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民粹？——关于加泰罗尼亚公投的辩论 | 欧罗万象·西班牙

本文翻译自法国《世界报》。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文中图片出自网络。

10月1日的加泰罗尼亚公投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广泛关注。从欧盟到各个成员国政府的官方反应都相对谨慎，但在舆论界，谴责警察暴力、支持“民族自决”的一方和呼吁遵守宪法、强调国家统一的一方各执一词。这里选译了法国《世界报》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作者分别用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两位作家。他们的立场具有代表性。

在第一篇文章中，Joan-Lluis Lluis表达了对公投的支持。他以简单直白的语句，有力展现了民意高度支持公投、而西班牙政府滥用警力压制公投之间的强烈对比。在他看来，公投就是民主的体现，而压制民主的西班牙政府已经“滑向一种潜伏式的后弗朗哥主义”。而在第二篇文章中，Javier Cercas借用以赛亚·柏林的分析，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加泰罗尼亚人找回民族自豪感、重拾语言文化尊严是正当的，但这种自豪感已经演变成“傲慢甚至是专横”。他断然否定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决定权”，将近几年独立主义的崛起归为民粹主义的体现。

在Javier Cercas看来，加泰罗尼亚公投要决定的不只是加泰罗尼亚的命运，更是西班牙的命运，因此应该由全体西班牙人决定。而在Joan-Lluis Lluis眼中，加泰罗尼亚公投同样不只涉及加泰罗尼亚，因为西班牙政府的强力镇压已经破坏了民主，需要欧洲其他民主国家共同发声、挽救民主。从这些观点的对立中，我们能感受到这次公投在西班牙和欧洲引起的反响，瞥见民族、国家与欧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帮助加泰罗尼亚投票，就是在帮助民主。”

Joan-Lluis Lluis，加泰罗尼亚语作家

9月29日发表于《世界报》

加泰罗尼亚正在度过一段混乱的时期。离独立公投还有几天，而西班牙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想阻止公投。从认识层面上说，情况其实很简单，可以用几个容易的问题来概括：在加泰罗尼亚政府和西班牙政府间是否存在着关于独立问题的纷争？当然是。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并不严格遵循民主的途径解决这一纷争？当然不能。是否有一种比公投更合法、更民主、更和平、更清晰的解决领土纷争的工具？当然没有。

最近三十年来，世界上发生了50多次独立公投，有的是在可能独立的领土和其原属国政府间达成协议后进行的，有的是单方面进行的。因此，公投是一种既普通又适当的工具。在加泰罗尼亚使用公投是完全合法的，所有民调都显示，有70%到80%的民众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表达意见。

此外，几年以来，加泰罗尼亚当政的独立主义者一直在寻求通过与西班牙政府的谈判达成公投，但没有成功。他们单方面决定发动公投，只是因为这场公投是他们竞选纲领的一部分，因为西班牙政府始终拒绝坐到谈判桌前。而就在不久之前，苏格兰独立主义者和英国首相就曾这样谈判过。

为了反对加泰罗尼亚人民主的投票，西班牙政府和议会抱着宪法不放，拒绝修改宪法，仿佛宪法是某种神圣的物品，而非一种需要为适应民众需求和思想变化而做出修正的工具。

西班牙政权的顽固让加泰罗尼亚事实上处在例外状态之下。加泰罗尼亚政府机构被攻击，而西班牙警力的部署程度也已经不只是令人担忧了：埃塔组织的恐怖活动最严重时期的巴斯克地区都不曾部署如今加泰罗尼亚这么多的西班牙警察。这些警察在找什么？武器？毒品？恐怖分子？不，他们在找投票箱、选票和竞选告示。

这种场面前所未有，按理说在任何其他欧洲民主国家中都无法想象。这几天里，西班牙警方逮捕了一批政治和行政高官、在一些报纸编辑部和印刷厂展开了搜查——有时都没有司法部门的批准、拆开了隐私受法律保护的信件、关停了加泰罗尼亚政府的网站……这个清单冗长而令人担忧。

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想要就支持或反对独立进行投票。而西班牙政府想要阻止他们投票，为此不惜动用武力。西班牙政府通过这些做法展现出了一种君主式的蔑视，这种蔑视也针对那些支持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联合、但因为相信民主而希望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立场的人。此外，对公投的警力镇压显然根本无法让独立主义者放弃，随着例外措施的执行，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独立主义者。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都必须尽快认清加泰罗尼亚问题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内部问题。因为在大部分议会反对派的默许下，西班牙当局已经逐渐滑向一种潜伏式的后弗朗哥主义与激化的民族主义。当务之急是帮助加泰罗尼亚，不是要帮助它独立，而是要帮助它在独立问题上发出声音。这在道德上义不容辞，在政治上显而易见。因为如今，帮助加泰罗尼亚投票，就是在帮助民主。

“加泰罗尼亚独立是一种民粹主义”

Javier Cercas，西班牙作家

9月29日发表于《世界报》

让人吃惊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人——至少我没看到——在试图理解近期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事件时提及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其实，这位思想家对民族主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对理解当下形势很有帮助。以赛亚·柏林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对一个社会传统价值的蔑视态度的回击，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社会中最自觉的那些成员感到被羞辱后的反应，这种反应在时机来临时便会转为愤怒和自我确认。

一个社会集体感受中的伤痕并不是民族主义崛起的充分条件。这个社会中还需要有一个寻求忠诚或是认同主体、寻求他们权力基础的群体，这个社会还需要将自己视为——至少是社会中那些最敏感的成员要这样看——是建立在一些共同基础之上民族，无论这些基础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比如语言、历史。因此，集体伤痕并非充分条件，但的确是必要条件，或者说至少在过去是这样。

以赛亚·柏林经常拿最早的民族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来举例。它在17世纪以在法兰西霸权面前捍卫日耳曼文化的姿态诞生，在拿破仑入侵之时、之后的侵略性沙文主义爆发中终结。如果抛开两者之间诸多不同点，加泰罗尼亚最近几年的遭遇也十分相似。以赛亚·柏林解释道，受伤的民族情感就像一支被强力扭曲了的柔软树枝，一旦放手，它会以同样的猛烈程度抽打回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几乎从未是暴力的，但如今加泰罗尼亚的确正在经历一段愤怒时期。

弗朗哥统治时期显然给加泰罗尼亚民族情感造成了伤痕。许多加泰罗尼亚人自己曾是弗朗哥分子这一点并不能减轻这一伤痕，也并非只有加泰罗尼亚人受伤：如果说弗朗哥的统治没能杀死西班牙，也至少伤害了西班牙的一半。但加泰罗尼亚的伤痕是不容置疑的：加泰罗尼亚的语言遭到打压，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受到羞辱和鄙夷，加泰罗尼亚的机构被废除。或者说，弗朗哥的统治——西班牙民族主义的畸形膨胀——曾想要终结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

但从1950年代以来，面对弗朗哥的统治，一些受伤的加泰罗尼亚人开始试图构建一套关于加泰罗尼亚人自豪感、关于加泰罗尼亚及其语言、文化和机构的尊严的话语。弗朗哥统治结束后，这些人不仅成功使得这套话语成为主流，还将其推上权力地位、进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这一政府从1980年起便领导着自治权极大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民主制下建立的这一自治区让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文化重新找回了尊严。

这场战斗激烈、高贵而正当，它的领军人物在2014年宣布自己这几十年里一直在海外有资产——可能是为了让子女免受司法困扰，从此成了加泰罗尼亚最遭贬低的人。我说的就是1980年到2003年间担任自治政府主席的Jordi Pujol，他应该仍然是20世纪加泰罗尼亚政坛最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在二十多年的绝对统治中，Jordi Pujol的重要努力让加泰罗尼亚人重新找回了自豪感。问题是，在他的儿女或是精神继承人的手中，这种自豪感变成了傲慢，甚至近乎专横。

这种傲慢最明显的表现正是著名的“决定权”。这是一个语法上的谬误（在西班牙语里，decidir是及物动词，不存在绝对的决定，必须是“决定某事”），也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谬误。这种不存在的权利，却被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树立为口号。这一“决定权”就是在说，因为在弗朗哥统治下，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无法做任何决定，现在我们便要决定一切，包括涉及全体西班牙人的事情。

事实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匆忙召集的10月1日这次非法公投的目的并非是要决定加泰罗尼亚的未来（从民主制开始以来，我们加泰罗尼亚人就有幸可以通过市级、地区和欧洲议会选举来决定加泰罗尼亚的未来了），而是整个西班牙的未来。这应当由全体西班牙人而不仅是加泰罗尼亚人来决定。

决定要我们加泰罗尼亚人将以全体西班牙人之名做出决定，否则就违背或者试图违背我们共同制订的规则，这就是傲慢甚至是专横。宣称要与西班牙政府就走出目前的困境进行谈判，却打着自治政府现主席Carles Puigdemont造出的“要么公投，要么公投”的口号——这等于是说“要么我决定，要么我决定”，这就是傲慢甚至是专横。而这位Carles Puigdemont在一些支持独立的市长大会上宣布：“我们让人害怕，我们还要更让人害怕”（他的意图可能是说给不支持独立的人、说给马德里政府和西班牙其余地方的人听的吧？），这就是纯粹的专横了。

正如以赛亚·柏林的理论所说，柔软的树枝被扭弯后重新竖直起来时，是凶猛而愤怒的。自2012年夏天以来，在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在加泰罗尼亚此前一直是少数的独立主义突然被点燃，成为了民粹主义在西班牙最重要的体现。毫无疑问，中央政府本应有更多作为，以引导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确规模很大，因为独立主义在最近的地区选举中赢得了47%的选票，这个成绩在加泰罗尼亚议会掌权绰绰有余，却完全不足以投身于寻求独立这种如此冒险的事业中）。

事到如今，自治政府已经全力撞向了民主合法性的高墙，不惜违背加泰罗尼亚自己的合法性。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凶猛的树枝会袭向谁？现在来问已经太晚，我们已经或多或少都被它击中。至此，唯一还值得考虑的问题恐怕只是如何控制损失。而灾难已经酿成。

编辑：杜卿

校对：张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