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让男人感到不悦只是维持沉默的原因的表层。鉴于父权制世界观对我们思考方式的影响，男性暴力不受质疑，也很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它甚至不会被考虑，至少考虑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没有形成人们认真关注的基础。我想，当专家盯着照片看的时候，一定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确看到了——更不用说在家里看照片的人了——明白无误的模式浮现出来。但我猜想，这时会有一些事情让这个念头消失，因为真正承认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会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将比男人的愤怒更令人不安。这些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们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男人。它们是关于男性整体的，这触及了我们的某些东西：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方式看待男人，这是我们世界观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稳定。
《性别打结》作者、美国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
（图片来源：个人官网）
人拥有一种持续的意识，它关注什么是真实的以及什么是重要的，而世界观包含构成这一意识的一切东西。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或只是我们假定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事物的总和，是相互关联的信念、价值观、态度、图像和记忆的巨大集合。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是深层的无意识背景，它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地驾驭现实。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一切——从宇宙和我们死后会发生的事，到人们做某些事情的理由。我们从它所提供的材料中构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现实，这一现实是我们不必质疑，甚至不必思考的。它不仅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而且塑造了我们对它的理解。我们借由它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通过它为我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寻找依据。
利害关系越大，故事就越重要，生活在父权社会下形成的世界观无疑也是如此。与大多数特权体制不同，女人和男人生活在一种彼此高度依赖的亲密关系之中，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如果不能构建关于“人是谁”的观念——包括他们的思想与感受，以及他们可能会做什么，这便全无可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被引导着相信，我们生活中的男性——父亲、儿子、兄弟、丈夫、朋友、爱人——是好男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是安全的，除非他们表现得并非如此。因为性别参与定义了非常多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因为亲密关系需要某种程度的致使我们向他人暴露弱点的信任，所以在“暴力不是性别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享受着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相信性别既不是暴力发生的决定因素，也不是谁最终成为施害者或受害者的决定性因素上，我们也是如此。
因此，将男性暴力认定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每日新闻中报道中持续的、通常十分骇人的流行病的基础——从个人的殴打、强奸或谋杀，到能够以其突然与猛烈的残暴撕裂社群、震惊全国的儿童屠杀事件——绝不是小事。我们一次次地听到有人说，他们永远想不到这样一个男人会使用暴力。他们说，他是个安静的邻居，友好，甚至善良，是孩子们的好父亲，直到出于他们无从了解的原因——他们摇了摇头——他把孩子按在浴缸里溺死，勒死了妻子，或者上班时在停车场开了枪。我们几乎从没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然而所有这些男人都有家庭，有工作，有学校，或经常去教堂。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意识到这一点令我们深感不安，使我们质疑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原本全靠它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可预测性和秩序。如果这个男人，这个母亲的儿子，这个女人的丈夫，这个孩子的父亲，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相信另一个男人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后退一步告诉自己，这个人是疯子，但即使是这样，为什么几乎所有暴力的疯子都是男人呢？
除非我们想办法从心里彻底打消这样的疑问，否则我们迟早都要回来面对更大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会铺下这样的最小阻力路径，使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遵循这样的路径，结果导致男性暴力的流行？但是，从对这一问题的讳莫如深来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防止这类问题占据我们的头脑或公共谈话，从而让父权制世界观保持原封不动。
沉默之下还有一个更大、更深的层面，这个层面超越了对人们生活中男性个体的关注。在男性认同的世界观中，男子气概不仅被定义为男人和男孩的理想，而且被定义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标准，是成为高级人类的最直接的表现。父权制的男子气概是变得伟大的先决条件，是任何在文化上被定义为值得尊敬、钦佩和尊重的位置的决定性属性。例如，无论任何女性，如果她渴望成为总统、消防员、士兵、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任何类型的英雄，都将被以父权制男子气概的标准来衡量，而人们不会评判其男性对手的能力是否符合对女性特征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