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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期间，吴仪给钟南山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我很喜欢她。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敢负责任。
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
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两会上，钟南山走到哪里都会被媒体围追堵截。
但当本报记者提出想让他谈一谈吴仪的时候，他马上点了点头，跟记者约定了时间。
谈起吴仪，钟南山说：
“我很喜欢她。
”并表示，他有话想对吴仪讲：
“我想跟她说，我对得起你。
”
“我非常喜欢她。
”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很谦虚地问我：
“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
我跟吴仪熟悉起来，是在非典期间她开始接管卫生工作之后。
2003年春天全国两会之后，那个时候北京出现了比较多的SARS病人，死亡率也很高。
我就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这期间，我和吴仪的接触有好几次，其中她亲自约见了我两次。
第一次是让我详细地介绍对SARS的看法和当时的情况，另一次是她希望治疗SARS有经验的广东能够派人来支援一下北京。
当时我对她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
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
一些官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当时非典的情况更是有些人想糊弄过去，但她却是很谦虚地问我：
“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
我当时认为就应该把北京的力量整合，我说北京的医疗力量这么强大，为什么会搞成当时那个样子？
就是各搞各的，没有协调好，比如说，一些病人需要集中，病人的抢救需要一些比较厉害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去参加、指导抢救，这都是需要整合的。
于是吴仪在统一调配医生、专家骨干方面就尊重了我们的意见；
在做决定时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果断。
当时包括把病人集中到小汤山、调配一些医疗队到全国进行支援的决定，她认为对的，她就马上去做。
另外，她提出“广州的经验多，你们能不能留一批人在这里？
”我的副所长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一直呆了两三个月。
那个时候，卫生系统一片混乱，政府官员的讲话老百姓是不听的，政府处于失信状态。
但最困难的时候她站出来了。
当时北京的疫情，我相信她是了解的，虽然她是副总理，但她是在全力推动消息的透明，推动全国的协作，推动境内外的合作，她是鼓励这样做的。
吴仪一个是让我来向她汇报情况，商量怎么应付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她希望我来对公众讲一些话，因为当时一些发布会都没有人肯相信了，而我在电视台讲，群众就会听。
她让我在全国的电视台做了几次节目。
我用幻灯片来告诉公众，全国SARS的情况如何，应该怎么样来防止感染，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结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吴仪兼任了卫生部长，她能把其他部门调动、整合起来，这一点我就觉得她敢负责任。
她有这个优势，这非常重要，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吴仪提出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
2004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归侨的表彰会议，在会上见到她，她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她对我说：
“你能不能够来担任中华医学会的会长？
”我当时一下愣了，因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因为此前，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都是卫生部长来兼任的。
我跟她说，我年纪也大了，可以找一些比较年轻的来担任这个职位；
而且我人没在北京，也未必方便。
但吴仪跟我说，我认为你可以，你考虑一下吧。
后来，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我又接到了两次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的电话。
他说，我们在上海、天津等地征求了一些医学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你是能胜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这个职位的，吴仪副总理的意思是社会团体应该回归学术化，让它们搞学术、搞交流。
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当这个会长。
吴仪的指导思想我认为是很对的，这些团体的政治性不要那么强。
所以，高强说了以后我就认真考虑了，除了高强的信任以外，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吴仪对我的信任。
这几年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亲自告诉她，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2005年中华医学会第23届大会上，吴仪来了。
作为一个副总理来参加医学界的会议说明了她对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对医务工作的认可，特别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得的。
吴仪在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要把政府里很多技术性、规范性等一些职能转到医学会等社会团体。
这个提法我们非常赞成，并且把她的话当作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次温总理也在报告中提出来了，要发挥各种学会的作用。
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很多职能其实都应该是医学会来做，而不是给政府来做。
吴仪对医学会工作的推进极大，根据她的指导思想，医学院第一是服务，第二是民主，以前医学会像官衙门，这个在她的指导下变化很大。
当时坐在前排的吴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们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我对吴仪感受很深的还有一个她的讲话，在2006年9月份，在有关医疗改革的一个学习会上她讲到，“搞好社区医疗和乡镇医疗是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瓶颈”，这句话我觉得极为深刻，一下她就切中要害了。
在满足了社区医疗和乡镇医疗的设备和条件后，看病难、看病贵就能解决了。
在一两个月之后，高强也讲了这个问题。
而吴仪在他讲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
最近一次见到吴仪是去年9月14日，在北京国安剧场举行全国卫生系统文艺汇演。
当节目演到广东省中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音诗画《永久的思念》时，我们十位在非典时期工作比较突出的专家被请上台。
当时坐在前排的吴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直朝我招手，忽然又朝我们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当时坐在她周围的高强等其他官员也跟着纷纷起立，朝我们鞠躬。
那个情景，我非常感动，一直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我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已经快3年了。
如果有机会见到吴仪，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
“我，对得起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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