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段，经历太多苦难后，社会进入了没有战争的平稳发展时期，尽管外部仍有很多风雨。经济高速发展，紧赶世界潮流，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变，包括网络、手机、电脑、便利的交通……种种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难以适从。我们是恰逢其时，还是倒霉的一代呢？也许是过渡的一代吧，不必抱着旧有的时代不放，而必须迎接新时代。古书行业也只能适应这种变化，未来的走向也不可预知。我想大家不必感慨古书买不起、买书贵族化，在文革中后期，传统文化被批判，古书被糟蹋如泥，被大批贱卖，被视为不祥之物，今天终于有价格、有市场了，又被批评说锁入了象牙塔。我的感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这样穷，他们本该是社会精英，不应该买不起古书，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应被推给古书行业。
问：收藏古书，有些古书价值极高。当你的收入超过普通人以后，才能够掌握更多资源。现在怎么看待“金钱”这个名词？
答：年轻时我很自负，认为赚了钱以后“千金散尽还复来”，结果得到很大的教训，赔得身无分文。后来有人觉得我是个人才，在困难阶段曾经帮过别人，不应受罪，于是给了我一千两百万，我用这些钱开了家公司，又迅速发展起来。
我的守信观念很强。十几年前，我跟日本某家大型商社订了批货，量很大，大约上亿元。突然汇率大变，汇率损差一下子几乎将公司全赔进去。当时所有人都劝我中止合约，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按商业术语来说称为“不可抗力”，中止合约于情于理都说得通，并且因为结算方式是信用证，那时还未真正结算，止损还来得及。但我认为是人民币的汇率发生了变化，对方没错。员工们都跟我急，认为我迂腐，只想保全自己名节，有必要在这种关头谈什么信用吗？而我宁可公司破产，也要坚持自己想法，结果一下赔进去几千万。之后不久，那家商社的副社长一行六人专程从日本来到中国，一进公司就集体鞠躬，告诉我说，作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商社，他们在中国签了大量的订单，因为汇率剧变，一夜之间几乎全被取消了，他们也被迫修改了许多合同的条款，而对原先签订的合约未提任何要求，且能全额付款执行者仅我公司一家。
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不是一家大公司，这次损失可能很大，但你的决定改变了我的观念——中国人不守信用的观念。因为这一点，我们认为值得来向你致谢。同时，我们决定将中国的总代理权授予贵公司，因为遇到了一个守信的经营者。此后这家日本商社的许多大宗贸易都从我公司进口。
要说明的是，我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商业技巧或做给谁看，但求无愧我心。当时，不管是国营私营，大量的订单取消，全国就成交一份订单，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骄傲的，反而感到悲凉。一个人的财富跟社会道德完全没有关联。在这种环境下，想守道德守准则是极难极难的事，第一代创业者脑子里没什么底线，只有自己。所以，有了钱不过如此。
问：那你觉得富人在这个时代里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今天的致富者，不是精英也是聪明人。在西方人观念中，商人是最智慧的，尽管中国社会向来不认可这一点，对于商人持贬视态度。因此我们国家进入商品社会非常缓慢，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真正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反而形成了一种金钱效应，以金钱论英雄，并越发极端，导致人情冷漠。人是生物界中唯一能自觉选择死亡的，而做此选择的最终原因都是对社会结构的绝望。
人人都明白，人是由意识和物质结合的，但我们如今只偏重一面，一端太重，一端太轻。富人给社会做出很大物质贡献，在人文方面也应该发挥带头作用。不尽然是富而好礼，而应当做出示范。比如如何处理金钱，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大而空的口号式教化上，这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或是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掉的敏感问题。富人如果要做社会的精英，就有义务做出精英的表率，告诉人们，有钱之后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忽略了或者有意淡忘了，只有思想共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的普遍安定和平衡。社会慢慢步入富裕阶段，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对人们心智上的潜移默化的巨大改变。
问：精英怎样成为社会的表率？
答：善举没有标准。精英能起到的示范作用太多了。捐款、建学校、修路、搭桥……都不失为善举，善举都可暖人心。但是一切都要来源于真诚，所以要思索如何真诚待人，而不是炫富。不要把慈善搞成另一种炫富方式，这样才能消弭仇富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