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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验”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我是把“中国体验”看做中国人精神嬗变的一个关键的窗口。为什么会去造这样的一个词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急速快速的变迁，尤其中国在经济方面巨大的变革，有一个词在世界上都很流行，所谓“中国经验”。我的社会心理学背景，促使我去追问，中国社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难道促成这场变化的人、这场变化的主体本身可以不发生变化吗？
我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亿人口的现代化，比如说像日本，很成功；有过两亿人口的现代化，比如说像美国，也很成功；也有过三亿人口的现代化，比如整个欧洲，也很成功。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有13亿人口现代化的过程，历史上确实没有发生过。
在座谢寿光社长跟我差不多岁数，我们这一代人很多经历是今天的孩子们不曾想象过的。我小的时候，虽然我家里头应该说条件不错，但是我下乡的时候，其实我也经常经历饥饿，真是饥饿。因为那个时候你一天干12个小时以上的劳动，但是只有中午那一顿有干饭吃，其它两顿都是喝粥。对于一个18岁的青年，他怎么感受到幸福呢？
我今年60岁，今天看来，我觉得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实际上是我们看见中国从变化之前的中国到今天的中国，换句话说我看到了变迁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比年轻一代幸福。我们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也可能知道将从哪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
正是因为这样，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就是这个社会变迁。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把中国经验看成是宏观的结构，那么，微观的个人的心理行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一方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变革，我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本身又是这场进步的塑造品，换句话说我们是它的产品。
所以，我们既是主体，我们又是客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觉得我们必须从“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这样两个侧面，才能真正地理解这场伟大的变革，否则我们这场伟大的变革就是一堆GDP的堆积，它没有产生精神方面的成果和力量。
周晓虹在讲演中
02
学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整个世界上的社会科学，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到最后传播学，整个社会科学变迁的历史都是从19世纪开始的，最早的经济学，1805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是谁呢？就是马尔萨斯，就是讲人口的。马尔萨斯在1805年受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所设立的东印度学院，做什么教授呢？经济贸易与历史学教授。
从那以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各种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全部都是在这一百多年间将近两百年间产生的，这是西方变迁的产物。
也就是说西方的这场大的变迁，16、17世纪一直到18、19世纪，延伸而来的整个西方社会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这场大的变迁，它除了造就了人类的工业文明，造就了物质财富的极大的增加，它也为人类精神文明奠定了很多东西，包括社会科学本身。
中国人呢？难道中国人就不该在这样的精神世界的嬗变中做出我们的贡献吗？我们提供的只能是形而下的物质的东西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应该有我们心灵的、精神的一种东西。如果我们不理解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忽略了这样一种东西，实际上我们对中国这场变迁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它是不全面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及本书部分作者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闵学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沈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群学书院运营总监）等首先分享了写作与出版心得。
03
在这本书里，我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有一个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社会心理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大的变化？我现在把它分成六个阶段。
一是文化 大革命造成的传统的价值观断裂的时期；二是文化 大革命后的价值观的空白状态，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由于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三是改革开放后，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期；四是顿挫期；五是邓小平南巡后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期；最后是1997年后的发展期。
今年是2017年，是我们77级大学生参加高考40周年。我们是在8月份、9月份的时候，在广播里听到，说是要重新高考了。因为那时邓小平大概在7、8月份刚刚复出，他说当年就要考，但是要考的话，只能改到秋天考了。当时我是在生产队里看鸭子和看林冲一样的看草料场上、打谷场上完成我高考的准备。那一年576人里边考上了27.8万人。
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出现价值观的空白，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潘晓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我想，这实际上就是在十年浩劫之后，年轻人出现的一种对前途迷茫的苦闷。
到改革开放以后，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开始萌生。1992年小平一南巡以后，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转变、复苏，那时好多年轻人下海。我至今常常回忆起我到海南的一段经历，那时真是让人感觉到真的一下子整个社会就开始重新复苏。
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童根兴、青年翻译家陆大鹏等在分享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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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精神群像的整体描述，我觉得最合适的词就是“边际人”，“边际人”这个词，是在社会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流行的概念。简单说“边际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四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处在现代和传统的边缘。
我记得林语堂先生讲过一个边际人最佳的比喻，叫“两脚跨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实际上林语堂的一生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边际人的特点。在林语堂那个时代，真的能称得上边际人的人不多。比如像胡适，他是很典型的，既有非常西化的一面，也有非常恪守中国传统的一面。
但是今天，在我的评估中间，我认为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边际人，都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上是边际人。
我把边际人划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历时态的边际人，其实就是过渡人，就像当年恩格斯讲但丁的时候，旧时代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
第二种叫共时态边际人，又称边缘人，这种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就是边缘人。我觉得最典型的是过去台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叫《推手》，那个电影里的那些人就是边际人，他们很有中国的文化，但是他们生活在美国那样一个社会中间，所以在《推手》里，发生一系列故事的背景都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矛盾蜂拥迭出。这是边缘人，实际上很典型。
但是今天我们多多少少，既是空间上的边缘人，又是时间上的边际人。如果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边缘人。到城市里来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他经常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所以，这些东西经常会对他有不同的要求。
分享嘉宾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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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讲个人的困窘怎么样变成一个社会议题。
十五年前，有一个朋友是女博士，她嫁了一个福建丈夫。福建那个地方是传统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你去看冰心先生的文章，过去福建的女人是很辛苦的，男人就是喝喝茶，女人不但要做家务，看家里头，女人还要种田。那个时候，在冰心的笔下，女人小脚，几乎是跪在田里面插秧的，这种东西我们今天的女孩子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社会变迁的剧烈。
女博士跟着先生回老家那天，全村万人空巷，不但是看新娘，最重要的是要看女博士——十五年前，讲句实话女博士还是凤毛麟角。
白天很热闹，吃流水席。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尴尬的局面，新过门的媳妇儿要给婆婆洗脚。这是福建老家的规矩。我们在座这么多女性朋友们，洗还是不洗？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样一种个人困窘，它是怎么会出现的？
一百年前会不会有这样的困窘？不会！因为对当时的女孩子来说，在洗脚的时候，哪怕有百般的不情愿，但是她们是有心理准备，因为她们或者看过，或者听过，再不济的话，你妈妈在你出嫁的时候会有交代，告诉你今天晚上要有比较难过的一个坎儿。
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位女博士，她没有这样子任何的心理准备，她就像太空来的人，用现代的名词，来自星星的你，哗一下子就到了那个小山村，结果吃完、乐完、高兴完，结果这天晚上说要洗脚。所以，这种个人的困窘就这么到来的。
一百年前不会有，一百年后会不会有？从刚才我们这位小姑娘的回应来看，一百年后你要想让女性再给婆婆洗脚，基本上是痴心妄想，女性明确拒绝不干。
我的意思，这种困窘产生在什么时候？实际上就产生在中国的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悲剧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更多地现代了，而我们的婆婆还更多的传统。因为这样，就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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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了很多关于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两极化的特征，非常传统和非常现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出现无所适从。因为新的规则和旧的传统很矛盾，经常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好。包括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城市和乡村的对峙，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冲突，我们都会遇到这样两极化的特点。还有消极和积极的共存。实际上中国人的精神嬗变，也不都是积极的，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
我也谈到了关于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和普适价值。中国体验的独特的地方，我想可能是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这个国家的传统太深厚。第二，它的变迁的速度太快。它实际上是把人类历史的变迁做了一种压缩饼干式的尝试。
我们大家这么想，如果我们有很多变迁是在两代人、三代人之间来尝试着体验着，我们可能不会产生今天的焦虑。林语堂先生当年写《吾国与吾民》的时候，他觉得中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叫知足常乐。但是我们大家今天看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知足的一族。
对中国人现在的最不知足的、永不餍足的这种特点的解释，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变迁的速度太快了。
周晓虹为读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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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愿意用住房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中国人的人均住房，在改革开放前，比如像上海，上海到1963年的时候，人均住房只有2.3平米（在1949年的时候，尚且有3.9平米）。但是今天，上海人均租房面积应该在30平米以上。当然人均不能够掩盖另一个事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两个概念。
不管怎样说，我们住房面积的增长最快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当副教授的时候，南京大学给我分的房子，10平米的筒子楼。并且南大那时这么规定的，你的户口必须在学校。当资源非常短缺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出来一些今天我们看起来很变态的规则，他只有用这些很变态的规则，才能把有限的资源做划分，当年就是这样。
我们这么想，如果从一个世代来看，爷爷住十平方米的房子，到儿子那一代社会发展进步了，住五十平米，孙子住一百平米，重孙住150平米，恐怕每一代人都很满足。
但是我们大家想，中国社会的现实是，我们从十平方米房子住到现在你住别墅，300平米的房子，花了多少时间？只有20年。社会变迁的速度太快了，让你实现自己欲望的可能性提高了。同时，你跟别人的比较又促使了你对你得到的东西的否定，你又进一步想要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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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写过一个《罗马漫步》，在那里他有一段评述，本来法国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吃喝玩乐，但是突然有一天，因为一个上尉——就是拿破仑，一下子变成了皇帝，这个对很多人就形成了一个刺激，然后又搞了两三百个原先每年只有3000法郎收入的低级军官，爬到了社会的高层，这样带动了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想攀爬的心理。因为看到别人都成功了，他们能成功，我怎么就不能成？所以，就导致了那段时间里头，很多法国年轻人不再吃喝玩乐，不再玩，而想成为议员。
在快速的社会变迁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不满的个体。从这样的角度，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得越是快，人们的不满越强。所以，不从社会学的角度，不从变迁的角度，你就不能理解这种矛盾或者悖论。
一个变迁迅速的时代，物质条件的改变越迅速，人们的不满实际上是越强，因为人们的期望值越高。照此来说，那些跟中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道路的国家和人民，他们应该跟我们有相似的心理体验。对不对？这一点证实没证实呢？证实了。
我有一本书是写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影响，叫《文化反哺》。2011年我到越南的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我到胡志明国立大学做讲演的时候，我做完下来以后，胡志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就跟我说，周老师，你讲的这样一种现象，年轻一代反过来影响老一代的这种现象，在我们越南现在也有。后来我就笑了，我说这个我能相信。而且我说，我甚至还能够预测，如果有下一个会出现这样现象的国家，将会是朝鲜。
我的意思是，如果朝鲜有一天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他的年轻一代一定会出现强于老一代的，从价值观到行为方式，一定会引领风潮。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要把中国人的这一套东西说成是完全独特。
我相信，中国体验的普适价值越大，中国人这套东西在世界以后留下的影响和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会越大。所以，我想我们正确的理解方式是理解中国体验的独特性和它的普遍意义的普遍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不要走到任何一个极端。
中国社会科学现在遇到了历史使命，就是历史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场伟大的变迁，我愿意和我们的同事、朋友，还有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经历这个伟大的过程。
部分作者与出版社代表在永慕庐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