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妓女、骗子、警察……我家开了十年旅馆，接纳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不问出处，不知所踪。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89 个故事
2001年，我的母亲在轧钢厂工作时，被一根铁丝打穿左眼，无法继续上班，只能换个营生。我们一家人在县城客运站对面盘下了一户门市，改造成了旅馆。这间门市上一户是卖电器的，我们就地取名“电器旅馆”。
旅馆很小，两层半的小楼里有九间客房，最上面半层是我们用砖垒起来的。
旅馆所处的位置是县城最为躁动的区域。对面的汽车站往返的大多是城西农村来务工的人，向西200米是火车站，坐火车的主要是生意人和外出上大学的学生。汽车站和火车站中间是县城最大的贸易街，人来人往。
开旅馆的十年里，我们遇到过半夜从二楼跳窗逃走的客人，来店里打砸的恶霸，还有无数次突击检查的警察。形形色色的人来造访，停留，最后离开。
如果说深夜食堂是人生千百种滋味交汇的地方，深夜旅馆就是底层人群的避风港，年少的我在这个奇妙的窗口里观察世界。
猴子
火车站有几个惯偷。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存在，却没人去揭发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们遵守着“不偷本地人”的原则。他们专偷往来的外地人，尤其是跑小买卖的。
他们之中有一个身形清瘦的男孩，外号猴子。小眼睛，总是探着脖子，背有点驼。也许是因为职业病，他从不用正眼看人，探出来的脖子总是在不停地四处扫视。
猴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一个女人来我们旅馆住一夜。那些女人大多来自火车站附近的歌厅、舞厅。她们画着浓妆，衣服上布满了鱼鳞般密集的亮片。
开始的时候，猴子总会做出凶神恶煞的表情，故意吓唬吓唬我，“小子，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来的次数多了，他和父母熟悉了一些，也会聊上几句。我母亲是个热心肠，总会像唠叨我们一样，时不时地唠叨他几句，希望他能早点找个正经工作。
“年轻人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偷东西，早晚要出事。”
猴子大多时候不以为然，偶尔也会回两句嘴，“大婶，您别老说我了。你看就我这样，能干啥？谁要我？”
有一段时间，猴子好久没来我们旅馆，周围的人都说他出事了。具体什么事没人说得清，母亲听说他被警察抓走了，但被警察抓走对他们来说显然并不算什么事。
过了大概两个月，猴子又出现了，他更瘦了，身上的衣服像挂在晾衣架上，飘飘荡荡。他眼角带着结痂的疤痕，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双手一直插在兜里。
这一次他在店里住了两天，离店结账时，我坐在柜台里，看到他的右手食指从第二节指节处被截掉了。我当时正要接他递过来的钱，看到他的手时不由愣了一下，他注意到了我的神色，把钱放在桌子上，走了。自那以后就没再见过猴子，火车站附近的人也很少再看到他。
后来从一个小姐口中得知，猴子因为很久没偷到东西，就对一个当地人下手了。但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一个本地的地头蛇，外号老大。没过几天，老大就带着人找到了猴子，废了他一根手指。
老千
我上次回家，和母亲聊起往事，想知道当年剁掉猴子手指的到底是不是老大，谁知母亲说：“是不是有啥用？老大在一家大酒店‘出千’（指赌博时作弊），被人从六楼扔下来，摔死了。”
老大这个外号没人知道由来，大家都这么叫。他长的有点像瘦版的张艺谋，刀刮一般棱角分明的五官，眼神里透着阴狠。听说猴子的手指是被他剁掉，这让我几乎不敢直视他。
老大本来混迹于县城里的麻将馆，被扫赌的警察查了几次后，就转战到各个旅店了。老大带了一伙人常驻我家旅馆后，店里的麻将房成为了他们新的赌博场所。
一伙人都是老大从西边一个乡里带来的。这伙人每天不怎么干活，就是不停打牌，通常在我们店里，偶尔别的地方有赌局也会外出。
“你成天不干活，怎么活啊？”有一天我爸见他又要出去打麻将，就随口问了一句。
“我这不是去挣钱吗？”他回了一句，就出门了。当天晚上，他叫了一些菜，买了一箱啤酒，叫上我爸妈和他的兄弟，吃喝了一顿。吃饭的时候，老大刻意对我爸说了一句，“看吧，老哥，我就是能靠这个挣钱。”
出千这种事，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这也是老大选择旅馆住店的外地人的一个原因。有时候为了降低外地人的戒心，他们会拉上我父母一起打。
老大做事不会太绝，有时候会故意输几局，赢了钱就请大家一起吃饭，而我母亲也会时不时地悄悄提醒一下客人，总体来说相安无事。即使有人真的动怒，看着老大和他的几个弟兄也不敢说什么。
老大有个习惯，一旦赢钱了，就会带个女人回来过夜。刚开始，还是不同的女人，后来带的女人固定了下来。到了晚上，经常能听见那个女人的叫喊声。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他在打人，但母亲每次都教训我，“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操心”。
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我正在房间里看书，那边的叫喊声又出现了，这一次格外刺耳，没过一会，叫喊就变成了女人的哭喊，紧接着一阵硬物撞击的声音传了过来。
“咚！”“哐！”
这声音混杂着女人的哭喊声在深夜里格外清晰。
我有点害怕，但还是打开房门，走到院子里。盯着老大住的那间屋子。女人依旧在哭喊。我不敢去敲门，脱下了脚上的拖鞋，远远地砸到那间屋子的门上。第一只拖鞋砸过去，“哐”的一声，防盗门震了一下，屋里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院子里是安静的，屋里也安静。我在等屋里人的反应，屋里的人仿佛也在等我的反应，双方都沉默了。过了大概五分钟，屋里传出了女人小声的哭泣。过了大概十分钟，声音又变大了。
“哐！”我把第二只拖鞋甩了过去。
屋里屋外又安静了。然后，屋里传来了走动声，接着是开门声。老大穿着内裤和一件黑色的立领短袖走了出来。他往院子里扫视了一眼，然后看见了蹲在另一个房间门口的我。
我当时光着脚，蹲在房间门口的小地毯上，抬头看着他。
“你干什么？”老大明显有点生气。
“你们太吵了。”我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
“老子付钱了！”他没有解释，也没有歉意。
“那你们不要住了！”我压低嗓音说完了这句话，然后竟一下子哭了。
他看了我一会，没有说话，转身进屋了，那天晚上再也没有哭喊声传来。
老大出门以后，母亲去收拾房间，我也跟了进去。发现木板做的床头被什么东西砸出了一个脑袋大小的洞。
丐帮
比起猴子和老大，行乞看上去是一份相对安全的工作。
有一天，母亲正在旅店里打麻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走了进来。夫妇俩看起来比较干净，特别是男的，穿着打扮十分气派，但那个孩子面黄肌瘦的，当时正值冬天，脸上冻得通红。
“老板，我住店。搓麻呢？晚上算我一个。”那男人声音洪亮，看到一群人在打麻将，神色兴奋了起来。
“就知道打麻将。”身旁的女人小声嘟囔了一句，被那男人瞪了一眼后，不再说话。
办好了入住手续，到了晚上，男人果然打起了麻将，女人和小孩则在屋里待着。第二天，男人一直在麻将桌上待着，而女人和小孩儿早早地出门了，一直到了晚上，女人和孩子冻得满脸通红地回来了，男人带着他们出去吃饭。接连两三天都是如此。
有天，男人依旧在打麻将。一个邻居把我母亲拉到了一边，悄声地说，“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她在贸易街街头看到那个小孩了，那个孩子当时就跪在街头，低着头，前面放了一块板子，上面写着“父亲下煤矿出事故死了，母亲重病，求好心人帮帮我”。又有人说，那个女人在县里的另一个地方也跪着要饭，举的牌子也是“老公下矿死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还下了几场大雪，孩子就一直在那跪着，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母亲心疼孩子，一直在想要不要报警，邻居们劝她不要多管闲事，“一个人一种活法，你挣你的钱就行了，你看那孩子和女的不都没逃走吗，你管什么闲事？”
母亲犹豫未决时，那“一家三口”已经退房离开了。
后来有一次，一伙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旅馆住店，大概有十人左右，带着一大堆东西。包里装着一些，还有一些竹竿之类塞不进去的就拿在手里。我母亲以为是秧歌队的，问他们，他们也支支吾吾地不愿回答。
第二天，这一伙人都没有出去，有两个人来找他们，在屋里说了半天话，傍晚又离开了。接下来几天仍旧如此，总是有两两三三的人来找他们，他们几乎不出门。
直到有天清晨，我被一阵喧闹吵醒。跑出来一看，那一伙人一个个披麻戴孝，拿着横幅和竹竿、木板什么的就出门了。我当时吓傻了，我母亲也有点不知所措，赶紧给父亲打电话，让他从单位回来。
父亲在县政府门口看到了这群人，个个披麻戴孝。其中几个妇女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打滚，男人们则举着竹竿，拉着横幅，旁边放着一个木板，上面用白布盖着一个人。政府门口聚集了一群围观者，过了一会，有一批警察赶到了现场。
后来那伙人回到旅店，人数还和刚来的时候一样。他们没待多久，匆匆收拾了一下就走了。
这可能是一场专业的表演。
小芳
母亲一个人经营旅馆太辛苦，就从山区农村里找来一个女孩帮忙，每个月给她发些工资，管吃管住。她叫小洁，来我们店里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她爸是个瘸子，她妈精神有点儿问题，还有一个在家务农的弟弟。
小洁并不漂亮，身材过分消瘦，皮肤也不自然的白，简单扎着一个马尾辫，用一个淡蓝色的手绢做头花绑着。
她看起来有些不健康，却也有一种病态美，经常一个人站在店门口，戴着白色的耳机听MP3。
有一天，小洁拿了一百块钱给母亲看，说这是客人给她的。母亲觉得不对劲，追问她。她一开始不肯说，被母亲逼的急哭了，才说有个客人占了她的便宜，事后怕她报警，就给了她一百块钱。
母亲气得半死，可客人已经离开，母亲便说小洁是被小芳带坏了。
小芳是之前常来我们店里接客的小姐。有时候有客人问老板有没有特殊服务，父母也会帮他们联系，然后拿一部分分成。小芳平时在附近的舞厅坐台，如果有活，就会来店里。她穿的很时尚，见人就喜欢笑。印象最深的是她特别爱吃雪糕。几乎每次她见到我，都会给我带雪糕吃。
初三那年，有一次我家旅馆快要关门了，小芳突然跑到店里，眼睛红红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刚想问她怎么了，母亲就把我拽开，拉着她进了一个小屋。隐约中能听见母亲说“你就不要干了”。
后来小芳几个月没有出现，听母亲说她回家嫁人了。可几个月后，小芳又出现了，母亲告诉我，那个男人骗走了小芳的钱，跑了。
小芳想要结婚，小洁最怕的也是结婚。
有天下午，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拄着拐的佝偻男人出现在旅店门口，他双手扒着门沿，探着头向里张望。
“你干什么！”下班的父亲刚好看到了这一幕，喊了一嗓子。
那人好像被吓到了，双手放下来抓住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的编织袋，用力地攥着，看着我爸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劲的傻笑。
“爸，你怎么来了？”听到声响的小洁从店里走出来，原来这是她爸。
“没什么，我来看看你。”她爸嘻嘻哈哈地回了一句，依旧堆着一脸笑。
小洁领着父亲进了房间，没过一会屋子里就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小洁的父亲是来带小洁回村里结婚的。因为她弟弟要结婚，家人想把她嫁出去换回一笔彩礼钱，但小洁死活不同意。
那天，他一个人拄着拐出了门。
过了半年左右，小洁的父亲再次来到了旅馆，这次还带上了她的弟弟。没人知道他们在房间里说了什么，最后小洁还是抹着眼泪跟他们回去了。
警察
我们经营旅店的十年中，警察来店里做过最多的事情，就是突击检查。他们一般是检查店里有没有无证住店，有没有招嫖卖淫的。
有一天，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来住店，两个人看起来关系很亲密。母亲盯着人家看了半天。
“怎么了，老板，快给我们办理手续啊。”那男人好像看出有什么顾虑。
“哎呀，这是我爸！”女孩突然笑了起来。“不信你看我们身份证，姓都一样的。”那个女孩拿出身份证递给我母亲，母亲尴尬地赔着不是，然后帮他们办理了入住。
当天晚上，警察来查房，发现了这对父女，带回了派出所。到了半夜，那对父女才被放回来。
警察很多时候都在半夜突击检查，夜里两三点的时候，我们正在熟睡，突然旅店的卷帘门被“哐哐”地敲响，紧接着外面几个男人的粗嗓门传来，“开门，我们来查房，开门！”。
父母往往惊得一下子坐起来，赶紧穿衣服去开门。也因为如此，母亲那几年睡觉质量一直不太好，在夜里特别怕听见敲门的声音。
其实那些客人更怕这些声音，不论有没有犯过事，在大半夜，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伴着几个粗嗓门的“开门，查房！”，没有人不被吓一跳的。更不要说那些心里本来有鬼的人。
有时候，夏天特别热，我偶尔去有空调的房间里睡一晚。有一次，我关了灯，趴在床上，悄悄地看电视，正昏昏欲睡时，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听到一阵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是几个嗓门极大的声音，“都带证了吗？”“住了几个人？”然后是我爸妈小心翼翼回答的声音。
听到这里，吓得我赶紧起床把电视关了，钻进被子里装睡。
“这里面是谁？怎么刚才有光突然没了，开门！”一个嗓门喊着，没等我妈回答，另一个人上来一顿砸门。我有点不知所措，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
“别敲了，别敲了，我小子在里面睡觉呐，你别吓着他！”母亲的声音传过来，明显有点生气。
之后听见她找钥匙，开门。在开门的那一瞬间，不知道谁推了母亲一下，把她一下推到了屋里的沙发上，然后一群人涌进来，几个手电筒在屋子里晃来晃去，最后锁定在我的身上。
我半坐在床上惊恐地看着他们，那刺眼的光照得我睁不开眼。
作者乔木，现为公职人员
编辑 | 赵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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