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你知道降水概率40%是什么意思吗？

文 | 西闪

打开手机的天气应用，屏幕上除了气温，边上可能还会显示一行小字——降水概率：40%。是否有人认真想过，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位气象学家做过调查，答案花样百出。一些人认为，40%的降水概率意味着明天40%的时间会下雨。还有人表示，明天40%的区域下雨才是正确答案。甚至有人说，这就像一个民主投票的结果——6个气象学家说不会下雨，4个气象学家说会。

当然也有谨慎的人认为，40%的降水概率指的是，“在历史上具备这种气象条件的日子里，只有40%的天数会下雨。”即便如此，这个答案也不全对。实际上，降水概率的准确含义是，在发布这样的天气预报的日子里有40%的天数会下雨。也就是说，传统的天气预报是这样完成的：如果今天下雨，气象学家会查看天气数据库，与相似气象条件下的降水实例进行比对，从而预测明天下雨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单纯的统计方法，仍然谈不上精确。气象学家一直在寻找更精确的预测方法，最好是能开发出可以逼真模拟天气变化过程的模型，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度。然而当人们对概率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的时候，再准确的预报又有什么用呢？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有一位年轻的气象学家，负责运输业的飓风预警。他熟悉天气预报的知识，也懂得飓风危害和应急管理，但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来临之前，他却说服不了自己的母亲从新奥尔良撤离。

极端天气不是常态，淋一场意外的雨对普通人而言也算不上不幸。不过假如一张药品使用说明书上写着“服用此类药物的人，其性生活出现问题的概率是30%”，你又会作何理解呢？是30%的患者服用此药会出性生活问题，还是说一个服药者的30%性生活出问题？关键在于，必须搞清楚一个陈述中的“指代词”，即“具体指的是什么的概率”，否则得不到多少有意义的信息。

指代词如果不清楚，我们还会混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绝对风险与相对风险。假如一个医生警告你，口服某一类抗生素会使肌腱断裂的风险增加一倍，即100%，你该做何反应？正确的反应是，你应该问问他，这里的100%是跟什么比？也许他会说，是与口服青霉素相比。如果你继续问，口服青霉素导致肌腱断裂的概率是多少？估计他就答不上来了。实际上，医生口中100%的风险指的是相对风险，而非绝对风险。而据我所知，这一类抗生素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实际发生率为220万分之一，那么它带来的绝对风险肯定会非常小。

▲ 《风险与好的决策》中文版封面

因此，德国马普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吉仁泽（Gerd Gigerenzer）提醒，当我们谈论风险时，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了追问一句：这件事的绝对风险增加了多少？在《风险与好的决策》一书中他指出，恐怖主义正是利用人们面对风险的慌乱来制造恐惧的。本·拉登就曾兴奋地表示，基地组织只花了50万美元就让美国付出了至少5000亿美元的代价，也就是说他们每投入1美元，就有100万美元的回报。

但是和大多数专家的看法不同，吉仁泽不认为人们在概率和风险方面的无助是理性匮乏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与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观点针锋相对。后者把人类的决策机制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认为相较于系统二的理性特征，非理性的系统一的反应迅速，却容易犯错。吉仁泽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很不以为然。他的看法是，把错误归咎于非理性的大脑纯属偏见，理性也好，非理性也罢，都是人类的天赋，没有优劣之分，关键看是否用对了地方。因此他说：“人类并不愚蠢，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培养人们认知风险的能力方面存在盲点。”

要让人们具备认知风险的能力，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我们放弃确定性的错觉。人类讨厌不确定性，害怕未知，担心那里面包含着危险，故而希望，继而相信一切都是确定的。这种对确定性的过度需求是风险认知的最大阻碍，它导致人们想当然地把确定性与知识划上等号。殊不知，这世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些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些我们能够预测，还有一些，我们注定永远无法知晓。你或许觉得自己终有一天会结婚，但你永远不可能在你爱上某人之前就清楚自己的对象是谁。在谈到自己的丈夫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表示，没有什么能把他俩分开，十年之后他们依然是夫妻。五天后，他们就离婚了。

科学一直想把人类从命运女神的掌控中解救出来，并力图用因果关系来取代偶然性。命运女神的反击则是用偶然性侵蚀了科学本身。二者的争斗从17世纪延续至今，其间发生过所谓的“概率革命”，诞生了“驯服偶然”的概率论和统计学。然而，它们的较量永无止境，就像海浪冲击礁石，礁石斑驳，浪花飞溅。

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场命运与知识的对决中没有胜者。作为描述偶然性的工具，概率和统计应付已知风险差强人意，用它们来对付未知风险——也就是吉仁泽所说的“不确定性”，却有些勉为其难了。然而人们并不理会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他们利用数学从风险中牟取利益。获取的利益越多，人们越相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一旦遭遇不确定性，人们又会惊慌失措，并推卸责任。

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心理支配下，发生过很多可笑可悲的事情。有证据表明，为了迎合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求，在数据上动手脚的事情比比皆是。例如气象部门极少确切地预报降水概率为50%，因为这个数字会让人觉得模棱两可，难以接受。专家们会用四舍五入的办法把数据“调整”成60%或40%。有商业利益的气象频道更加离谱，如果实际预测的降水概率为5%，他们一般会改为20%，因为他们懂得受众的心理——相较于预报的真实性，人们更容易对意外耿耿于怀。如果预测一开始就把意外尽可能考虑进去，大家就不会责怪天气预报过于宽泛了。一位气象专家解释说：“假如预测是客观的，没有任何偏向，那么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 气象卫星

气象专家的顾虑不是毫无理由的。2014年，6名意大利科学家就因为对2009年拉奎拉（L‘Aquila）的地震做出了“肤浅而模糊”的风险评估被判过失杀人罪。很显然，如今的法律体系也明显滞后，跟不上如今这个杯弓蛇影的世界。

夸大风险，保护自己，逃避责任，这一系列消极的、防御性的心理和行为，背后有着十分连贯的逻辑。在《风险与好的决策》里，吉仁泽把这层窗户纸戳破了。除了演化中造就的，深埋在人类基因中的恐惧，文化也在风险认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据他统计，在很多国家，防御性的医疗行为已达到疯狂的程度。由于害怕惹上官司，美国医生通常不会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医疗方案。相反，他们会让就医的人做不必要的检查和不必要的手术。在美国每年会实施250万例毫无必要的手术，吉仁泽总结道：“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频繁地伤害公民的身体。”但是，这样的伤害不会负任何法律责任。当法网越来越密，律师越来越多，像这样的过度医疗，不仅发生在美国。

与逃避责任的逻辑相似，追求利益也会扭曲人们的风险认知。事实上很多企业，特别是制药企业很不喜欢简单直白的语言，而乐意使用复杂难懂的概率和统计。因为通过操弄数字，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好处。

在风险认知中，文化的作用几乎是全方位的。譬如一个法国人头痛疲惫，还有点儿消化不良，法国医生往往诊断为肝脏上的问题，这个让他放心的答案，换作一个美国人多半会心神不宁。德国人有同样的症状，德国医生通常认为是心脏的问题，就是有点儿血流不畅。病人会对这样的诊断很冷静，换作其他国家的患者却未必。美国医生针对类似的患者，得出的结论一般则是病毒感染，这个让德国人或法国人受不了的诊断，对美国人来说毫不困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病症源于外敌的入侵比身体内部出现问题要容易解决得多。可见，社会学习是风险认知的重要组成——别人害怕什么，你就会害怕什么。

▲ 《直觉》一书封面

那么，究竟怎样正确地看待风险，并做出成功的决策呢？吉仁泽的答案是“直觉”：一种基于经验的无意识的智慧。关于这个观点，《风险与好的决策》花了相当多的篇幅。不过我觉得，吉仁泽在这方面的写作比他之前的几本著作要逊色许多，尤其是他的《简捷启发式》和《成败就在刹那间》。后一本书的最新译本干脆把书名改成了《直觉》，副标题是：“我们为什么无从推理，却能决策”。然而在本书中有一部分精彩内容，是吉仁泽别的书上没多加讨论的，准备找对象的年轻读者都应该找来读一读。至于是哪一章，捧上书你就知道了。

原标题：当浪花飞溅，礁石不再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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