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辈子都在捉弄别人，
最后却被命运捉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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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有三疯子，大疯子章太炎，二疯子刘师培，他们的学生黄侃，是三疯子。三个疯子有个共同点：学问大，脾气也不小，喜欢骂人。
胡适主张白话文，黄侃主张文言文，两人都在北大教书，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就要搞事情，不是胡适搞，是黄侃搞。
一次，黄侃见着胡适：“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猝不及防：“为何？”黄侃窃喜：“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叫‘胡适之’。”胡适：“那叫什么？”黄侃：“应该叫‘到哪里去’!”胡适：“……”
说完了，黄侃仰着头打了三个哈哈，然后扬长而去，剩胡适在风中凌乱。
某日课间休息，几名教授在闲聊京剧《秦琼卖马》，胡适瞧不上京剧，插嘴说：“京剧真是太落伍了，用一根鞭子就算马，用两把旗子就算车，应该用真车真马……”
几名教授呛在那下不来，想反驳却又找不着话，黄侃站了起来：“适之啊，适之，要是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啊？”胡适：“……”
（左为黄侃）
见面了要搞，不见面也要搞：
黄侃在课堂上讲文言文的高明，讲着讲着，就想起了胡适，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打电报得这么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总共十一个字，要是用文言文，四个字就够了：‘妻丧速归’，省了三分之二的电报费。”
还有比这更狠的：
黄侃在中央大学讲谢灵运做官做到了秘书监时，又想起了胡适，胡适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哲学史大纲》，另一本叫《白话文学史》，虽是两本不一样的书，却有一个共同点：都只写了一半，下半部没有。
黄侃又窃喜，说：“昔日有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称之为著作监。”学生听不明白，啥叫著作监？黄侃：“监，就是太监的意思，书只写了上半部，‘下面没有了’，不是太监？”
学生大笑！
（胡适）
最开始，陈独秀和胡适是一伙的，两人都搞白话文，还一起办了个叫《新青年》的杂志，黄侃骂了胡适，陈独秀也没放过。
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那天，是校长蔡元培和他去休息室与文科教授见面的，因为校长在，大家都还客气。
正在寒暄的时候，一个戴着瓜皮帽的男人冲了进来，是黄侃，看大家在欢迎陈独秀，不屑地笑了：“好热闹，区区一个桐城秀才，也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说完了，挥挥袖子，又走了，陈独秀和蔡元培都在凌乱。
黄侃骂陈独秀，也不全因为他是秀才，而是两人在日本就有过节。
那天，陈独秀和章太炎在讨论清朝的学问大事，黄侃在里屋，本来和黄侃也没啥关系，两人说着说着就说到湖北去了，说湖北也没什么，可陈独秀偏偏要说湖北没人才。
黄侃是湖北佬，这等于说黄侃不是人才，这就和他有关系了。黄侃跳了起来，对着外屋吼：“好个湖北没人才，然而这不就是区区；你们安徽固然多学者，也未必就是足下啊！”
陈独秀：“……”
其实黄侃骂陈独秀也不全是在日本的时候和他有过节，而是找到了那个可以较劲的人。
较劲也分很多种，有人喜欢捡软柿子捏，因为自个力就小；有人偏偏要找大腕扳，这样才过瘾，大腕都扳不过他，那就是牛人了。
（北大时的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刚出名的他敢骂，出名很久的他也敢骂。
王闿运就倒霉过一次。王闿运是当时的名流，做过摄政王肃顺的幕僚，劝肃顺早点对慈禧下手，肃顺不听，被慈禧杀了，他只好躲回湖南做学问。王闿运的名声还不在这，而是学问很有几把刷子，杨度、齐白石就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一次，黄侃去拜访王闿运，王闿运喜欢黄侃，觉着他的诗写得好，见黄侃来了，一边笑一边说：“哎呀，你年纪轻轻就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差不多大，却还一窍不通啊。”
按理说，黄侃应该很激动，可他偏偏喜欢斜着来：“您老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王闿运：“……”
（王闿运）
有他不敢骂的吗？还真有。
1905年的时候，张之洞很器重他，让他去日本留学，黄侃来到日本，在学校外面租了间公寓，是二楼。一天夜里，看书到深夜，想撒尿，又不想下楼，就拉开窗户，对着楼下解决。
不巧，楼下的租户也在看书，且不是善茬，听着窗外有水声，以为下雨，一看，不像，一闻，有骚味，是尿。勃然大怒，冲出门外，对着二楼破口大骂。
黄侃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又不甘被骂，用国骂（就是引经据典，吊书袋，拐着弯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越骂越起劲，可其他住户不乐意了，影响睡觉，把二人劝了回去。
本来骂完了也没啥事了，第二天照常看书，可偏偏有人告诉黄侃，楼下住的不是别人，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人称“章疯子”。
这回轮着黄侃懵了，遇着真高手了。高手和对手不同，对手可以骂，可以较劲，高手不能，不但不能骂，还得跪。
于是，黄侃下楼道歉，两人成了朋友。
黄侃家里有事，要回国，问章太炎怎么学国学，章太炎推荐了几位国内学者，黄侃看不上，章太炎想了想，说：“你要是不急着回国，我可以指导你。”
话没说完，黄侃就给章太炎磕头。
这一跪，黄侃心服口服。
（章太炎）
除了章太炎，刘师培，他也不敢骂，不但不敢，还想巴结。
马屁的背后都藏着猫腻，巴结的背后也肯定打着小算盘，有的人为钱，有的人为权，也有的人为了搏女人一笑，黄侃却为了别的。
刘师培是专门研究《春秋》的，本来研究这本书的人很多，刘师培却不一样，因为他爹也是研究这本书的，他爹的爹和他爹的爹的爹都是研究这本书的，这就很可怕了，里面有独门秘方。
黄侃想套点东西出来，可刘师培也贼得很，一谈到要紧处就闭嘴不说了。
1919年的时候，刘师培36岁，却得了一场大病，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天，黄侃来看他，刘师培有点感伤，说：“我们刘氏的家学恐怕要在我手里断送了。”
黄侃：“你在北大教书，还担心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哎，那些学生都不行。”黄侃：“那你觉着什么样的才行？”刘师培：“像你这样就可以了！”黄侃：“……”
第二天，黄侃用红纸包了十块大洋，来到刘师培的家里，磕头拜师。那一年，黄侃34岁，只比刘师培小两岁，也在那一年，刘师培病逝。
章太炎对这事不太满意，我也是你师父， 那我和刘师培岂不是平起平坐了？不满意其实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而是黄侃的学问并不刘师培的差。
黄侃说：“他的经学是真的很厉害哇！”
后来有个叫杨伯峻的年轻人想拜黄侃为师，也用红纸包了十块大洋。
刘师培
一个人的学问到底好不好，有时周围的人反倒说不清，挨得太近，容易看偏，离得远的人反而看得更明白。
有个叫吉川幸次郎的日本人在中国留学，喜欢琢磨中国的古书，某天琢磨到一处，半天琢不透，横看竖看，正看反看，还是看不通，只好问人。
问周作人，周作人一看，摇了摇头，说：“你去问胡适吧！”
问胡适，胡适一看，也摇了摇头，说：“你去问俞平伯吧！”
吉川就去敲俞平伯家的门，出来个小巧可爱的妇人，一看名片，回了三个字：“不在家！”
本来吉川不打算问黄侃的，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知道他骂人厉害，认识黄侃的人和他说，你去吧，保证不骂你，吉川就去了。
多年以后，吉川写了本书叫《我的留学记》，书中写道，当我说明疑惑，准备拿书出来时，黄侃却笑了，说：“这是宋人夹注。”意思是这话原来不是这话，是宋朝的一个人在旁边写了句话，后人却以为这是原来的话，竟然是个误会。
书还没拿出来，疑惑就解答了，吉川服得五体投地：“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
(吉川《我的留学记》)
对于出书，有的人看得轻，有的人看得重。看得轻的人，觉得出书是小事，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钱来了，名气也来了，至于能不能读，那都是读者的事。前段时间，国外一著名学术刊物撤下了107篇不合格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看得重的人，反倒不肯轻易下手。就像少林寺里的扫地僧，不急不躁，潜心修炼，看似平淡无奇，可一出手，便是招招致命，至于名和利，倒是其次了。这样的人太少，黄侃算是一个。
有人感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何其扎实，书读百遍，继而精思，始援笔为文，可言著作文章。
只可惜，命运的眼睛却是瞎的。黄侃一辈子都在捉弄别人，最后却被命运捉弄了，黄侃说：“三十岁前不撰文，五十岁前不著书。”
1935年的时候，黄侃因病逝于南京，年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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