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塑造中国的国家战略语言
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在各民族认同联合建立国家后，从法理上讲，族权就归属于国权，民族自决权就归属于国家主权，族群方言就让位于国语。国语是公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方言则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语言。公民语言从方言升华为国语，是一国主权存在的重要标志。
国家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而民族的命运就是语言的命运。历史上已有很多语言都被埋在地下，如果我们语言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它的音素、音节等细节上，而不关心这种语言的生命及其相关政治因素，那研究就失去了真义。要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我们必须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加大塑造并在世界上运用中国战略语言的力度。
在此，笔者建议用“中国语”的概念替代“汉语”的概念，并以此为起点塑造其地位高于其他民族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语的使用有助于国家认同。这对处于国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治理来说，有着特别迫切和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推广过“国语”，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广“普通话”，这些都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提升全体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有效实践。“中国语”当然也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塑造的战略语言。
第二，中国传统的“汉语”概念突出的是民族认同，缺乏的是国家认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各地区的民族方言没有必然的政治联系；但在各民族认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不同族群间还应当有一个“书同文”的统一性国家语言。现在，有“汉语”的称为，就得有“藏语”、“维语”等不胜枚举的民族和地方语言与之平行。它有悖于多民族联合建立国家之初共同达成的国家认同原则。在这些原则中，不统一的民族自决权、民族认同让位于统一的国家主权与国家认同。基于“汉语”语系的“中国语”塑造成为在国内其地位高于族群“方言”，在国际体现中国全民认同的统一的国家战略语言。
第三，国际社会早已为中国国家战略语言的塑造预留了现成的良好语境。长期以来，英语中将中国百姓用“汉语”要想表达“中国语”的意思，更多地表述为“Chinese”。Chinese，英文解释是“基于北京话的标准中国语”：而比较接近方言意义的“汉语”或“普通话”一词，英文则用“Mandarin”，该词的英文解释是“大多数中国人说的主要方言”。为此，我们也应在对内对外主流电视报纸杂志中用“中国语”代替“汉语”的概念。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塑造其地位高于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决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与此相应的语言政策应当是，保留和丰富方言的多样性，维护和提升中国语的主体性。
国家建立后，塑造主体语言有利于防止国内民族的多样性消解国家的统一性，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治理方面非常成功的重要经验。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的重点在“合众”（united）而非“众国”（states）的道理一样，事实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概念的重点也不在于“民族”而在于“区域”。现代国家理论表明，主权国家建成后，民族的多样性只存在于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民族差异已归属于地理经济学中的地区差异范畴；在政治学范畴内，这时的公民原则代替了民族原则，多样性的民族身份转化为无差异的公民身份。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塑造战略语言即无差异的“中国语”，更不意味着消灭国内多样性的民族特征，而是意味着在保证和进一步丰富民族多样特征的基础上提升国家的统一性。
注：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211三期项目《国家外语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刊于2010年10月27日《环球时报》第14版）
张文木：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1]自序
书每读每新，每写每新。当这部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快结稿时，自己才意识到这已经完成的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为下卷的写作先做的一番世界政治的“资治通鉴”的工作。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未来的中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部总结曾在全球政治中起过主导作用的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2]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未来安全战略的着作。中国60多年的发展已使其政治和经济在相当规模上卷入了世界，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3]这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
经营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经营和治理已为工业革命改变并为市场联为一体的世界，是需要区别于中国昔日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全球化[5]时代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恰恰是中国人比较欠缺而西方人比较擅长的。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性的大国，但那时中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只是区域性的。真正将民族的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是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将欧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将相互封闭的区域民族经济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此相应，英国人也就当仁不让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导者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相应的世界经营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这种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异化为直接军事占领、掠夺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的帝国主义模式。它以黑格尔称之为“恶动力”[6]即残酷和赤裸裸掠夺的方式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种模式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最终为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没，但它毕竟为人类开辟了相互联系为一体的历史。关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国之后的是美国-苏联模式。美国人曾与苏联人联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危机，启动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并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国。此后世界开始进入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这与19世纪初英国和沙皇俄国联袂击败拿破仑帝国后共同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们确实不能割断苏联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的联系，它曾通过制约资本世界的片面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美苏两种模式通过相互制衡而相互补充——苏联方面强调以公平带动效率，美国方面则强调以效率带动公平——成为战后世界治理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国独步天下。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国化”的婉转表述；与此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美国模式因失去制衡而显其片面性，并因此更加脆弱。
客观地说，较之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当然也少不了苏联在其中的贡献——更大的进步，它表现在对民族自决权至少保持形式上的尊重；它摒弃了对殖民地直接掠夺，而采用一种间接的经济政治渗透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这种模式具有的进步性，还由于美国政治家们善于学习、汲取并改造了英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从英国、继而苏联那里接过世界治理的主导权后，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人类文明从大机器工业化时代迅速带入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
但是，美国模式与英国模式一样，还是一种资本权力优先于人的权利、资本高于人本、效率高于公平的模式，它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扩大和深化了英国模式造成的世界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和宗主国、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就是在新世纪初擂响的美国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7]“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开展的“反恐战争”使世界越反越恐的结果，说明了美国这种建立在剥夺南方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治理模式，已不能在新世纪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困境。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8]，今天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美国人曾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武器，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也对准了美国人自己——美国模式脱离苏联模式的制衡不满10年便遇到了“9·11事件”，而美国与苏联辩证共治世界的时间却有半个世纪。
美国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9·11事件”后，人类再次燃起其少年时曾有过的“文艺复兴”激情，开始“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们将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希腊文明”移向“中华文明”，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而东方，尤其是东方中国在这仅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又进一步增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无疑对矫正目前世界治理模式的片面性将产生极为有益的作用。[9]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0]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1]转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2] 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改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发展曾对阻止亚洲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
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以致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3]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学问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肩负着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使命。
但是，经营和治理乃至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善于学习。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5]；不仅仅要向我们的朋友学习，还要向我们的对手，特别是曾经打败过我们和被我们打败过的对手学习。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直接的老师。在这方面，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对其加以总结，为此，我们还真需要为未来的中国准备一部总结这些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的“资治通鉴”。在本书上卷的《自序》中我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前两卷就是为卷三的主题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战略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我要尽力从世界范围找出“最硬的证据”来支撑卷三的结论。
书写到现在，经过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满世界跑”了一大圈后，我意识到自己做的已经不仅是解释和证明历史的工作，而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做着“通鉴”的准备。
记得儿时常唱“时刻准备着”这首歌，现在年龄大了再忆起这首歌的内容，感到自己现在写的这些文字似乎是在兑现着“红孩子”[16]时期的诺言。兑现了承诺的人生，才是一种能让人心释然的人生。
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是本书写作中不期而遇的结果。我在本书上卷及其他着作中曾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其中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7]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当我沿着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的思考和写作接近尾声的时候，蓦然回首，才发现我笔下所展现的思想逻辑与古今大国全球争霸——“两翼（太平洋、大西洋）包抄，中心（中亚、印度洋）突破”——的历史逻辑竟如此吻合。关于前者即“两个基本点”的研究，我在本书的上卷中已经完成，现在推到读者眼前的中卷则是对“一个中心”即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区域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其中大国运用国家战略能力的极限和底线的经验性研究和总结。
中卷从俄罗斯直写到印度和印度洋，约百万字。内容分三个方面：（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力量的极限与底线。在篇幅分配上，这部分是全书的重心。（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提出国家崛起的非线性规律，认为世界性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笔者还就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提出预警，认为：这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对于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结这些经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知己知彼，是中国将来在能够独立于民族之林并能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条件。我在本书的上卷及其他着作中曾提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18]和谐是通过斗争赢得的：讲“德”须有“道”，讲“仁”须有“义”，放弃大道和大义的“和谐”，反失了和谐的真义，那样就不能适应国家间不能回避的“上疆场彼此弯弓月”[19]的斗争形势。
斗争仅凭勇气是不行的，它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需要经验，尤其需要血写的经验。可经验与财富及一般的知识不同：财富可以继承，一般的知识可通过强化训练快速掌握，可经验既不能直接继承又极难强化掌握。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知识增长的悖论，这就是：人在继承上代留下的财富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富。这就是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20]他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尤其要在“惊涛骇浪”的实践中经受锻练并由此积累治国经验。国家决策失误的负反馈在危机中来得最快，这样经验也积累得最快；而承平时期，决策失误的负反馈来得非常慢，可能只有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很少有人愿意为遥远的未来危机而牺牲眼前的利益，这样就在国家肌体中植入了衰败的内因。具有丰富治国和外交经验的俾斯麦对这种知识增长的“悖论”也深感无奈。他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21]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当时的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我们今天的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中国更有意义。因此，我将这句话放到全书的开篇。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22]。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社会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
政治家的任务并不在于追随而在于引导和推动公众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历史上看，公众舆论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本质，而破坏性的公众舆论有时还会将人类历史引入灾难。法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农村在英国商品冲击下解体，大量失地农民涌进城市并使城市生活资源日显紧张，于是要求社会公平的口号喷薄而出，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其标准也越提越高，以致最后都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推出波拿巴？拿破仑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历史上最激进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鉴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教训，黑格尔告诫德国的政治家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23]法国这段历史的教训以及黑格尔从中总结出对德国发展绝对有益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予以充分的注意。
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真功夫。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样。认识国力的存量，需要逻辑推论，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历史经验。变量是国力计量的本质，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国家博弈经验积累最快的时期，并不是和平而是险象环生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这刺激了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俄罗斯历史及其全球战略的研究。仅从当时翻译并以各种形式出版的此方面的着作，尤其是其中大字号着作的选题——这些选题大体勾勒出了从沙皇时代到斯大林时期俄罗斯人远东战略的思路——和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就可体悟出那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界对俄罗斯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深度。平心而论，这种深度是今天同类问题的研究无法企及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已没有40年前那样来自北方的战略高压，更没有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残酷经历中迅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以及从中形成的高不可及的政治智慧。反者道之动。与大自然生长规律一样，没有压力，总体说来，学术成长也就失去了动力。但是，作为个体学者而言，如果能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常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并由此体悟到危险的高压，我们也可以获得学术成长的强大动力。为此，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为我今天的研究做了那么扎实（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扎实：选题极有深度，错别字极少！）的铺垫，没有这样的铺垫，我不敢想象今天我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俄罗斯的研究将会面临多大的困难；同样的道理，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幸成为未来同行们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
我曾在本书上卷的《自序》中说：
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
现在中卷已经面世，笔者特别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这部着作时，不仅要阅读其中的内容，而且不要忘记时常参照历史地图[24]；不仅要注意本书的观点——这是一种聪明的读书方式，而且要注意能证明本书观点形成的根据及其来源；最后还要将所有结论经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双重过滤——这是一种老实的读书方式。与“疼”“爱”等概念从来就不是从课堂，而是从经验中学来的道理一样，绝大部分的人文学知识，如果没有经验的过滤，是不能转化为包括鉴别力在内的人的实践能力的。言之无据形成的观点，有时可能很吸引人，因为他能启发人的新观点及其演绎，但也容易让人——古代如宋襄公和赵括，当代如戈尔巴乔夫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在举一反三中走入偏途。走偏了的学问，轻则害己，重则误国。若是前者，尚可理解，若是后者，则罪莫大焉。鉴于此，孟夫子劝这些把书读偏了的人“尽信书，不如无书”[25]。笔者年轻时曾经也欣赏过陶渊明说的那种“不求甚解”[26]的聪明的读书方式；随着阅历增长，自己才明白：老实的方式再配之以聪明的方式形成的才力，比仅靠聪明形成的才气更厚实和更具可持续性。才气与才力毕竟不是一个量级。
臧克家先生诗云：“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27]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仍在感受着古代如司马迁、汉武帝、唐太宗、杜甫、韩愈、苏轼、司马光等，近现代如孙中山、毛泽东等已经过世的贤人和伟人的所思所想，感受着他们的启迪和激励，这些内容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说明人是有双重生命即有现世的生命和来世的生命。步入天命之年的人，现世的功事大体都有了定数，而后世的修行，尤其是思想的传世价值还是“其修远兮”。文字是知识人生命中的生命。正如一杯清茶不能掺和猪油的道理一样，传世的文字不能带着现世俗风。如这时的人写文做事还有短期目的，那样来世生命将是非常短暂的。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8]前者说的是人的现世，后者说的是人的来世。我常想，当历史进入22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知识人能否给那个时代留下让人们愿意用生命保存并传承下去的文字呢？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此努力，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
本书上卷出版后，父亲见到书时很高兴，那时他身体已不好，但他还是抱病将书通校了一遍；2008年底，父亲病危中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将三卷书写好，并说不能为我校对后两部着作而抱憾。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一直鼓励我走治学道路。父亲临终前几天对我说：我们父子一场，是一种缘分。真的，父亲的去世使我顿感孤单，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字方面，我失去了可直接请教的先生。现在中卷已出版，可父亲与我已阴阳两隔。愿儿子的努力可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愿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舐犊深情。
最后，值得欣慰的是，本书上卷在出版的当年底即2008年10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山东人民出版社也于当年荣获“全国百家出版单位”和“国家一级出版社”的称号，这些对我真是一个莫大的鞭策和鼓舞。我对长期给我的研究以巨大支持的山东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对它所获得的国家荣誉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贺。
张文木
2010年6月20日
该书已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有需要者请与乌有之乡书店联系。乌有之乡 书店QQ：951172898 电话：010-51627564-11/0
[1]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分上下两册，约百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自序》主要内容公开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
[2] 笔者在此提出的“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概念有特定的内涵：经营，是一种各主权国家共同的行为，而治理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主导的色彩，但还是属于“共治”的范畴。在正常的情况下，二者都不影响国际主权的完整性，它只是各主权国家认知世界事务和参与世界事务的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经营和治理世界是各主权国家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是国际民主的重要表现，因此，国家不分大小，也不管愿意与否，都必然要有自己参与和经营国际事务的世界观。但是，且不说当前的世界，即使是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中，诚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分析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说：“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由于人的能力从而贡献不同，人之间得到社会产品分配的权利就会不同，因而他们理论上的平等权利，在事实上就是不平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如果将马克思的分析应用于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也会认为理论上绝对平等的国家权利，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国不分大小，都有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权利，但不一定都能担当起治理世界的责任。而对其相应责任不能充分兑现的国家，其权利也就在事实上同样得不到充分兑现。对世界和平和进步做出贡献大，所尽义务相对多些国家，必然要在世界政治中被赋予较多的主导权。世界政治的主导权——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处理世界政治的权力——是国际社会认可或事实上认可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心理共识。但是，世界主导权的过度伸展往往会转为世界霸权。霸权形态下的世界经营和治理行为则往往掺杂着霸权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完整性的内容。霸权则是对各主权国家平等参与管理世界事务的民主权利的破坏、歪曲和异化。因此，大国外交应当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不应当回避而应当积极利用其国际主导权，为国际社会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3]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个百分点的世行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会议还决定世行进行总规模为584亿美元的普遍增资，提高世行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的财务能力。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4]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参阅黑格尔着，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术语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5]笔者认为：“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经历过以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自然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优势和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非农业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参见张文木着：《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笔者理解，黑格尔“恶动力”是中国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西式表述。
[7] 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页。
[8]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9] 2010年4月19日，近20位美国“局长级”政府高级官员在美国联邦行政学院的安排下，来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密集培训。培训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能源、环境的管理与决策分析等领域。
培训班的第一课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包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五年规划”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1] 毛泽东：“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12]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1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19页。
[15]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6]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孩子》及其以“时刻准备着”为主题词的电影歌曲风靡全国，历久不衰。
[17] 司马迁：《货殖列传》。
[18] 《老子》第三十八章。
[19]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20]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1] [德]奥托·冯·俾斯麦着，杨德友 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2]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
[23] [德]黑格尔着、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
[24]1954年冬，毛泽东同吴晗在谈到读《资治通鉴》的经验时说：读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编着：《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25] 《孟子·尽心下》
[26] 《陶渊明集·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27] 臧克家：《有的人》，见《臧克家全集》第2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41～242页。
[28] 《汉书·司马迁传》。
张文木：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战略能力
实力是国家搏弈的基础。不管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应该表现一种国家战略能力。
软实力，是用于保卫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仍没有摆脱其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后发展成了“硬道理”，由此，发展与资源的矛盾也就有了绝对的性质。如果这样，离开资源，尤其是离开稀缺的物质资源，谈软实力就是空谈。
有人说，站在国家角度视野太小，应该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问题。如果这样，还不如站在宇宙的角度看问题，但这样谈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样的问题没了边沿。从哲学上讲，没规定则无肯定。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规定，还没有超出国家。还有人说，人类都进入了信息社会，高科技化了，所以主权弱化了。但再高科技还要吃粮食，要粮食就要土地，要水源。这些都是稀缺资源，观念或许可以超越主权，但现实则是，所有稀缺资源，对民族生存来说是绝对不能超过的。人类社会千变万变，就是吃饭的粮食没变。今天的馒头与战国时的馒头相比，没有大的变化。
因此，今天的软实力理论建设要用约减法，约剩到最后不能再约的不是思想观念之类的唯心东西，而是稀缺资源。要想获得资源稀缺就得进行战略搏弈。国家间搏弈就需要软实力，而国家生存与发展则是我们所有软实力理论讨论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软实力，并不是一个纯观念的东西，而是用于保卫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是软实力概念的核力内容。
国家力量的对比主要表现为国家战略能力的对比。历史上富裕的国家往往被穷国打败，这说明财富与能力，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是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战略能力并不是由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堆出来的。以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分布为证：182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产值中，中国占32.4%，日本占3%，欧洲占26.6%，可中国在20年后的1840年却被一个小小的岛国英国打败了；1890年的世界国民总产值中，中国占13.2%，日本占2.5%，欧洲占40%，可中国在5年后又被另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
如果有人说，这些资料太久远，那让我们看看1950年到1980年间，苏联经济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基建投资、工业劳动生产率等各项指标均比美国高，结果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2年，一个偌大的苏联在八年间就荡然无存，而美国至今仍在称霸世界。
因此，软实力研究的底线是不能软得没有实力。软实力研究不能软到“发嗲”的程度。发嗲就让人瞧不起。有人拿今天的中国跟新加坡比，绝对不行，那是两回事。新加坡能发嗲，中国则不能。
软实力的哲学也是和平的哲学。国家战略能力由国家战略文化、战略思维、战略管理三大块内容构成。战略文化是国民整体政治认知水平的体现。这几年美国大选中大众喜欢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日益与中国“超女”接近：重表演而非重实绩，这对美国和中国来说，如果民众都是像清朝那样莫谈国事或像今天美国民众那样政治儿戏化，那就意味着国家战略文化的堕落。国家战略思维是国家战略文化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为国家知识分子的政治认知和战略谋划水平。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是否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与否，都是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战略管理是进入高层实践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取决于其智库的战略思维的支撑的水平。一般说来，处于上升阶段的战略管理有巨大的人才吸纳能力，而对人才的逆向淘汰，则是国家战略管理衰落的表现。
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尽管美国在上世纪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尼克松又接纳基辛格入阁，这使美国在得以中兴。尽管俄国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国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京，俄国便迅速复兴。而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小布什政府逆向淘汰了鲍威尔等战略家，其结果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衰局。历史犹如一场场国家兴衰的活剧：同样的硬实力，一旦注入不同的软实力，竟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最后，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国家战略能力本质并不只是打仗的能力，而是缔造和平的能力。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日本东条英机、德国希特勒，还有美国的小布什都是因赢而败，其原因是他们的战略能力中失去了缔造和平的能力。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城，消失于世界性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软实力的哲学又是和平的哲学。
来源：环球时报2009年12月1日
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通过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如果中国未来在政治上陷入印度式的制度，在经济上走上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反倒还不如印度。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笔者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视角提出并切入问题，探讨了不同发展道路对印度和中国两国经济造成的不同后果，并对由此产生的发展前景做出基本评估。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其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也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下面从长时间段得出的统计数据似乎是对这个见解的有力证明。
表1显示，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1700～1820年间也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同期印度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居于领先水平。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在1890年后的5年，即在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7年英国击败印度的民族抵抗后，印度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强盛。表2、表3提供的数据反映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表2、表3的资料说明：从1870～1950年间，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远不如拉丁美洲，可拉丁美洲在第一次大战前已被欧洲所征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多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国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如沙皇俄国时期，但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能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指标。历史上，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般说来总要比强国快些，这正如贫血病人的心率，其脉搏的运动总要比健康人的速度快些的道理一样。
结构差异产生于道路的不同。选择自主性还是依附性发展道路（不管它们是什么主义的）是近代以来国家斗争的焦点。资本主义国家间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间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毛泽东抵制苏联霸权主义，主要抵制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的围绕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抵制的是苏联胁迫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企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都是国家发展道路间的斗争。当时西班牙希望英国成为其依附性国家，英国而后又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成为其依附性国家，前者希望后者为其提供市场、资源而不是技术；而后者却不愿成为这样的国家，它们因此而不惜一战。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不是源于国家间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而是源于各国力图将生产力掌握在本国手里并由此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技术含量的大小而非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决定着国家财富的多少。工业革命后，世界利润的流向地并不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而是技术密集型的国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只有在拥有自己的生产力的国家中才能产生，而不是在依附性国家所依赖的附加值极少的自然资源中产生。当产品交换是以技术附加值的多少为利润导向的时候，此时以出口本国资源、以让渡本国市场来换取工业国家技术的依附型经济在国际利润分配体系中所获得的份额就显得无足轻重。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发展的起点是原材料产品（即羊毛以及由此发展出纺织业），对于“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者梅俊杰认为，“就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刚刚起步的英国抓得最紧的并不是对本国资源的开发，而是对自主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对今天的自由贸易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国度（英国）在其起步阶段恰恰是以残酷的国家暴力来推进和垄断技术的，这点与制造人权意识形态的国度（法国）曾经是制造“断头台”故乡的现象正好暗合。
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容的《牛津条例》，要求“英国所有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国政府多次对本国人民强调这些规定。不仅如此，英国王室还将这些规定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国家暴力要求本国人民执行。1547年，英国王室在诰令中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 1549年，英国王室又颁布更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实际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英国法律规定，违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 。据考证，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进口的诰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 。
英国人在用非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手段击败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同时，又用这种方法击败了印度的经济优势。17世纪末，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的一大部分（按价值算约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 。这是因为，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议会中尚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
英国的羊毛生产在经济方式上竞争不过印度的棉布生产，于是英国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国议会对进口棉纺品实施了更严厉的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安葬法》，规定“无论是谁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罚款5镑，据统计，在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因此这项罚款额度“相当于八个月的收入”，足见消费管制及贸易限制之严厉。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1700年，英国下院又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绵布，已经或者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 。1704年，议会又决定把这一禁令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
1721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立法规定，自1705年圣诞节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者将被课以5镑罚金，如果违法的是商人则要课以20镑罚金。为使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英国官方还鼓励公民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5镑获金。1721年的这项法令“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关上了大门”。1774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织棉织成的新制衣钸，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议会开幕式上，乔治一世经内阁授意，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德国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 。
认识到英国经济发展的上述历史，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意身着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推行国民消费国货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们就不难体会出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术和市场垄断政策时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斯大林评价说：“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
英国是海岛小国，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帝国的欺负：一开始受古罗马人欺负，接着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欺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还不忘征服英国。可是，英国人愈挫愈奋，用“铁与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创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将“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将生产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本色，英国是以残酷、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而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利用欧洲大陆的动乱将大量法国技术人员吸引到本国去加以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各国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斗争。从短期来看，依附性道路代价较小，欧洲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处于强势地位的法国人，与18世纪下半叶俄国维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苏联的布哈林经济思想一样，在工业化起始阶段，也倾向于选择依附型并通过暂时的经济依附渐进地转入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的法国是农业国家，它看到了英国的崛起，也想对本国实行工业化改造，但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斗争并需要以暴力开路的政治过程。当时法国人想得很简单：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等自己有了钱，再用钱买来英国的工业技术，这样就能慢慢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英国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国于1786年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说：“他们（法国）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20%），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 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很像我们前些年有些学者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认识，认为进行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在国家间的搏弈中起着一锤定音作用的军事因素，两方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也会在双方贸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法国农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越多就越不赚钱，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农民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蜂拥进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样的经验及其中的教训对于今天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黑格尔说过：“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其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由于资源少、土地少，在与英国的贸易交换中，那些因破产而失去土地农民只好进城，于是法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动荡，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高附加值的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拿破仑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封建庄园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已经独立运转起来的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被毁坏，法国还是挤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成为今天所谓“北方国家”的最早的成员。在这之前，实际上，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是英国的外围国家，也就是那个时期的依附型的“南方国家”。
美国开始也是依附英国的，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但英国人的那点发家秘笈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身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其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率承认，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他说：“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 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这些思想遗产是促成美国人民誓死抵抗英国分裂美国的图谋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林肯的重要原因。
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 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美国内部分出一个国家来。美国人对此坚决抵制，并把英国人赶出了美国。当时，为了反对英国，欧洲大陆国家也帮助了美国。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通过美国在大西洋西岸牵制英国。
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国内“两条路线斗争”，即选择走自主道路的北方和选择依附道路的南方的最后摊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通过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两种发展模式的斗争最终使南方提出与北方分离。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林肯在国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在国际上获得了沙俄的支持，最终统一了美国。美国南北统一后，沙俄还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人利用欧洲矛盾迅速崛起，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反抗欧洲压迫的斗争中，美国的国家版图也得到迅速扩张。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速度过快的时候，往往也就难以兼顾公平。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重复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经历：两极分化严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现在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军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呢？美国与英国一样走了出去，大力发展海军，向世界要资源和市场并为此扩大以本国为中心的依附地区。所以，对整个西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国家是通过扩大和掠夺它们的依附性国家而获得发展的，而国家海军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的力量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这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利用他们的海军加速在东方的扩张。中国和印度的战败使得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被掠夺到了欧洲，这又使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这使欧洲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共同富裕”中，从被压迫的阶级摇身一变而成为“压迫民族”。于是，19世纪40～70年代，欧洲一致起来压迫和掠夺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就这样形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今天“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产生的历史前提。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在1898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夏威夷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台湾，是美国进入远东的跳板。20世纪初，美国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用东方财富补偿国内贫困阶层，缩小两极分化，美国国内剧烈冲突的阶级矛盾由此逐渐得到缓解。
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很能说明问题。苏联与中国经历相似，它选择自主模式是因为有沙皇时期工业化运动失败的经验。19世纪俄国与拿破仑前的法国一样，也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当时的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并直接移到俄国就可以了。于是他从法国人那获得了大量贷款，大量购买西方技术，通过政府推动等方式使俄国工业化获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俄国工业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19世纪末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就难以为继。1905年，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开战，俄国战败，其维特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嘎然而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俄帝国的经济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行，其间的帝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也随之自行解体，这一时期的经验促使列宁和斯大林对本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终做出走以工业技术为主动力的自主发展道路选择；这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买办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促使中国人民做出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历史经验。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对后发国家影响较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用“种树”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收获果实的能力的大小而在于种树的能力的大小。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采取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长期在德国从事革命工作，德国的这些成就对列宁及其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和电气化计划；斯大林在国际上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4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在党内拒绝了与之相适应的“布哈林道路”，其主要考虑就是怕过度依赖外资会阻碍苏联经济的自主性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斯大林与英国人一样，他在坚持本国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却不希望别的国家也搞自主性经济。他不让东欧那些国家走自主性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明白，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的矛盾，正如自愿作奴隶的人与其主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矛盾一样，一个愿挨，一个愿打，这会有什么矛盾？真正的对立性的矛盾冲突来自“一山不容二虎”式的自主型经济间的矛盾。正因此，斯大林在考虑打败希特勒德国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时，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则说得更绝，他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国家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
二、起点相同但道路不同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后果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产生于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那条道路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 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已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是钱德拉？鲍斯 。后者是个强权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德拉？鲍斯主张用利用德日的力量，用军事手段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后死于飞机失事。从此，印度统治阶层中失去了强势人物。最后，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权并使印度获得了独立。这个结果的好处就是其成功快，成本低；其负面影响则是庞大的私有产权被保留了下来。而所有制越复杂、产权继承的历史越长、分割关系越细密，国家发展的产权包袱就越重：为了发展，就必须补偿庞大的产权利益，并为此必然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这就严重削弱了印度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剃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的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小农由于缺乏偿还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占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就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偿还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迫使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其导致结果是：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革命在历史上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表4可见一斑：
表4显示，几乎是同时建国（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 206亿卢比。印度外贸那如雪崩一般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我们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表5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由表5可知，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印度IT产业的这种依附性的特点，在表6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6 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表6表明，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从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战略IT产品出口竟只有1亿卢比，而从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战略性IT产品竟没有数据。是没有统计，还是西方对印度不再有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 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这可从下面与自主型的中国IT产业的比较中看出（参见表7）。
即使在电子领域，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三、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前景的基本评估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 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时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张文木：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2009年5月25日，继2006年10月9日核试后，朝鲜再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又连射5枚导弹。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针对韩国加入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单方面发表声明，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1] 国际舆论为此哗然。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2]。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尽管不能不谈——朝鲜核试的责任问题，而是其中朝鲜单方面作出的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3]的声明对中国及亚太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分析东北亚问题，要看世界基本矛盾。我们只要看看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就不难明白，当前的世界基本矛盾，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强调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朝鲜核试爆正是小布什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对整个南方国家恃强凌弱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又随意为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贴“邪恶轴心”的标签并于2003年撇开联合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而在事后，不仅美国，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行为作出“最强烈谴责”，甚至没有作出法律解释。朝鲜是一个弱国，而且曾是被当时的美国划入“邪恶轴心”的弱国，设身处地，面对这样一个“打你不商量”的世界，难道国际社会还可以只谴责没有解除武装的弱国，而不谴责已武装到牙齿的霸权国家吗？邓小平同志就南北问题继续说：“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5]这话反说就是：如果北方世界不考虑南方世界的处境，让南方没好，那谁也没好。世界若总这么“嫌贫爱富”，不尊重弱国的利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弱小国家中将会升起更多的蘑菇云。果如此，届时的世界那就真应验了1965年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6]
我们要知道，毛泽东这首诗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两家大搞被毛泽东讽刺为“仙山琼阁”的苏美共治并联手对中国实行围困打压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就沿中国东海岸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签订了一大串同盟条约，拉起了对中国的包围圈。60年代初美国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越南战争。这在东南方向对中国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毛泽东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8]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诗用词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在西南方面，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从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9]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0]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1]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试问如果不打破霸权国家核垄断，那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或“G2”中解决本国的安全问题，那谁愿意顶着这么大压力搞原子弹呢？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劳动阶级被压迫问题，只是在“四一二”中看到被血洗的现实后，全党在国内政治中才达成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共识，毛泽东告诉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2]在国际政治中才知道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3]
但是，中国原子弹的巨响并没有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有所收敛，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间，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1965年3月，在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苏共召开莫斯科会议，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的分裂。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中国兰州和包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忧虑。1969年3月初，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5月，苏军进入蒙古兵力已达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和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携带用以实施战略核攻击的氢弹。7月19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提交给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形势调查报告开篇就是关于中国核基地的情况，称“目前在中国惟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轴-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竣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14]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中央领导核心企图用先发制人的方式，运用核打击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和核潜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称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15]8月13日，苏联在中国新疆铁列克堤挑起军事冲突。1969年8月21日，美国国务院收到的电报称“苏联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在此间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最近收集的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一系列证据表明，莫斯科也许在准备于近期对中国采取行动……这项军事行动的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任何可以看到的中国的进攻威胁……”；“8月18日，苏联大使馆二秘达维多夫询问国务院一位官员，如果苏联发动攻击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电报称：“这是苏联官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到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16]
但是，苏联对中国持续高压的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是中国进入针对苏联的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
结果是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的继续高压，高压的结果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苏联具有灾难性的变局。
就在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的同时，美国外交则因越战失败而悄然出现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不仅被拖在越南战场不能自拔，而且其经济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在与苏联力量的较量中渐处下风——这与目前奥巴马面临的形势十分相似。1968年1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立即着手推行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政策。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7]这是对中国发出重要的求和信号。随之，尼克松利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全力推动和改善美中关系。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正在高调谴责美国在越南“暴行”的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两年前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