人却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本文选自《声色晚清》蔡登山，柯基生 著，北京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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