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深重之时，多个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违约风险隐现。欧洲央行及欧元区较为稳健的成员国提供纾困援助，助它们避过一劫。为了让受助国的政府财政重建可持续的根基，这些援助不无附带条件，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痛苦的预算削减不得不做。其他经济学家则表示，削减预算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增长放缓，政府收入减少，受影响国家会因而更加穷困，负债更重。

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对这些紧缩计划作出如下评判：它们造成的经济损害远超人们最初的预期，包括IMF自身的预估。IMF之前相对乐观的预测哪里出错了？它大大低估了财政乘数。

财政乘数是一个简单、强大而备受热议的概念，也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要素。在过去80年里，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评价变化甚大——一度视其为至关重要，之后却又将之贬得一文不值。如今，该理念再度风行。

财政乘数的概念诞生于当年关于如何应对大萧条的激辩中。上世纪20年代，英国深陷经济衰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价上涨，英镑走弱。然而，政府仍决心让英镑价值重回战前水平。为此，政府维持过紧的货币政策，导致长期通缩及经济疲弱。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如何改善困顿工人的境况展开了争论。其中一个建议是推出公共投资项目，有人认为，这可以让失业的英国人重新就业。

英国政府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它信奉当时的传统智慧——如今常被称为“财政部观点”，即通过借款融资而来的公共支出不会刺激整体经济活动，因为经济体内可供借出的存款供应量是固定的。举例来说，如果政府调用资金修建新公路，就剥夺了私营企业能得到的等量资金。经济体中某部门支出及就业的提高是以另一部门支出及就业的下降为代价的。

然而，随着世界陷入萧条及英国经济危机的加深，质疑这一观点的呼声日益高涨。1931年，英国经济学家卡恩男爵（Baron Kahn）发表了一篇论文，支持另一理论：公共支出不但通过直接开支对经济起主要推动作用，还带来其他“有益的反应”。举例说，假如修路可以让工人摆脱福利救济，并使他们的个人消费有所增加，那么，他认为，整体就业可能因此而持续上升。

卡恩的文章和当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念相契合。当时凯恩斯正在撰写日后成为其代表作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他更完整地阐述了财政乘数发挥作用的原理，以及政府可以怎样利用该乘数让颓败的经济起死回生。

凯恩斯是位独特的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一身花呢西服，蓄着海象胡子，处处散发着贵族气息。然而，按当时标准来看，他也是位自由无拘的人，与艺术家和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及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 Forster）在内的布卢姆茨伯里派文人团体（Bloomsbury Group）过从甚密。凯恩斯在一战时期做过政府顾问，参与过最终向德国索取惩罚性赔款的凡尔赛和谈。这一过程让凯恩斯感到沮丧，他在上世纪20年代写过一些尖刻的文章，更广泛地指出凡尔赛和约及战后经济体系的风险。

因无法劝说当权者改变主意，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加剧，深感懊恼的凯恩斯开始撰写一部鸿篇巨著，批评当时的经济共识，并提出另外一种理念。他视这本《通论》为革命性作品，事实也被证明的确如此。

该书满是深刻的经济见解。然而最重要的贡献是书中命题背后的推理。该命题是，当一个经济体在非充分就业下运作，决定投资水平及国民收入的是需求而非供给。凯恩斯认为在投资支出的变化上存在一个“乘数效应”。举例说，政府额外支出的一些资金将直接带来国家产出（及收入）的增加。起初，这部分资金会流向承包商、供应商、公务员或福利救济受益人。他们继而会把一部分的额外收入花掉。赚了这些钱的受益者也会多花一些，从而使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加，如此继续。假如政府削减开支，负面影响将以相同方式扩大。

凯恩斯认为，由于他称之为“流动性偏好”的因素，上述见解更显重要。他猜测，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希望持有一些流动资产做应急之用。在金融前景不乐观之时，对现金或类似流动性资产的需求就会上升；投资者开始更担忧本钱不保，而非利钱高低。凯恩斯假定，这可能会导致“普遍过剩”：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把钱紧紧捂在手中，花销减少，生产及收入继而受到压抑，令人们境况更糟。

如此情境下，靠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并没有太大帮助。由于存款过剩，利率也不太会因政府借款增长而灵敏地发生变动。因此，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支出便可能带动就业大幅上升，而造成的利率上行则微不足道。古典经济学者认为，公共工程开支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凯恩斯则觉得，在需求疲弱时，公共工程开支反而能通过乘数效应“挤入”私人支出。

二战期间，政府支出增加造成的经济效应印证了凯恩斯的推理。英美庞大的军费开支促使两国经济快速增长。这样的实证，加上政府决心防范大萧条再现，促使决策者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财政乘数”作为战后经济秩序的核心理念。

其他经济学家继续拓展了凯恩斯的理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构建公式预测经济体内某一部门支出的增减将如何传导至整个经济体。各国政府想当然地把管理经济需求视为己任。到了60年代，凯恩斯理论似乎已大获全胜。1965年，在《时代》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引述他人的话（一般认为原话出自理查德•尼克松），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但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开始破裂。其霸主地位受到弗里德曼本人观点的侵蚀，后者把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与货币供应的增减联系起来。他认为，要使经济保持正轨，不需要花哨的凯恩斯乘数。相反，政府推行稳健的货币增长政策便可。

更大的挑战来自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首的“理性预期”经济学派。理性预期经济学者们认为，爱未雨绸缪的纳税人会令财政政策失效。他们会知道，政府借款最终是需要偿还的，而今天的刺激政策必然导致明日更高的税率。因此，他们应该把因刺激政策而赚取的收入存起来，以备来日付账之需。政府支出的乘数实际可能接近于零，因为额外支出的每一分钱几乎完全都被私人储蓄的增加抵消。

抹上盐

提出这类批评的经济学者大多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美国五大湖区，其宏观经济学论调因而被称为“淡水”学派。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模型必须首先用公式来描述理性个体是如何做决定的。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印证了他们对凯恩斯的批判：政府通过财政及货币刺激手段提振增长缓慢的经济，结果在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通胀及利率都上升了。

淡水学派经济学者宣告胜利。在发表于1979年的一篇题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后》（After Keynesian Economics）的文章中，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两人后来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写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的缺陷是“致命的”，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模型“对指导政策制订并无价值”。

这些攻击反过来又催生出一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借用淡水学派论调的部分元素，但又坚持认为，衰退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可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他们大多来自美国沿海地区的大学，因而被冠以“咸水”学派之名。其中最著名的人士包括现任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以及小布什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在他们的模型里，财政政策几乎无所作用。相反，他们认为，央行不仅可以也应该肩负起经济管理的重任：实施巧妙的控制，抵消政府支出的效应，并压低财政乘数。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以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陷于衰退的大部分富裕国家，把利率降至零已被证明并不足以振兴衰颓的经济。许多国家政府转而利用财政刺激手段推动经济。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一项价值超过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成功获得国会通过。

有关财政乘数的新一轮争论爆发，淡水学派坚守立场。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在2009年就凯恩斯派观点表示：“上世纪60年代后，就没有人给研究生教这一套了。那是童话故事，已经被证明并不靠谱。在艰难时期重温儿时听过的童话故事会很舒心，但还是一样不靠谱。”

然而，经济衰退给经济学者们提供了大量实践经验做研究。自2008年以来有众多研究论文试图估算财政乘数。它们大多认为，在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财政刺激带来的乘数至少为1。例如，IMF得出结论，认为财政紧缩的（负面）乘数往往在1.5或以上。

尽管许多决策者依然致力于进行财政整顿，很多经济学者如今认为，财政刺激不足是后危机时代最大的失误之一。例如，萨默斯和安东尼奥·法塔斯（Antonio Fatas）指出，紧缩政策已令增长大为减弱，导致公共债务水平比运用刺激手段提振增长的情况下要高。

诞生至今已有数十年，凯恩斯乘数依然具现实意义，也从来都伴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