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马甲”运动：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 | 欧罗万象·法国

12月1日周六，巴黎再一次燃烧。以反对增收燃油税为肇始的“黄马甲”运动逐步走向激进化。今日（12月4日），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宣布暂缓增收燃油税等三项税改措施，但或许依旧无法阻止示威运动在本周六继续进行，因为该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对马克龙政权的质疑，以及对法国社会现状的整体性不满。

本文译自11月27日法国《世界报》对历史学家Gérard Noiriel的一篇专访，为理解本次运动提供了一个社会历史学视角。

译者：杜卿

Gérard Noiriel是法国高等社科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史、工人阶级史等。今年8月，他出版了新书《一部法国大众史，从百年战争到今日》（ Une histoire populaire de la France.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à nos jours）。

12月1日的游行中，示威者在凯旋门上写下：“黄马甲必胜”

若将“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放在您的新书所研究的人民斗争史中考量，依您所见，它有何新颖之处？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指出，如果我们仅止于观察运动直接的参与者，我们就无法理解大众斗争史。大众运动是一种把诸多行动者（acteur）牵扯其中的社会关系。我们必须把发动运动的、协调行动的、以同伴的发言人身份现身的众人考虑进去，还要看到提炼“冲突教训”的评论家们。换句话说，为了真正理解“黄马甲”运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链条上的所有端点。

我从最末端开始，就评论者说两句。这次社会冲突自基层而起，脱离了惯常负责公民诉求的组织，因此，特别多所谓的“公共话语专业人士”（professionnels de la parole publique）就此发表意见。这场集体抗争之新颖，使得他们把这未知之事与他们所熟识之事相联系，这就是为何我们见到了如此多的历史比较。像埃里克·齐默尔（Eric Zemmour） （极右翼作家，费加罗报记者，著有《法国自杀》等书） 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在“黄马甲”身上看到了新的“农民暴动”（jacquerie） （旧时代农民造反的总称，因为农民经常叫“雅各”[Jacques]之类的通俗名字，遂如此命名，含贬义） ；像丹尼尔·孔-邦迪（Daniel Cohn-Bandit） （曾为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 这样从抗争第一线上退出的人，将之视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 （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第四共和时期的民粹政治运动家，维护商贩与手工业者的权益） 的一种形式。光谱的另一边，有着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或让-克洛德·米歇阿（Jean-Claude Michéa） （翁弗雷与米歇阿均为法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前者成立卡昂人民大学，后者推崇乔治·奥威尔，批评法国的主流左翼） 等哲学家，他们强调自己的平民出身，从而以社会运动的合法代言人自居。他们占用“黄马甲”运动，为他们对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与高等师范学院（Normale Sup）的精英的一贯抨击推波助澜。“黄马甲”们因此成了无套裤汉（sans-culottes） （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义的平民的称呼） 与巴黎公社成员（communards）的高尚继承者，与各色压迫者英勇地抗争。

将“黄马甲”运动与农民暴动或布热德主义比较，是否有道理？

事实上，这些历史参照都站不住脚。比如，把“黄马甲”与农民暴动相提并论，既是时代错乱（anachronisme），也是侮辱。被定义为农民暴动的第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发生在14世纪中期，当时，法兰西岛（Ile-de-France）的农民起义反抗他们的领主。多少世纪以来对这些平民起义的偏见，始于当时极有权势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他于1360年代做了相关论述，并发表在著名的《大事记》（Chroniques）中。“这些被集合起来的恶徒，没有领袖，没有甲胄，他们抢掠一切，焚毁一切，毫无怜悯、毫无仁慈地屠杀，像狂犬一般”。“农民暴动”一词，指的是被精英们取名为“雅各”们（les Jacques）的农民的起义，在俗语“像雅格一样行事”（faire le Jacques）（像笨拙的、愚蠢的农民一般行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轻蔑的表述。

但1358年的农民暴动与现今的社会抗议毫无关系。那是在百年战争与黑色病的背景下，贫民们在饿死的边缘所进行的绝望起义。当时，社会运动相当本地化，不可能扩散到整个国家，因为起义者唯一的交流方式只有口耳相传。

“黄马甲”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全国范围内自发而成的动员。事实上，这场抗议活动在法国各处（包含海外领地）同步开展，但每个地方的规模都不大。总的说来，11月17日的行动日集结了不到30万人，与其他人民示威相比，并不算多。但这个总数，是由数千个分散在全境的小型组织拼凑起来的。

我们该如何解释，一场始于基层的自发运动，能在没有党派与工会的支持下向全国扩散？

人们一直强调社交网络的作用。无可否认，社交网络对运动的发起是十分重要的。可发送即时信息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与智能手机逐渐取代书面的联系方式，尤其是传单与观点媒体（presse d’opinion）。到目前为止，后两者都是抗议组织用来协调集体行动的主要手段。信息交换的即时性部分取代了以往面对面交流的自发性。

不过，单是社交网络，无法让“黄马甲”运动达到如此规模。11月17日和24日的行动日从一开始便被新闻台跟踪报道，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直播。11月24日周六早上，在香榭丽舍大街，记者比“黄马甲”人数还多。如果我们把这次运动与今年春天铁路工人的抗议活动比较，便能立即发现其中的差别。那时，没有任何罢工被这般连续直播，而电视观众们看到了大量愤怒的乘客攻击罢工者的言论。而在这个秋天，我们却很少听到愤怒的自驾者批评封路的人群。

我认为，“黄马甲”运动，与马克龙被选上共和国总统时的方式相近，后者同样出乎意料，且没有依附政党。这是我们刚进入的新民主时代的两幅写照，伯纳德·玛南（Bernard Manin）在《代议制政府的原则》（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将其称为“公众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正如选民依据目前的政治供求做决定一样——越来越少的人忠诚于某一个政党——，今日，社会运动的爆发，依靠的是某一时局或某一具体的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会察觉到，政党与工会的时代，对应的只是历史中一段有限的时期，即远距离的联系依靠书面媒介实现的年代。

11月24日的参加人数低于11月17日，但我们感到，运动开始激进化，“黄马甲”们意图去往爱丽舍宫既显示了这一点。某些观察者将之与1934年2月6日的游行 （极右翼组织的游行，导致了达拉第[Daladier]政府的垮台） 相比，那时，示威者也向爱丽舍宫进发，从而撼动了整个共和国。这种类比有道理吗？

从历史层面来说，该类比同样站不住脚。1930年代的法国比如今要暴力得多。1934年2月6日的示威者非常组织化，受右翼政党支持，由退伍士兵组织与极右翼联盟——尤其是火十字团（les Croix de feu） （由François de La Rocque上校领导的退伍兵组织，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领导，这些组织以准军事化的方式运作。他们的目的明确，即推翻共和国。对这场示威的镇压导致16人死亡，千人受伤。2月9日，对左派发动的反示威游行的镇压，又导致9人死亡。“黄马甲”的几个行动日确实制造了一些受害者，可警方并未向他们射击，这是堵路的人与被堵的人之间的冲突导致的事故。

不过，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又看到了1930年代标志性的对议会政治（politique parlementaire）的拒绝？

在我们的当代史里，大众对议会政治的敌意是一种常态。“黄马甲”想要避开对他们运动的一切政治僭取（récupération politique） （指的是某个政党或政治人物利用运动为己谋利） ，这是对公民身份（citoyenneté）的主流概念的一贯批评的延申。资产阶级曾一直推崇权力的授予：“投票给我们，然后我们打理一切”。不过，从法国大革命起，无套裤汉们便拒绝这种对人民的剥夺，推崇以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为基础的大众概念。因特网所推进的新技术，其积极的后果之一，便是重新激活了公民身份的实践，大大方便了公民的直接行动。这些封着路、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僭取的“黄马甲”们，杂乱地身处于1792至1794年的无套裤汉、1848年2月的公民-斗士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腓力的七月王朝） 、1870至1871年的公社成员与美好年代（Belle Epoque） （即19世纪末至一战前） 的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延续之中。

当这公民身份的大众实践得以茁长，我们看到，在公共空间中，出现了曾被埋没在社会的阴影中的发言人们。在“黄马甲”运动中，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些发言人身世的各异。尤其，女性占了很大比重，而先前，起发言人功用的，大多为男性。这些平民领袖今日能如此自如地出现在镜头前，是双重民主化的结果：教育等级的提升，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渗透。如今，精英们全然否认民众的这项能力，这更加重了他们对民众的蔑视。即便工人占了就业人口的20%，他们中却没有一人位列议会之中。为了理解民众对政治家政治的拒绝之剧，我们就必须记住这大规模的歧视现状。

如果在运动的扩张中，新闻台持续的报道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那该如何解释“黄马甲”们袭击记者一事？

我想，政治家与记者所投身的斗争已然陈旧，如今，我们见证了新的阶段，人民真正的代表开始出现。媒体不停传播示威者们拒绝被工会和政党回收的言论，以此继续媒体自身的斗争，这是为了排除其余的中介组织，为了将自身变为人民运动的合法代言人。在11月17日的游行前，记者为一位黄马甲成员的公开背书显示出了这一策略；连续播报的新闻台将这场社会冲突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未曾所闻的运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11月24日那天却暴露了新媒体的矛盾之处。对领导它们的人来说，“民众”一词即观众的同义词。他们对“黄马甲”的支持，让收视率急升。为了维持住他们的观众，连续播报的新闻台必须持续地展现戏剧场面，这使得记者们将突发事件与暴力事件放在了首位。如今，闹事者、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联盟关系，它突出示威者的“可耻”行径（正如11月24日的游行后，共和国总统所称的那样），以此让运动失信。正因如此，虽然闹事者只是示威群众的一部分，他们却成了电视报道的主要人物。因此，“黄马甲”认为他们被一开始支持他们的媒体背叛了。这正是负责报道事件的记者遭受无可接受的暴行的深层原因。如我们所看到的，民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蔓延到了记者身上。

将“黄马甲”运动定义为布热德主义的评论家给出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对新增的燃油税的拒绝，这反税收的面向早已出现在由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于50年代主持的运动中。

这里，我认为，为了理解 “黄马甲”运动，我们必须将其再次放置在长期的历史中考察。反税收抗争始终在法国大众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15世纪初，当查理七世设立覆盖全境的皇家税收制度时，法兰西国家最终稳固。自那个时代起，拒绝税收变成了大众反抗的一个基本面向。不过，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对税收的拒绝，是被一种不公的情绪所驱动的，这番情绪始终鼓动着大众阶级（classe populaire）。因为在大革命前，“既得利益者”（贵族与僧侣），即那些最富有的人，是被免税的。如今，这种对税收不公的拒绝再度鼓胀，因为，大多数法国人相信，他们交税，只是让一小撮极其富有的权贵阶层更加富有，这些人把资本转移到税收天堂，以此逃税。

评论家们正确地指出，“黄马甲”运动是大众阶级的贫困化与公共服务在大量所谓“市郊”地区的消失的后果。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民众的期待缩略成物质上的需求。损害大众阶级的最大的不平等，是他们与公共语言（langage public）之间的联系。70年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已经解释了为何当时的工会特别看重涨薪的要求。为了说清大众苦难的诸多面向，他们必须找出共通的词语。这就为什么工会发言人说“我不满意工资”，而不是“我不满意一切”。今天，“黄马甲”高呼“我不满意增税”，而不是“我不满意一切”。我们只需听一听他们的言辞，就能察觉到，他们时常表达出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在BFM-TV在11月17日播出的一则报道里，记者明显希望采访对象说出她在为燃油税抗争，但这位抗议者不停重复：“我们受够了”、“我们对一切都不满”、“普遍的愤怒”。

“对一切不满”意味着他们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型的大众抗争会不断揭露强权者对他们的蔑视，“黄马甲”运动也不例外。我们听到的许多言论流露出一种屈辱情绪，这滋养了民众对马克龙的愤恨。“之前，他曾说我们是普热德主义者，我去查了字典，这个混球是谁啊，可以这么侮辱我们？”11月17日，这番公车司机的言论被Mediapart登出，它很好地体现了大众的拒绝心态。

该如何解释对马克龙的集中不满？

在新书的结论里，我分析了马克龙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的历史引用。我们震惊地发现，大众阶级完全缺场。在他声称位列其中的伟大人物的先贤祠中，我们看见了拿破仑、克列孟梭（Clémenceau）、戴高乐，却没有饶勒斯（Jaurès）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左翼政治家，曾创办《人道报》，一战前夕被刺杀） 或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 (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 。确实，我们总统中的大多数均来自上层，但他们在得到国家至高的权力之前，都积累了漫长的政治经验，这让他们能接触到大众的现实。马克龙却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情况下就任总统。他的纲领所透露的眼界，显示出了一种中上层阶级中心主义，不时流露出天真。如果说今日，大众阶级的不满集于他一身，这也是因为，他为富豪们减税、同时为贫民们增税的举措，激起了人们深感不公的情绪。

在这些行动日中，我们也听到了种族主义、同性恋仇恨与性别歧视的口号，这使得某些观察者得出结论，认为“黄马甲”运动被极右翼操控。您对此有何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