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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授权转载 作者：李迅雷
导读：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可能在于对确定性领域的追求和对不确定领域的回避。而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中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加工工业，处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较少。原因是什么呢？体制因素？并不全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被我们忽视的，就是
由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导致的投资偏好的不同。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被忽视的非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如在全球经济史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GDP总量稳居全球第一，似乎与政体的关联度不大。结合2015年初以来股市出现的奇异现象，探讨中国经济高增长原因中被忽视的因素。股市暴涨暴跌背后其实也隐含了国人的文化传承和思维特性，这与社会体制的关系不大，却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等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思维模式的不同造就中西方文明的分野
2015年6月份市场出现大幅下跌，政府高层及监管部门采取了多重救市措施，但市场依然出现了大面积的跌停。A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跌法，成熟市场这样情形很少见，这或许与国人的文化与思维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
本人曾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投资者为何爱讲故事不爱算估值》。股市在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只有25年的历史，但是中国股市发展非常快，
这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思维特性有一定的相关性
，即国人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较少，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便被民俗化了，增加了太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如福禄寿文化，
国人的股票交易的偏好源于对财神爷的膜拜，对于估值概念的模糊是因为形象思维过于发达，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偏弱。
如中国的绘画重在写意，不追求画中风景与人物和现实之间的逼真度。
举个例子。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喜欢绘画，有一次，他给画家们出了一个命题：“踏花归去马蹄香”，让画家按这句的内容体现出来。有的画家在“踏花”二字上下功夫，有画面上画了许许多多的花瓣儿；有的画家运思独苦，在“蹄”字上下功夫，在画面上画了一只大大的马蹄子，特别醒目。只有一位画家独具匠心，他的画面是：在一个夏天的落日近黄昏的时刻，一个游玩了一天的官人骑着马回归乡里，马儿疾驰，马蹄高举，几只蝴蝶追逐着马蹄蹁跹飞舞。可见，中国画的重心不在写实，而在于写意，在于表达一种意境和情绪。
其实，中西方绘画的起源都是一样的，如迄今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西部地区山上的岩画，其实中外都有岩画。西方的古典油画也是从写意绘画发展过来，但很快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它强调对象、光线、环境与视点的四固定，更加追求客观、写实和逼真，故称之为透视艺术。
图1 卢浮宫雕塑与唐朝仕女画
上面是两张对比图，一张是卢浮宫雕塑图，另一张是唐朝的仕女画，卢浮宫这尊雕塑真实度更高。两件作品的人物动作比较相似，主题都是表现女性优美的姿态，也都比较细致。唐代仕女图用蚕丝衣表达轻薄感，但在细节的真实性方面，卢浮宫的雕刻则更注重细节，水的波纹极其细致地雕刻在身上。这就是东西方艺术的差别。中国人重视美人意象的塑造，西方的表达形式则比较逼真，其细致、精确、逼真的风格逐渐演化成为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中国画则做不到。遗憾的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画等远古的艺术，都未能进一步深化、细化从而进步下去。再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和秦朝的兵马俑，这两个雕塑和陶俑作品的创作时间差不多，即公元前300-600年之间，不难发现，在公元前中西方艺术作品的细致性、仿真程度已经出现差异了。
从秦朝到清末，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就没有怎么突飞猛进过，观察2000多年的历朝历代的各种雕塑，似乎在雕刻工艺和技术上没有大的飞跃，都不是在追求细节的逼真。只有当西方的绘画、雕塑艺术和技能引进后，中国现在的绘画、雕塑水平才有了很大进步，所以说中国人追求的不是细节如何逼真，而是写意，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西方人从它的艺术到科学都在追求写实和细节的逼真度，如有人怀疑，罗丹的雕塑是从真人模特上翻制出来的。
为什么中国人爱讲故事，而西方人讲估值，同样可以从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区别等多个方面来印证。
再从文字起源看，无论象形、楔形文字还是甲骨文，都很难推断文明演进的异同；虽然目前中文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仍属于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联系，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是希腊字母孳生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希腊字母则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而腓尼基字母则是公元前15世纪在古埃及人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基础上产生的。可见欧洲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都是象形文字，但前者经历了多次创新转型，已经脱胎换骨，完全没有了象形文字的痕迹，语法、逻辑性、抽象性都很鲜明。后者原来没有系统的语法，没有标点符号，动词没有时态，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之分。
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影响投资理念
如果资本市场研究员们对A股的估值体系扭曲现象的长期存在的各种解释均不能令人信服的话，是否可以从中国传统思维的特性上来寻求解释呢？
在中国对外开放度比较高的今天，
中国人喜欢到境外参与博彩活动已为世人所知。
根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在2002-2011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上升至2691亿澳门元，九年增加了10倍，且2010年的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四倍。而在澳门消费的主体人群来自大陆。
喜好博彩，本质上是通过参与亏损概率较大的不确定性活动以期获得高回报，这与理性投资活动存在明显分野。
这一方面反映出国人对财富追求欲强过全球其他民族，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我们的思维特性？
因此，从文字的演进再结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实例，大致可以看出，
东方传统思维的特征大体是归纳能力强，逻辑演绎推理弱，辩证逻辑能力强于形式逻辑；注重局部与个案经验，忽视整体思维，缺少理论框架。从表意文字到写意绘画，再到如今给予新股、创业板、新兴产业或偏远地区上市公司较高的估值，这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呢？
给透明度高的企业低估值，给透明度低的企业高估值，给盈利模式不稳定的中小企业高估值，给盈利有保障的大企业低估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
当我们把西方油画与中国国画作对比时，也会发现，西方油画的写实犹如摄影作品，如实反映现状；而国画尽管非常美，但细看起来，画中的高低远近比例多有点失调和失真，尽管我们可以对国画的艺术风采和价值推崇备至，但这样一种写意的思维推广至非艺术领域，是否有益于该领域的进步呢？
至少我怀疑目前A股的估值体系紊乱与传统思维模式多少有点联系。
从追求长生不老药到期望刀枪不入，从大跃进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之后提出的各种赶超口号，都反映出“非理性预期（意愿）”在中国仍然有广泛的人文基础。
在股市上，则表现为A股市场上经常会给予那些八字还没一撇的公司很高的估值，而在H股市场上这些公司则备受冷落。
此外，即便A股投资者也会把市盈率和盈利增长率作为估值依据，但仅仅用这几个参考指标太少了，估值的精准度不够。
三、两大非体制性优势：交易偏好和勤劳
（一）中国人具有交易偏好的特点
中国的股市在短短25年时间内，已经扩张为全球市值第二大、交易量第一的超大市场。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房地产配置占第一位，65%左右，股市投资大概占3-5%左右，但美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中股票直接和间接合计要占3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5%，但中国目前的股票交易量居然超过美国了，从2015年上半年来看，整个沪深两地交易量超过美国的纳斯达克加上纽交所，说明中国偏好于交易，偏好于交易源于对财富的追求，这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历史传承去理解，还是容易解释的。
图2 全球代表市场换手率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WIND
上图中印度的换手率是非常低的。
中国股市按目前的趋势看，深市换手率可以达到700%
，印度孟买股市去年一年的换手率大概只有7%。
两个都是发展中国家，股票换手率差距竟然是100倍，这么巨大的差距，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在这上面就得到一个体现，即
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特别好换手，特别好交易，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对不确定性的博弈偏好都是极其相似。
当今的中国人的交易偏好不仅体现在股市上，其实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和内贸（如淘宝、京东等）也是世界第一的。
这是有历史渊源，如我们一直在宣扬的丝绸之路，中国在明清的时候对外贸易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中国对所有国家几乎都是顺差
，在鸦片战争前的150年间，中国由于大量的外贸顺差，使得全球生产的近一半白银流入境内，导致全球性的“银荒”，其中对英国的顺差最大。这导致最终的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你从它那里进口货物，但是清政府认为英国没什么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以严惩手段来对付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出口中国，最终引发了战争。
再进一步引申，中国的大量森林砍伐不是文革时期发生的，早在北宋就开始了，那是为了求生存，北宋人口多，但国土面积大量缩减，于是只好大量毁林造田。到了明清，就是因为江南广种桑树，可以养蚕，出口丝绸和换取白银，于是曾经茂密的森林惨遭砍伐。
可以看出中国早就有重商主义和喜欢交易的特性，财富积累是最大的追求。
目前我们的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出口占全球份额达到14%，股票交易量全球第一，这也是充分体现我们民族的特征。或许欧洲有基督教文化、中亚有伊斯兰文化，印度有婆罗门教文化，这三大宗教对这些民族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越东亚这几个儒家文化国家。
反过来讲，为什么印度未来经济增长不被我十分看好，也是由它的民族特性决定的。虽然它的人口增速超过中国，但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比如印度教认为，富裕与贫困是命中注定的，只能祈求来世改变命运，故低等级的人就不往高等级人居住区迁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穷，与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比较富有，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比较穷。
所以，中国社会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很一致，资源利用率较高，印度则相反。
另外，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第一等是婆罗门，如贵族和僧侣，第二等是刹帝利，即军人、教师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包括商人，故从事贸易的地位较低，印度教不主张贸易。所以印度外贸水平在全球只占1.66%、出口额可能只比中国的深圳多一点，而中国、韩国、日本、德国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却充分利用了资源禀赋，都是贸易大国、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
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未来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国人的勤劳可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
凡是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德国，其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水平，可它们都是制造业大国，对于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国家，并没有成为制造业大国，原因在于先天条件不足能够触发它的后天勤奋工作，中国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勤奋。
经济增长的非体制性因素中，中国有两大优势：一大优势如前所述——喜欢交易，而另一大优势是勤劳，这个对于中国提升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有利的。喜欢交易就要寻找最佳资源组合，获取利差，不断追求比较优势。勤劳则可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比如说矿产资源的不足、土地可耕面积的不足、气候条件的不足等。有关中国人勤劳方面的实例很多。
图3：各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上面这张图反映了各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就业参与率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比如美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其中有个现象，你会发现印度女性就业参与率基本是最低的，女性就业参与率只有27%。中国是从原先的百分之七十多降到63.9%，尽管如此还是最高的。
我们经常讲到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印度在这方面虽然人口红利很多，可就业人口很多，但是就业参与率很低，所以其人口红利也不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而中国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和就业人口的劳动时间，基本在全世界是最高和最长的。
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2.3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周是54.6小时，非流动人口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工作时间是40个小时，日本是41个小时，欧洲国家只有37个小时。
前面讲的中国人两大优势，一方面是勤劳，另一个是喜欢交易，包括实物贸易和金融交易都是非常活跃的。东亚文化中，喜欢交易的除了两岸同胞外，韩国人也喜欢交易，在中国的期货市场没有开设之前，韩国的股指期货曾经一度在全球期货交易各大品种市场中排名第一。
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民族，如韩国、日本、中国，还包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普遍共性是勤劳、勤奋、爱好学习和喜欢交易。东亚人的勤劳、勤奋，或与人均资源的匮乏有关，如日本土地的匮乏，导致他们的土地一直实行“长子继承制”，该制度执行了近千年，二战后才废除。由于家庭的土地只能传给长子，其他子女只有到外面去自谋出路，这就导致了日本历史上大量婴儿被虐杀的现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唯有勤劳努力，才能求得生存，才能占有更多资源。
而道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哲学，是追求长生不老。儒释道在中国已经充分融合，人们的人生哲学并不寄希望于来世，以福禄寿作为今生的最大目标。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中就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因此，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都成为了全球出口大国，这恐怕不是体制性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当
对资源或财富的渴求时，就必然使得整个民族积极参与各类的经济活动，实物贸易和金融交易就会非常活跃，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保持比较快的速度。
在一个没有明显的受宗教影响的地区，人作为经济动物的属性就会发挥的淋漓尽致，更符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有关定律，我觉得整个东亚文化有它的共性。
（三）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的挑战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华民族有不少劣势，这也就导致了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拉大。我认为，
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我们两大劣势是：一是系统思考能力不足，二是功利性过强。
首先，中国经济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规划的“短视现象”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路总是反复修挖，很多高速公路宽度不够，需要扩宽；纽约地铁双向四车道，京沪高铁比纽约晚建那么多年，为何只有双向二车道？是中国人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只救当务之急，还是因为我们思维的缺陷：逻辑思维中的逻辑链不够长，系统思考能力缺乏？现代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要求着眼于长远，系统性、全面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的顶层设计。
我们往往是喊着顶层设计的口号，却做着摸石头过河的事。
其次是功利性过强问题。中国人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往往达到一个非理性的程度。
以股票的换手率为例，日本它在90年股市交易最高峰的时候，年换手率只有100%，而台湾股市的交易量在90年的时候，竟然是纽交所和东京交易所的交易量之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和台湾地区的换手率在全球排名分居第一和第二，两岸民众都如此偏好交易，足见我们还是同宗同俗，都有一样的偏好。另外，可以看到德国的股票换手率也是比较低的，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很少。在过去10年中，德国的股民数量是减少的，德国股民人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这一比例在英国为23%，美国为25%。
虽然它们的经济都是非常发达的
，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民族在股票交易或参与博弈方面，都不像中国人这么有兴趣。对不确定性的交易偏好，或反映了民族的逻辑思维特性。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可能在于对确定性领域的追求和对不确定领域的回避。凡是都是有利有弊，若这两个民族过于热衷交易，在其他方面就会失去一些。
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中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加工工业，处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较少。
日本和德国恰恰在高精尖上都是强项，高精尖技术都是令世人瞩目。如德国提出的工业4.0，日本的机器人发展，非常有前瞻性。包括以前的造船工业、汽车工业、家电电子行业等，它们都是领先的。
尽管中国发展经济的优势是充裕的劳动力和勤劳，中国制造对全球的市场影响、在市场中所占份额的优势让人惊叹。但当我们具备大量的复制能力的时候，产能过剩也伴随而来。和几百年前一样，复制所获取的利差非常薄，中国百年前的盈利模式是否还能持续百年？在以财富为人生第一追求的普世观影响下，要潜心做研究，做技术就很难了。我们什么领域都会涉及，但都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这一特性，过去1000年没有变化，今后一百年能不能改变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历史中，学而优则仕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民间，因此，中国的科技一直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直至今日，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成绩一直较差，远不如韩国、日本、德国等。目前大学生已经明显过剩，但依然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念大学，成为白领、坐办公室。而工业产业升级所需的技工却明显不足，因为技校的学生往往是无望考取大学或上不起大学的。
单纯从人均GDP过万美元这个角度来讲，跨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00美元人均GDP这个门槛，应该是早晚的事。但问题在于，怎么能够在全球取得强国的地位。现在之所以12700美元左右作为步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因为全球只有占整个人口20%左右的国家被纳入其中。中国一个国家人口占全球比重就接近20%，如果也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让其他原本是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变为倒退回中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吗？因为高收入人口超过20%，那就要对高收入的标准重新定义了。
四、四大流动性优势：人口流、货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
流水不腐，流动创造价值。
人口流、货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这四大流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只要这四大流动性保持全球领先，则中国经济引领全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首先看中国人口的流动性。
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人口现象。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就成为必然。中国有句老话说，人多力量大。确实，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期GDP规模就一直是全球第一，最多时甚至要占到全球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大约有过几次人口暴增，其中一次是北宋，人口增长到1亿，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如稻谷种植从单季稻变为双季稻；另一次是清朝，这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有很大关系，美洲的土豆，红薯，玉米三大耐寒、耐旱又高产的粮食作物在明末传入中国，清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人口增长到4亿。第三次是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之后至今的60多年和平时期，这与医药和医疗水平的大幅提高有关，使得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和出生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